张锳（1791—1856），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知县来黔，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清明廉洁、勤于政事、兴学育人著有治绩，升黎平知府。二十一年（1841）署兴义府知府，升遵义府知府、贵西道道尹，未久，要求还任兴义府知府。咸丰五年（1855）升贵东道道尹，翌年病逝于任上。

        明中叶，张瑛先辈是世居山西洪洞县人氏，由于明末兵荒马乱及旱灾、蝗灾，迁徙至河北南皮县东门印子头，称为东门张氏。始祖张端任繁昌县荻港巡检。张端的儿子张淮于明正德年间考中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张锳以上三代为官，却以清廉在当时小有名气，但其曾祖、祖父、父亲都仅官止于知县，因此始终处在官僚体系的中下层，在传统社会里，还算不上豪门显宦。嘉庆十八年（1813）张锳中举，之后六次参加会试不中，后以大挑（清乾隆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第的举人，国家挑取优等的用做知县等职，意在给举人开拓出路，六年举行一次）录任。清代任命简派官吏，照例是不许在原籍任职的。道光六年（1826），张锳以“大挑”选中来黔，录派补授为贵州安化知县。

       道光七年至道光九年，张瑛任清平、德江知县。这几年中，贵州省西北部的威宁州区域，多股匪徒各自占山为王，经常下山掠夺粮食和财物，民不聊生。威宁州从道光三年至道光九年六年间，就调任了五任知州（司为善，四川巫山人，道光三年任；严昌钰，浙江归安人，道光五年任；谭骧，湖南邵阳人，道光六年任；李鸿卓，江西南城人，道光七年初任；刘宝箴，山西洪桐人，道光七年底任。），这六年中，匪患不断，这些知州不是屁股没坐热就请辞，或是谈“匪”色变，虽然配合总兵多次搜山剿匪，但只攻下部分匪寨，抓到的只是匪卒，结果土匪骚扰始终未断绝。州县官吏也换掉几任，但是，始终力不从心。就在这危难时刻，道光十年初，张锳因工作能力强，处置事情果断而从德江调威宁州任知州。张锳到任后，深入实地了解匪情，及时把详情报告云贵总督，云贵总督既而上报朝廷，经与兵部商议，重用苏勒芳阿（镶红旗满洲人，道光八年八月任威宁总兵一职，道光十三年升荆州将军）为剿匪总指挥。苏勒芳阿不负众望，不顾气候恶劣，匪徒设伏，深入山区村庄观察地形、了解村情民意。通过周密踏勘，他了解到威宁州辖区山高路险，河沟交错，水流湍急，又邻近川滇边界，民族杂居，匪情复杂。苏勒芳阿一方面加紧操练兵士，另一方面密切配合知州张锳探讨剿匪方略，还经常与老兵卒商议办法，倾听他们的见解。三个月后，一股匪帮在女儿姑等地抢掠，苏勒芳阿闻讯后立即率兵出击。这次他听取士兵们的建议，当即谋划，没有直接去肇事地点去捉拿匪徒，而是绕过山涧，径直冲向匪徒老巢。进山后，山路险陡，他们就弃马步行攀山，苏勒芳阿适逢青壮年，翻山越岭，沿桥涉水，比得上当地的年轻士兵。当他们逼近山寨时，发现守寨匪卒疏于防御，苏勒芳阿率兵杀入寨门，匪徒小头目凶猛顽抗，当场被杀死，少数匪卒逃出山寨，余者均被擒拿，一把大火焚烧山寨，苏勒芳阿有意放匪徒逃走去报信。果然，出来扰民的匪首，远远看见山中蒸腾的烟火产生疑惑，又见逃出来的匪卒喘息而哭诉，立刻大怒，仓促率众匪反攻，这恰恰巧中了苏勒芳阿的埋伏，捉拿到匪首立即斩处，众匪卒吓得跪地连连叩首，个个乞求饶命，苏勒芳阿当场训斥，释放他们归家务农，不准再走歪道。此举惊动整个山区地域，各土匪寨不敢轻易下山扰民，而在山里种黍。一听说苏勒芳阿率兵巡山，众匪头目都纷纷躲避，他们知道：只要被擒住格杀勿论。对那些在山上改邪务农的匪卒，苏勒芳阿均不追究。清道光十一年，威宁总兵苏勒芳阿因故回北京卸任，云贵总督阮元欲将此重要职务委周景魁接任，即将推荐文本上疏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准允周景魁任威宁总兵职位，朱批御旨授予兵印，加封周景魁为正六品官爵，享受朝廷蓝翎侍卫的待遇。并在其家乡集贤街建立石牌坊，赐名“冠英”以示表彰。周景魁就任威宁縂兵以后，黔西北数十年中，社会平定，民众生活安宁，当地人颂扬其有“古将风度”，家乡族人则尊称其为“武侠爷”。

       道光十三年（1833），张锳由政绩突出从威宁州调任贵筑知县，十六年（1836）任榕江通判，十七年（1837）任安顺知府，十八年（1838）任黎平知府，十九年（1839）任遵义知府，二十一年（1841）任兴义知府。咸丰四年（1854）升贵东道，六年（1856）病逝于任上。在贵州为官长达30年。 [1]主要成就播报编辑张锳先后任兴义府知府10余年，培修招堤风景名胜，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墓，开辟府城通广西的驿道，主修《兴义府志》，政绩卓著，尤以兴学育人受到社会广泛称赏。见府城珠泉书院破败不堪，便率先捐廉俸银1000两，倡导士绅捐银2000两，重建书院，并更名桅峰书院，所余银两用于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和增建城乡义学。兴义府试院规格狭小，房屋倾圮，张锳自捐廉俸银1000两，并向府属各州县劝捐银30800两，亲作规划设计，选派得力士绅管理，严格监督施工，一年多时间竣工，新试院规模宏阔，建筑精良，时称“甲于天下”。还用节余的银两为前来应试的学子添置一应用具，受到合府学子的称赞。桅峰书院藏书寡少，张锳一面将自己携带的书籍千余册献出，一面捐资、集资派人到贵阳、成都、广州等地购回一批书籍，使广大学子求知欲得到满足，知识面扩大。张锳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桅峰书院执教；听政之余，他常到书院与学生谈学论艺，并亲自评阅学生课卷，鼓励诸生无论在培养品德、操行上，还是在钻研学业上，都应相互切磋砥砺，取人所长，补已所短。张锳还经常训示随其到兴义府求学的子侄张之洞、张之渊、张之清，要求他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要与府学诸生友善、互学。在张锳的不懈努力下，兴义府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的有官到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民间称为“旷古未有”。

        张锳先后任兴义府知府10余年，培修招堤风景名胜，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墓，开辟府城通广西的驿道，主修《兴义府志》，政绩卓著，尤以兴学育人受到社会广泛称赏。见府城珠泉书院破败不堪，便率先捐廉俸银1000两，倡导士绅捐银2000两，重建书院，并更名桅峰书院，所余银两用于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和增建城乡义学。兴义府试院规格狭小，房屋倾圮，张锳自捐廉俸银1000两，并向府属各州县劝捐银30800两，亲作规划设计，选派得力士绅管理，严格监督施工，一年多时间竣工，新试院规模宏阔，建筑精良，时称“甲于天下”。还用节余的银两为前来应试的学子添置一应用具，受到合府学子的称赞。桅峰书院藏书寡少，张锳一面将自己携带的书籍千余册献出，一面捐资、集资派人到贵阳、成都、广州等地购回一批书籍，使广大学子求知欲得到满足，知识面扩大。张锳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桅峰书院执教；听政之余，他常到书院与学生谈学论艺，并亲自评阅学生课卷，鼓励诸生无论在培养品德、操行上，还是在钻研学业上，都应相互切磋砥砺，取人所长，补已所短。张锳还经常训示随其到兴义府求学的子侄张之洞、张之渊、张之清，要求他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要与府学诸生友善、互学。在张锳的不懈努力下，兴义府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的有官到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民间称为“旷古未有”。

        据《东川府志》记载，早在乾隆六年，云贵川三省就开始规划建设从寻甸——威宁——镇雄——南广——北京的经济交通运输线，运送寻甸、威宁丰富的铜矿。乾隆九年至十年，云南总督和四川巡抚都奏请开通罗星渡河道以运输京铜，但到乾隆十年才正式开通，云南总督张允随上奏：“开修罗星渡河道工程，业已告竣，铜舟毫无阻碍。”（《清高宗实录》卷229至卷243记载）。此后，这条经济交通运输线年年被洪水冲断，年年复修。张锳到威宁州任知州后，除调集总兵平复匪患外，十分重视道路交通建设。威宁铜矿储量为贵州之最，要把铜矿销往中原，让铜矿为威宁人民带来财富，首先必须经济交通线的畅通。据《滇南矿厂图略》卷2载，从云南寻甸州至贵州威宁州多出桥道，此路“砌石不便行车，土路易于塌陷，旧届五六年请修一次”。道光十年秋，张锳召集矿主捐资“修云南寻甸州至贵州威宁州运铜桥道”。此路有的路面宽达6米，可以用牛车运铜。《自滇至京水陆里程》记载：此线沿途几多偏僻小村都有客栈，还设有铜店。这条道路取乌撒入蜀旧路到威宁后，经高枧槽、阿箕车、菩萨塘、桃园共5站到镇雄，然后经古芒部、雨洒河、花蛇岭、中村经四川珙县洛亥到罗星渡5站，从罗星渡（今珙县罗渡）沿南广河水路5站到经木滩、赞滩、南广硐，再沿长江3站到泸州。计从威宁州到泸州18站。此路山高水险，以前并不当大道，特别是南广河滩险十分多，但据记载“凡运铜陆路险窄处岁修之”，修治后“不特铜运得济，滇民往来，亦有裨益”。到安龙任职后，张锳见这条通往广西的石路，险狭崎岖，人马难行，于是倡议捐银2000余两，主持修筑安龙城至南盘江边坡脚的驿路。两年后，道路建好，可直通广州。

        张锳出身寒微，经历坎坷，颇知民间疾苦和政治流弊，在贵州任职时，为官勤政，廉洁奉公，政绩突出，严格要求属吏，不许苛扰百姓，治盗安民，维护社会安定。除开修驿道，奖励农商外，还倾心于教育事业。他到哪里任职，家就随迁到哪里，表示以此为家，为百姓造福。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锳升任兴义知府。上任的头一年，他见旧试院远在城外，破烂不堪，加上生童往来辛苦，便与府属各州县商议，就近择地另建新试院。他率先把自任知县以来的全部俸禄积蓄1000两白银捐出，并倡导各开明绅士、开明商人集资的30800两，还积极奔走呼吁，亲自组织工匠建设。第二年底，由其亲自主持重修的兴义府试院落成。新试院规模宏大，布局精巧，共有房舍209间，仅魁星阁后面两侧的号舍，就可坐千余人。不少外地官吏参观后，赞不绝口，称其“甲于天下。”新试院建成后，张锳又筹银1500两，扩建珠泉书院。还拨出一部分公田出租，用租金解决学生的灯火费、试卷费和教师聘用费，深受当地百姓称赞。又拓建府属，增修府城西、南二门及拱极亭。道光二十二年，筹银1000两，贷与广商生息作乡会试费，同时捐俸银1000两，在府城东、西二门办义学两所。

       张锳在贵筑任职时，其子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于1837年生于兴义。张之洞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为了光耀门庭，他把在南皮张之洞叔伯弟兄张之渊、张之清等接来兴义，一方面是与之洞伴读，另一方面是好同兴义的青年学子们集中培训。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桅峰书院执教；听政之余，他常到书院与学生谈学论艺，并亲自评阅学生课卷，鼓励诸生无论在培养品德、操行上，还是在钻研学业上，都应相互切磋砥砺，取人所长，补已所短。有时，张锳亲临学堂，教育青年学子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府学诸生要友善、互学。张之洞幼年时的老师，也是一批饱学之士。据史料记载，张锳先后重金聘来“学养深厚，授课有方”的附生员何养源，拔贡生曾搢之、附贡生张国华、举人黄升之、举人王可贞、进士敖慕韩、举人张肖严、举人赵斗山、翰林院侍读了诵孙、进士童云逵到府试院执教。其中张国华，是当时贵州有名的诗人，曾主讲贵山书院。而敖慕韩与童云逵，也是从全国的进士堆里挑选出来的。对儿子张之洞的教育，张锳反复叮嘱各位老师，请各位老师格外关照。因为之洞幼年丧母，沉默少语，性格内向。在各位先生的悉心关怀下，之洞的学业长进很快，9岁时就读毕了四书五经，10岁开始学着写诗和作文。父亲为他制定的家法是“俭约知礼”，为他延请乾嘉老辈做老师。因为黔省僻远，又让人从通衢买来几十箱书籍。放在他的书斋里，留作课外阅读。11岁那年，官学老师敖某要试试张之洞的诗文，自己先写出了一首古风，命之洞和之，之洞提起笔稍一默诵就成了。父亲看后竟大喜过望，斟满杯酒让儿子饮。据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那官学老师的儿子拿着刻有张之洞那首处女作的集子去拜访他，之洞饶有兴致地向左右忆述着当时写诗的情景，说：“先父不只让吾饮酒，还将他平日喜爱的砚台奖给了一方。”

       张锳为读书人“添灯油劝学”的故事，也很让人感动。相传在道光年间的安龙城，每天夜里到了交更的时候，就有两个差役从知府衙门中走出来，前面的一个提着灯笼，后面的一个挑着桐油篓，沿着大街小巷游走，只要见到哪户人家亮着灯光，并有读书声，两人便会停下来，高唱一声：“府台大人给相公添油啰！”等读书人开门后，后面的一个差役便放下油篓，取出油筒，再从油篓中舀出清亮的桐油，倒进这个读书人的灯盏里，并补上一句：“府台大人祝相公读书用功，获取功名。”随即又向另一户亮着灯光、有读书声的人家走去。就这样，每晚给安龙城里的读书人添灯油，张锳前后坚持了13年，不管天晴下雨，夜夜如此。当地百姓都知道，这是知府张锳对读书人的厚爱、关照，于是更加发奋学习。这以后，安龙不断有人参加府试、乡试和会试，其中景其浚，在1852年（咸丰二年）还考中进士，先后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陕甘、河南、安徽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在张锳的不懈努力下，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的有官到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民间称为“旷古未有”。

        张锳出身寒微，经历坎坷，颇知民间疾苦和政治流弊，在贵州任职时，为官勤政，廉洁奉公，政绩突出，严格要求属吏，不许苛扰百姓，治盗安民，维护社会安定；同时开修驿道，奖励农商；积极编修府志，支持篡修《遵义府志》，继而奋斗13年，创修《兴义府志》74卷；兴办教育，建兴义府试院，重建珠泉书院，“劝捐”建册亨书院、普安盘水书院等；重视文物，扩建安顺文庙，培修招堤风景名胜。张锳善书法，在安龙的兴义府署、兴义府试院、十八先生祠堂、省耕亭、拱极亭等处留下了许多书法楹联作品。同时积极编修府志，支持篡修《遵义府志》，继而奋斗13年，创修《兴义府志》74卷；兴办教育，建兴义府试院，重建珠泉书院，“劝捐”建册亨书院、普安盘水书院等；重视文物，扩建安顺文庙，培修招堤风景名胜。张锳善书法，在安龙的兴义府署、兴义府试院、十八先生祠堂、省耕亭、拱极亭等处留下了许多书法楹联作品。

        又譬如，张锳特别喜欢荷花。他在招堤遍植荷花，就与其从政生涯，政治抱负有关。晚清的官场，污浊一片，要像荷花一样虽身陷污泥、却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气韵，他只好把种植荷花当作一种精神来寄托。

      晚清的官场，污浊一片，要像荷花一样虽身陷污泥、却能保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气韵，他只好把种植荷花当作一种精神来寄托。张锳常用青莲自比，时刻警醒自己“濯污泥而不染”。从老家南皮到黔地任职，每每风餐露宿，带的只有几箱书、几盆荷花，随从只有家眷和贴身卫官。 张锳自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入黔补任知县以来，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廉洁、善听讼、严治盗等知名，升古州同知时，道光帝曾引见，特赐独对。正是通过年年到招堤观荷赏荷，张之洞提升了自己的才情，寻找到人生的真谛。据史料记载，在污水横流的晚清官场，他是十分清廉的。

        道光十年（1830）辗转一周到威宁上任后，首先在县衙门外（今农业局处）的堰塘栽上荷花。据传，一日，张锳陪同同僚游凤山寺，见一群轻薄少年调戏一年轻女子，张锳就上前呵斥到：“尔读圣贤书，……何以挂名威宁人？”骂得这群轻薄少年“面如死灰，僵立道左”。对一些品行不端的官吏，张锳痛批道“此辈结党营私，朋求进取，以同异为爱恶，以爱恶为是非。势孤则攀附以求援，力敌则排挤以互噬。翻云覆雨，倏忽万端。应昭然于世严惩，以儆效尤。”《贵州通志》评鉴，张锳为人“刚介鲠直，不阿上司，在清代的贵州，是堪比胡林翼的“一代名知府。”俗言对官吏的评价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张锳到威宁任职的第二年，准备回老家过年，除了带点威宁的荞酥、火肘外，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带回老家犒劳乡亲。于是，他与东门一孙姓商人说：我屋里的箱子随你挑，换1000两银子。”，这位孙姓商人选最大最重的一箱相换。结果是张锳事先设计好用砖头装满的箱子，事后这位孙姓商人上了当还不敢说。这一故事又原封原样的传给其儿子张之洞。据史料记载，在污水横流的晚清官场，张之洞十分清廉。由于喜欢古董字画、接济远近亲友、支持“新政”，他经常囊中羞涩，不得不把家中的东西拿出去典当，在《张之洞经世谋略》一书中，曾讲到这么一个故事：他任湖广总督时，武昌的大当铺有个规定，即凡是总督衙门的皮箱，不管里面装什么东西，都可以当200两银子，只需按箱子的数量付钱，开春后再由总督府拿银两赎回箱子。有一年，张之洞缺钱过年，就找来9个箱子，在每个箱子中装满砖头，让仆人抬到当铺当了1800两银子，总算度过了年关。一个堂堂总督竟然“混”到这种地步，由此也可见其清廉了。 

       道光二十三年，捐俸银千余两增建义仓一所，筹款补足仓粮缺储，4年间储谷达两万余石。城郊名胜招堤年久失修，张锳将堤加高5尺，在堤侧遍植荷花，又在金星山建半山亭。府城为黔桂边区商业重镇，而通广西道路石径险狭，崎岖难行，锳集资银数千两，雇工修竣，使府城“远通羊城，近达象郡，贾商辐凑，货物骈臻。”锳又改建珠泉书院，将明十八先生祠移建于试院东侧，增建亭台楼阁，广植奇花异卉，俨然江南园林，道光二十九年，擢贵西道尹，不久请还任兴义府。锳自来兴义府，即以篡修府志为己任。为节省经费，既不设局，也不劝捐。先召集府属各州县士子十余人广征资料，出藏书万卷，博考篡辑；复采访父老、绅士，始篡为初稿。而后，先后聘请江苏学者朱逢甲和湖南宿学、修志家邹汉勋来郡协修，共定义例，删繁去冗，拾遗补缺，经13年始勒订成书，共74卷百万余言。因资费告乏，锳捐俸银2000余两付印。锳作序云：“甚矣其难也，锳之心力瘁于此书矣！”。

咸丰四年（1854），新城涂令恒、冉秉成率农民起义军攻府城，安义镇总兵先率镇兵从征遵义，锳组织团练千余人防堵。时太平天国烽火燎原，锳推行变通保甲法，饬各州县仿戚继光练兵。五年，锳擢贵东道，在黔南各地指挥镇压起义军。六年，病逝于军中。1855年9月，贵定、龙里等县苗民起义，各地起义军相互呼应。贵州巡抚在咸丰的严旨斥责下，东求西告，调集贵州军在川、滇、桂等省清军的配合下，向起义军进扑。张锳也受令率兵向贵定进发。戎伍之中，历时三载，披寒暑、蹈瘴疠，为清政府立下汗马之功，由于积劳成疾，在征战中于1856年8月25日（咸丰六年七月廿五日）死于病。张瑛捐俸银1000余两，增建义仓一座，解决仓储不够的难题，四年间储备稻谷达2万多石。见招堤年久失修，张锳带领民众，将大堤加高五尺。同时又扩建荷池，种植荷花，还筹资在金星山上新建一座半山亭。其实，早在张锳任兴义知府的144年前，招堤就已存在，但仅仅是一项单纯的水利设施，张锳带人大面积种植荷花后，这里才真正形成一个风景区。“招堤十里荷花”胜景的打造，张锳功不可没！十八先生的高风亮节，常为张锳所仰慕。为此，他决定改建“十八先生祠”，建成后，有祠门、敬业堂、流芳亭、怀清亭、享堂、正祠、多节亭、净香池等，形成一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张瑛呕心沥血十三年，主持纂修《兴义府志》，是一个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极强的官员。出于对兴义府属各州县的热爱，他立志要为当地人留下一部拿得出手的志书。为节省经费，他不搞捐资，先发动各州县士子名人广征资料，查阅藏书上万卷，采访父老数百人。后又聘请江苏学者朱逢甲、湖南著名修志家邹汉勋前来协修，终将74卷、100余万字的《兴义府志》完成。不料后来无经费了，张锳只好又捐出俸银2000余两付印成册。他在该志序中写道：“甚矣其难也，锳之心力瘁于此书矣！”可以告慰他的是，几十年后，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将值得称道的清代方志列举了104部，其中就包括《兴义府志》。如此看来，《兴义府志》也称得上是一部全国名志了。“家父作楷模，儿辈尽效之。”张锳的以上政绩，件件众口称道，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影响着张之洞幼小的心灵，使他从小便知道：只有像父亲那样为百姓多办好事、实事，自己今后才能无愧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去干出一番大事业！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扼杀自成起义军建立的政权，明朝江诸王曾先后建立起4个政权，以图恢复明室，又相继被清军所灭。1646年，一批明朝遗臣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于广东肇庆，次年改元永历。永历政权建立后，调动南方各省明军抗击清兵南下，但在清军强大攻势下，颠沛流离，亡命于粤、桂、湘、黔四省。1646年，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在安龙一住四年。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牺牲后，遗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部将统领，并确立联明抗清大计方针。1652年2月，孙可望遣兵迎永历帝入居安龙。李定国率师东进，与清军浴血奋战，军威大振，迫使清廷曾打算与之议和。随着抗清斗争的节节胜昝，孙可望逐渐滋长称帝之心，后挟永历朝廷以自重。永历帝如坐危城，欲召李定国统兵入卫，于是与朝臣合谋，不料谋泄，孙可望遣将至安龙问罪，将吴贞毓、张禄福等18名朝臣下狱、杀害，史称“十八先生之狱”。十八人殉难后，其家属及安龙百姓将他们合葬于城内西北隅天榜山下。永历十年(公元1656年)正月，李定国由广西至安龙为十八人垒墓，建庙于马场。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朱由榔移居昆明，遣使赴安龙为十八人树碑(此碑于1980年修墓时始出土)。碑镌“明十八先生成仁之处”九个大宇，由朱由榔亲题。至此“十八先生”之称便流传下来。十八人的姓名、职官及死难事，系由通政使尹三聘题写。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张镁重修十八先生墓、祠。张之洞撰《吊十八先生文》。

张锳之子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出生于贵阳六洞桥。

        张之洞自幼聪明好学，7岁时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12岁写成《半山亭记》，完成了名为《天香阁十二龄草》的诗文集，13岁始回河北原籍应试，考取秀才；15岁时赴顺天府乡试中举人第一名，成“解元”；26岁考取进士第三名，成为“探花”。曾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光绪初年出任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调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后入京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清代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著有《张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名噪一时。

张之洞无论到哪里做官，都把养育过他的安龙搁在心上。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他擢升大清朝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这是他事业走上最高峰的时候，也是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当得知兴义知府陈鸿年要将文峰书院改为兴义府中学堂，同时还要创设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初等小学堂两所，他马上捐出一笔资金建校，并捐赠一批教学仪器和5000册图书，人挑马驮运到安龙。考虑到安龙师资力量缺乏，他还致函兴义知府，及早选送10名优秀青年赴武昌两湖书院培养，所有经费由他捐助。清道光十七年（1837），张锳之子张之洞出生于贵阳六洞桥孔明洞侧（今贵阳市博爱路一带），故取名“之洞”，乳名官保。襁褓中的之洞生性爱哭，只有母亲朱碧筠的琴声才能使他安静下来，并露出笑容。父亲张锳说，这是胎中常听琴瑟之鸣的缘故。朱碧筠系广西桂林人，出身名门（其父朱绍恩进士出身，官至四川邛州知州），聪颖贤淑，喜棋诗画，特别擅长弹奏古琴。之洞在母亲的琴声中长到四岁，不幸母亲病逝。之洞收获母亲遗物就是那架母亲心爱的琴。从此，之洞只要一想母亲，就会抚琴凝思。母亲的遗琴一直伴随张之洞一生。朱碧筠死后，张锳没有续娶正室，之洞由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未生育，视之洞为己出，给他无微不至的关爱照顾。魏氏喜爱四季常开的月季花，常常将亲手盆栽的月季摆满之洞的房间。受养母的这种喜好熏陶，之洞也酷爱月季。张之洞母亲去世那年的正月十八日，张锳吩咐仆人在客厅摆下香案，备好酒席。时近中午，仆人领着一个年约四十岁，衣着青布长袍、风度儒雅的人来到客厅。这个人就是张锳为张之洞请来的家塾教师何养源，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他从三字经教起，每天教20个字，之洞念过三、四遍即能背诵，不到一个月，基本上三字经就背完了，何先生称他为神童。一天，张锳公余来到书房，让之洞把《三字经》背诵一遍，见背得轻松如流；又从书中选出一些字写在纸上，让张之洞认读，之洞一一确认不误。张锳这才捻着胡须不胜欣喜地勉励道：“好，好！跟着何先生好好学习！长大成才，为家争光，为国效力。”转脸又对何先生说：“我虽略通文字，之洞这孩子的聪颖，强我十倍。先生博学卓识，执教有年，还望先生对之洞严加训诲，培养成人。”何先生喜悦地说：“是啊，是啊，之洞确是难得的好学生。我正想同您商量一下，以后该如何教他呢！说罢，便和张锳商定教之洞读《论语》，学描红。之洞听到父亲和老师的夸奖，脸上露出矜持的笑容。他对父亲的嘱咐，虽不全明白其中含义，但父亲殷望他读书的话，却已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平添了一股思学若渴的力量。何先生写了一篇方寸大小的赵体字，让之洞套在宣纸下练字。时间不久，又改描写为临摹。之洞兴趣盎然，勤摹苦练。同时，他对读书苦求甚解，读《论语》时，对章节字句，必弄明白才算完事。何先生对其聪明好学、务求甚解的精神极为赞扬。张锳也为其子长进之快欣喜不已，越来越偏爱这个儿子了。读完《论语》，又开始读《孟子》。之洞读书的速度，越来越快。白天，他在家塾听先生讲课；夜晚，便秉烛夜读。困倦难耐时便伏案而睡，醒来又接而复读。养母魏芷香对他极其慈爱，陪坐在身旁，看着他在烛影摇曳里那清瘦的脸庞和专注的神态，听着他那如歌似曲一样抑扬动听的朗诵，心中便涌起一种爱怜和殷望的感情。炎炎夏日，她给之洞摇扇纳凉，驱赶蚊虫；漫漫长夜，她给之洞披衣送暖，端上夜餐。她用全部身心抚慰着之洞，也把一生寄托在他的身上。

经过五年孜孜不倦的苦读，之洞九岁就读完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十九卷“四书”和《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作。不久，他又读完了《周礼》《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四部书。到此，科举制度规定的教科书，他已全面读完，结束了家塾生活后进入府学继续攻读。府学紧挨府衙，是张锳为官吏的子弟读书而修建的。府学庭院宽敞，轩明窗亮，院内古木参天，翠竹丛生，假山峻石叠趣，溪水清漪缠绵，环境十分幽静。被延请到府学执教的，都是名冠府地的饱学之士。在府学，张之洞开始学习写诗和作文。11岁所作《半山亭记》，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名噪一时。其云：“万山辐凑，一水环，雉霅罗，鳞原星布者，兴郡也。城东北隅，云峰耸碧，烟柳迷青，秋水澄空，红桥倒影者，招堤也。绿堤数量，蒹葭苍苍，有阁巍然峙于岩畔者，魁阁也。穿绿阴，梯白石，禅房乍转，画槛彻通，石壁一方，茅亭三面者，半山亭也。作亭者谁？吾家大人也。翠萝红蓼，罗列于轩前，竹榭茅檐，欹斜于矶畔，太守之意，得之半山，而志以亭也……。”全文刻于招堤半山亭。12岁时完成了诗文集《天香阁十二龄草》。

        张锳看张之洞小小的年纪即掌握了许多人终生难以学好的课程，心中自然高兴，便思量让之洞早些参加科举考试，而想到自己六次会试皆不中，最后又大挑才走上仕途，又不由得迟懔然生畏。于是，他重礼请来了一位作八股文的名士，专门为张之洞授业。这个人就是贵州独山府署理知府韩超。韩超是道光甲午年的进士，直隶昌黎人，秉性沉勇慷慨，人称血性奇男子，与张锳交谊很深，听说张锳请他教导神童张之洞，很乐意培养这位奇才，便一口答应。韩超只教了之洞两个月，就见之洞学业日见精进，心里十分欣慰。一天，张锳从书房取来一方古砚，对之洞说：“这方竹节砚，是你祖父在京城任四库全书馆誊录时，纪文达公纪晓岚赠送的。这是宋代的旧物，上面有竹节一样的纹理，极其罕见，故而叫做竹节砚。这铭文，是纪文达公亲手刻下的，异常珍贵且不说，铭文讲了做人的道理，你长大了就会懂的。这可算是咱家的传家宝，你祖父传给了我，我再传给你，你将来再传给后代子孙吧！”

之洞细看那数行砚铭，写的是：

介如石，直如竹。

史氏笔，挠不曲。

笋不两歧，竽无曲枝。

孤直如斯，亦莫抑之。

其断简欤？乃坚多节。

略似此君，风规自别。

——纪晓岚识

道光29年（1849）秋天，13岁的张之洞在老家人张喜的陪护下，启程从贵州回原籍南皮县参加县试。途经武昌时，他来到黄鹤楼观览，心中异常激动，题下了一联：

爽气西来，云雾扫开天地憾，

大江东去，波涛洗尽古今愁。

县试这天，之洞早早来到考场前等待入场，全县来应试的几十名童生也都陆续来临，这其中最小的，就是张之洞了。不仅年龄小，个儿也长得小。在连考的五场中，不论是八股文、试帖诗，还是经论、律赋、策问等，场场驾轻就熟，挥笔而就。不久，县试发榜，在所取的十五名生员当中，张之洞名列榜首，中了秀才，为以后步入政坛打下了基础。咸丰二年（1852），张之洞参加了顺天府乡试，又名列榜首，中了第一名举人。喜讯飞来，张锳高兴万分，就连时任贵州黎平知府的好友胡林翼、之洞老师韩超，得知之洞中举后，喜上眉梢，笑声连连。张之洞27岁入京会试及殿试，跻身一甲第三名进士（探花），随即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后来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晚年擢升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大臣。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他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与曾国蕃、左宗棠、李鸿章一起同为晚清四大名臣。在专家们的眼里，他是近代中国的实业巨头，清末洋务派领袖，政治活动家、学者，近代中国教育家。著有《张文襄公全集》行世，其《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

1879年（光绪五年），张之洞补国子监司业，补授詹事府左春坊中允，转司经局洗马。同年，清廷因俄国侵占新疆伊犁，派左都御史崇厚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崇厚昏庸无知，与俄国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这一条约名义上收回伊犁，但西境、南境被沙俄宰割，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危险境地。消息传来，舆论大哗。群臣上疏，张之洞上《熟权俄约利害折》、《筹议交涉伊犁事宜折》，分析俄约有十不可许，坚持必改此议，宜修武备，缓立约，并要求治崇厚罪。折上，被慈禧、慈安太后召见，特许其随时赴总理衙门以备咨询。他同张佩纶、陈宝琛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兵筹饷、筹防边备的积极建议。当时，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他们拥戴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领袖，而实际上张之洞是清流派的首领。在中俄交涉事件中，张之洞的政治声望提高了，并且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1880年授翰林院侍读。次年擢内阁学士。又任山西巡抚。光绪六年（1880年），清廷派曾纪泽赴俄，重订伊犁条约。

1881—1884年（光绪七年至十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张之洞给友人书云：“山西官场乱极，见闻陋极，文案武案两等人才乏极，吏事民事兵事应急办之事多极。竟非清净无为之地也。”“晋患不在灾而在烟。有嗜好者四乡十人而六，城市十人而，吏役兵三种几乎十人而十矣。人人枯瘠，家家晏起。堂堂晋阳，一派阴惨败落景象，有如鬼国，何论振作有为，循此不已，殆将不可国矣，如何如何。”张之洞注意整顿吏治，一上任便勤考吏属，振作革弊，劾罢贪纵害民的县官，奖励好的官吏，严禁鸦片，胪举人才，编练军队，清查仓库。山西的铁运销奉天、上海等地，陆运成本很高，他改由天津出海，海运降低运费，又在产地筹办冶炼局。他创办令德堂，也是仿照阮元诂经精舍、学海堂的例规，聘请王轩为主讲，杨深秀为襄校兼监院。杨深秀后来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传教，刊行《救时要务》等小册子，并举办仪器、车床、缝纫机、单车的展览和操作表演。张之洞会见了李提摩太，读了他的书，受其影响，拟筹建洋务局，未及实现。1984年（光绪十年），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上疏建议战守，请严督滇、桂之战，急修津广之防。四月，清廷召张之洞、封勇晋京。张之洞陈抗法事，多所谋划，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

张之洞到达广州后，便加强防务，饬沿海督抚，严密防守。六月，法国侵略军占台湾基隆，张之洞奏请饬吏部主事唐景崧，往会刘永福，合击法军。他认为：“援台惟有急越，请争越以振全局。又言牵敌以战越为上策，图越以用刘为实济。”清廷采纳张之洞的建议，加刘永福为提督记名。刘永福率领黑旗军骁勇善战，屡创法军。但由于广西布政使徐延旭、云南布政使唐烱所率军队在抗法战争中配合不力，打了败仗，唐烱军逃走，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而遭到失败。唐、徐被撤职查办，张之洞因荐徐延旭不当而交部察议。1885年正月(光绪十一年)，法军侵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形势危急。张之洞奏请调前任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等援桂，驻镇南关。70岁的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力殊死抵抗，大败法军，扭转了整个战局。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但是清廷却决意乘胜求和，命令前线各军停战撤兵。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张之洞接连电奏缓期撤兵，竟遭李鸿章传旨斥责。

1886年（光绪十二年），张之洞在广州创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广东原有端溪书院，在肇庆，他聘请梁鼎芬主持端溪书院，后来梁鼎芬率师生来到广雅书院。张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广雅书院主讲。当时梁鼎芬因弹劾

李鸿章主和而获罪，朱一新因弹劾太监李莲英而降职。张之洞不怕非议，敢于延聘他们，显示了他的不凡气度。

1889年（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上奏朝廷，建议修筑一条芦汉铁路，自芦沟桥至汉口，以贯通南北。他认为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征兵、转饷次之。他提出芦汉铁路是“干路之枢纽，枝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萃也”。朝廷准奏，计划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筑。于是，清廷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

1889年（光绪十五年）冬，张之洞到了湖北。首先是筹建汉阳铁厂。张之洞办企业，也曾闹过一些笑话。他电驻英公使薛福成购炼钢厂机炉，英国梯赛特工厂厂主回答说：“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如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以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张之洞大言曰：“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英国厂主只得从命。结果，机炉设在汉阳，铁用大冶的，煤用马鞍山的。马鞍山的煤，灰矿并重，不能炼焦，不得已只好从德国购焦炭数千吨。1890—1896年(光绪十六至二十二年)，耗资560万两，还没有炼成钢。后改用江西萍乡的煤，制成的钢太脆易裂。张之洞才知道他所购的机炉采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钢含磷太多，便易脆裂。于是又向日本借款300万元，将原来的机炉改用碱性配置的机炉，才制出优质的马丁钢。1909年（宣统元年），汉冶萍公司的经理叶景葵评论道：“假使张之洞创办之时，先遣人出洋详细考察，或者成功可以较速，糜费可以较省。然当时风气锢蔽，昏庸在朝，苟无张之洞卤莽为之，恐冶铁萍煤，至今尚蕴诸岩壑，亦未可知，甚矣功罪之难言也。”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光绪十九年（1893）建成，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10个、炼炉2座，工人3000，采煤工人1000。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钢铁工业，而且在亚洲也是首创的最大的钢铁厂，日本的钢厂建设还比这晚几年。

张之洞还办了湖北织布局。1892年（光绪十八年）在武昌开车，纱锭3万枚，布机1000张，工人2000。织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张之洞却将织布局的盈利去弥补铁厂、枪炮厂的亏损，使织布局一直处在高利贷的压迫下，无从发展。

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很广，便决定开设两个纱厂。他致电驻英国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订购机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建成北厂，纱锭5万多枚，为湖北纺纱局。南厂一直没有建成，机器停放在上海码头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张謇领去办了南通大生纱厂。湖北纺纱局、织布局、缫丝局、制麻局到了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转租给广东资本家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

张之洞到了湖北，其中1894年（光绪二十年）调署两江总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视湖北、江苏的教育，创办和整顿了许多书院和学堂。在湖北，有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又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派遣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学堂、书院的学习科目方面，他针对社会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学科。他也注意训练军队，在两江总督任职期内，曾编练过江南自强军，人数1万，地点在徐州，军官全部用德国人担任，采用西法操练。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他回任湖广总督，将自强军交给两江总督刘坤一。

1889年8月（光绪十五年），调署湖广总督，并多次署理两江总督。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导下诞生的。不仅是湖北地区，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

1894年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中日宣战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军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光绪二十一年），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着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虽然也筹饷筹军械，但他练的军队没有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朝廷旨调4艘兵舰，他致李鸿章电说：“旨调南洋兵轮四艘，查此四轮既系木壳，且管带皆不得力，炮手水勇皆不精练，毫无用处，不过徒供一击，全归糜烂而已。甚至故意凿沉、搁浅皆难预料。”甲午战争失败后，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希望朝廷总结失败教训，变法图治。由于他慷慨激昂讨论国家振作，主张反抗侵略，又办洋务企业，因此维新派首领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称张之洞“有天下之望”，对这位封疆大吏抱有很大的希望和崇敬。谭嗣同也说：“今之衮衮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权达变，讲求实济者，要惟香帅一人。”这是当时维新派的共同看法。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张之洞表示赞助和同情，捐5000两以充会费。帝师翁同龢也加入了强学会，当时有“内有常熟（翁同龢），外有南皮（张之洞）”之称，翁、张成了强学会的两大支柱。1895年11月（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南下到了南京，去拜谒张之洞，受到张之洞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康有为准备在上海设强学会，推张之洞为会长，并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张之洞当时答应了。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时，请他列名，张复电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他以会外赞助人的身份，捐款500两，拨公款1000两，表示赞同。上海强学会成员中有汪康年、封勇、黄体芳、屠仁守、黄绍箕，都和张之洞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他看到慈禧太后采取了行动，逼令光绪帝封闭了北京的强学会和《中外纪闻》，便借口康有为谈今文经学、主张孔子改制说和他平素的学术主旨不合，停止捐款。

1896—1897年（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汪康年为经理。张之洞以总督的名义，要湖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捐款千元，给予报纸以经济上的支持。后来，《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争取民权的文章，使张之洞大不高兴。他授意屠仁守写了《辨辟韩书》，批判严复的《辟韩》一文，在《时务报》上发表。

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后，湖南掀起了维新运动。他在湖南的新政，包括办厂、改革教育等，得到张之洞赞同。在张之洞的影响下，陈宝箴也命令全省各州县书院的学子阅读《时务报》。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湘学报》、《湘报》，张之洞利用政治力量，推销《湘学报》于湖北各州县。自第十册起，《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这使张之洞大为不满。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电陈宝箴说《湘学报》议论悖谬，饬局停发。他还告诫陈宝箴说，这件事“关系学术人心，远近传播，将为乱阶，必宜救正”。对湖南维新运动施加压力。

是年三月，张之洞刊行《劝学篇》。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以《劝学篇》进呈。《劝学篇》的出版，受到守旧派的赞扬，遭到维新派的严厉驳斥。顽固派苏舆所编《翼教丛编》，收入了《劝学篇》中的几篇文章，并赞叹说：“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章太炎则毫不客气地批评《劝学篇》上篇，“多效忠清室语”，宣扬封建的忠君思想。维新派梁启超评论此书道：“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张之洞和维新派有较多的联系。他自己也是相当活跃的人物。张之洞曾让陈宝箴推荐杨锐和刘光第。杨锐是张之洞的弟子和幕僚，到京后，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后来杨锐、刘光第以四品卿衔任军机章京，参与要政。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张之洞奉调晋京，因湖北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中途折回。八月，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前夕，陈宝箴曾奏请光绪帝速调张之洞入京“赞助新政”，但未成。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到北京，曾对总署说：“变法不从远大始，内乱外患将至，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不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杀害了“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张之洞急电挽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而不得，为此，他深感痛惜。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北方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开始，张之洞便主张坚决镇压。他先后镇压了湖北天门县、荆州府等地的人民焚烧教堂、医院的行动，还会同沿江各省奏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安慰使馆，致电各国道歉。英帝国主义为了保全长江流域一带的既得利益，便同张之洞、刘坤一等有实力的总督联络，签定了《东南互保章程》。条款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总宪允认切实保护”。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都表示赞同，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

七月，张之洞在武汉逮捕并杀害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等20余人。戊戌变法失败后，唐才常等人联络会党和清军部分官兵组织自立军，准备在安徽、湖北、湖南几省起义，建立君主立宪的“新自立国”，请光绪帝复辟。他们还想通过日本劝说张之洞，拥戴他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张之洞得知消息，并未立即表态。这时，英国也正在活动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等拉拢孙中山，准备在华南策动李鸿章“独立”。李鸿章也在观望。于是出现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在自立军起事迫在眉睫，而慈禧太后也未失去对清廷中枢控制时，张之洞动手捕杀了唐才常等人。

张之洞剿灭了自立军后，发现参加上海张园国会的有许多著名士绅、学者以及留学生。于是他起草了一份《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留学生文》，文中列举了自立军是康党的罪状，劝戒国会中的士绅、学者以及留日学生，以分化瓦解革命队伍。留日学生看了大为气愤，他们公推沈翔云写了《复张之洞》一信进行批驳。沈翔云在信中以大量篇幅说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普遍流行的公理，并不能称为康、梁邪说；揭露张之洞说：“公之定此狱也，一则曰领事恨之，再则曰教士恨之，三则曰洋官、西士无不恨之，公以为领事、教士、洋官、西士，其为中国乎？其为彼国乎？何大惑不解为是也。”据说张之洞看了这信十分窘迫，便指使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学生撰写驳文，抵挡一阵才算了事。

清廷在经过了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战争以后，不得不“变通政治”，1901年3月（光绪二十七年），成立督办政务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遥为参预”。五月、六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连续上了三道奏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这就是有名的《江楚三折》。第一折，是关于办学堂、废科举事，提出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第二折，言整顿中法，提出了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等八旗生计、封勇、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建议。在这个奏折中说：“近日民情，已非三十年前之旧，羡外国之富而鄙中土之贫，见外兵之强而疾官军之懦，乐海关之平允而怨厘金之刁难，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吏胥之骚扰，于是民从洋教，高挂洋旗，士人入洋籍，始由隔寝成涣散，乱民渐起，邪说乘之，邦基所关，不胜忧惧。”这里反映了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深度和毒害，也反映了中国人民痛恨清朝政治腐败的程度和心理。第三折言采用西法，提出了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等建议。在这个奏折里，他说：“施之实政则不至于病民，至若康有为之邪说谬论，但以传康教为宗旨，乱纪纲为诡谋，其实与西政、西学之精要，全未通晓，兹所拟各条皆与之判然不同。”他还特地申明他采用的西法内容和实质同康有为维新派的毫不相同。

《江楚三折》仍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具体化，在不变更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管理方法。虽则如此，但改革的一些项目，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留学、设商部、学部、兴办实业等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新文化传播的。

1901年10月(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被赏加太子少保衔。次年十月，他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提出兴办各类学堂，包括师范、小学、文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文高等学堂、武高等学堂、方言学堂、忠学堂、工学堂、勤成学堂、仕学院、省外中小学、蒙学等。1904年1月年（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张之洞奉旨入京，清廷批准张之洞等《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公布的在全国范围推行的学制。当时称为“癸卯学制”。内容是把普通教育分为初等、中学、高等三级，修业期长达25年；与此并行的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1905年9月（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废科举、兴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张之洞在这方面的提倡和努力，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传播的。

第八节督办铁路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十分重视兴建铁路，他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铁路不成，他端更无论矣。”“西洋富强，尤根于此。”他所建议并监修的芦汉铁路，自光绪二十四年兴建，到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完成，命名为京汉铁路。

1905年6月（光绪三十一年），张之洞又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早在1898年就被美国所控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合兴公司同清廷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控制了粤汉铁路的筑路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又订立续约，规定借款为4000万美元，由合兴公司在5年内筑成，不得转让他国。但3年过去，到光绪二十九年铁路尚未动工。光绪三十年，合兴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比利时的万国东方公司。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获悉这个消息，非常愤怒，要求废除原订合同，收回路权自办。此时，张之洞奉旨督办粤汉铁路，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交涉，1905年7月（光绪三十一年），他以675万两的高价赎回路权。随后，张之洞以高股筹集不易为由，于1909年4月（宣统元年）与德、英、法三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550万英镑筹建粤汉铁路。这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宣统元年）病卒，谥文襄。

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学习西方法律，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与刘坤一合上《采用西法十一条折》的具体措施并指出了采用西法的理由：西方列强的政体学术，经历了数百年的研究、数千人的修改，确系精良；且能相互仿效，故成效显著。张之洞还主张法分民刑、改良监狱等，因此，聘用日本法学博士当顾问，必须两人：“一专精民法，一专精刑法”；改良监狱，在他看来，也是采用西法的必然措施。但是学习和采用西法要有前提，即“中学为体”，中法的根本原则不能动；“西学为用”，西法的基本原则不能学。

早在清末修律正式开始之前，张之洞就主张“择西学之可以补我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认为这样做是“有其益而无其害”。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了三道《江楚会奏变法折》，提出了“恤刑狱”、“结民心”、改良法制的建议，并同袁世凯一起保举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

张之洞在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所奏的《整顿中法十二条折》中关于刑法改革的九条意见中，便参考了西法，提出了“重众证”、“改罚锾”、“教工艺”、改良监狱等具体改进方法。稍后，他明确提出：“鉴前事之失，破迂谬之说。将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张之洞还十分重视西律中的“公法学”，这是在办洋务过程中与西方各国打交道时经常遇到的课题。对此，他提出两条建议：

第一，参酌中外法律，制定“通商律例”，作为处理在华外国人案件的法律根据；

第二，培养熟悉中外法律的人才，以适应这种需要。后来，张之洞还主张聘请各国律师，博采各国矿务律、铁路律、商务律、刑律等，为中国编撰简明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说制定此四律是“兴利之先资”，“防害之要”。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后起之秀，他的经济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但在其所有的政绩中，教育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其兴学育才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张之洞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强调以通读史经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具体的举措主要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机构，以湖北的经心书院和四川尊经书院为代表。清代的传统教育机构主要是学寓与书院，乾嘉以后，由于经费不足，教官失职，不少地方学寓逐渐停废，书院成为主要教育机构。但这些书院大多数只是考课，没有讲学色彩，与经世致用学问脱节。为此，张之洞开始重视引导书院讲求实学，于1869年在武昌三道街文昌阁设立经心书院，拔其优秀者，读书其中，所研习的多为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标榜实学，注重经世致用。1870年学政任期已满，在卸任回京之际，得湖北士人好评，张之洞感慨赋诗：“人言为官乐，哪知为官苦。我年三十四，白发已可数。”1873年，张之洞又奉旨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宫，9月任四川学政。入川后他发现四川的科场作弊、世风日下现象严重，便采取措施，清除科场积弊，整顿士林风气。他认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

在继续主张改革传统教育的同时，张之洞开始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并着手试办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书院改革以两湖书院为代表，开办的新式学堂以自强学堂为代表。

1890年（光绪十六年），张之洞在都司湖经心书院旧址，创办了两湖书院。书院学生定额240人，湖南、湖北各100人，特定商籍40人，开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宗旨是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之才。1896年，张改革两湖书院，仿照西洋学院，每日上堂讲课，教习按日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课程则改为经学、史学、舆地与时务四门，同时设立院长，负责讲明经济。张之洞也比较重视对学生学习的管理和思想之控制。1902年，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分科为八门，成为一所包括文、理、法三科的综合性高等学堂。学生则由原来的240名减至120名，初以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的优秀生升人高堂学习，入校者必先补普通学科一年，习专门学科三年，然后出西洋留学一年，共五年毕业。两湖书院从一个传统的书院演变成一所新式学院，又随着西学课程的增多而终成一新式学堂。张之洞在1898年将两湖书院、经心书院改为学堂时虽提出“两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国（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但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却是“西学”课程，结果，一些学生却最终“离经叛道”，从事革命活动。

甲午战后，张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近代教育思想，并认识到建立新学制的重要性。担任湖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在湖北大规模兴办新式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这些新式教育活动使其教育强国的构想在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张之洞为配合振兴实业，在湖北发展实业教育。其中较有成效的是创办了农务学堂和工艺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式农业和工业所需要的人才。在张之洞的经济近代化构想中，农业占有重要地位。为改良湖北农业，张决定创办农务学堂，培养农学方面的人才、1898年4月，农务学堂正式成立。张在招生示文中阐明兴办农务学堂，讲求农学的重要性：“富国之本，耕农与工艺并重，近来泰西各国，农务最为兴盛，中国地处温带，原隰活衍，甲于环球。及因农学不讲，坐使天然美利，雍阏不彰，此农学不讲之故也。”1900年，学堂设立蚕桑试验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02年，学堂迁到城北武胜门外扩建，按照计划改制，并派15人赴日考察农业，归国后大部分被选为学堂教习，充实了学堂的师资力量。农务学堂成为湖北实业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学堂，毕业后的学员也为湖北农业教育的推广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兴办湖北工业。他认为，中国士人囿于传统观念不屑于学习‘工艺’，而一般的工匠又没有文化知识，缺乏具有理科理论知识的人才，因此对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不能探寻其原因；对于引进的机器，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这是中国人才匮乏，工业落后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发展新式教育就要有两类人才——工程师和技师。他说：“工有二道：一曰工师，专以讲明机器学、理化学为事，悟新理、变新式，非读书人不能为，所谓智者创物也。一曰匠首，习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技能运，所谓巧者述之也。”基于这一认识，1898年春，张之洞创办了湖北工艺学堂，聘日本教习两人，分别讲授理化学和机器学。学堂采取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又以必须亲手操作方能切实通晓为原则，让学生在教习及技工的指导下，从事实际操作四小时，晚间读中国书籍。1902年，张将工艺学堂改办于原江汉书院故址，打算办成一所高等学堂。后因调职交于程颂办，使工艺学堂教学取得一定成效，培养出的学生能够制造各种实用的新式机器。

第三：张之洞重视基础师范教育。他认识到发展教育在于普及国民教育，而教育的基础又在于普及小学。普及小学则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员，这是发展小学的先决条件，查各国中小学教员都取材于师范学堂，故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至重。1902年，除选派两院学生赴日本专学师范外，张之洞又在武昌创办湖北师范学堂，专门培养中小学教师。1903年，出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又奏请设立三江师范学堂，选派科举出身的中学教习50人，讲授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及体操各科。中日教习也相互学习，就可以解决学堂的师资问题。为发展地方初等教育，张又令学务处在武昌设立师范传习所多处，令各届选派举贡生员前来培训，学习教育管理及有关初等小学堂的教学要旨，然后回各属地担任小学教员。在张之洞的倡导下，湖北的师范教育行政体系取得较大的发展，为推动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湖北的发展造就了大量人才。

清廷眼看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力愈来愈大，为了维护其统治，拉拢资产阶级，欺骗全国人民，便声称“预备立宪”。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各国宪政。第二年宣布官制改革，编纂宪法大纲。对于“预备立宪”，一开始，张之洞听到一些风声，感到惊讶，等到五大臣回国到上海，征求他意见时，他回电说：“立宪事关重大，如将来奉旨命各省议奏，自当竭其管蠡之知，详晰上陈，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态度暧昧。他对外官改制更持反对态度，认为“若果行之，天下立时大乱”，还说：“事关二百余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岂可不详慎参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尔定案耶？”清廷通过官制改革，欲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便把当时地方督抚中权力最大的袁世凯和张之洞调到北京。190810月（光绪三十四年），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溥仪继位，改年号宣统。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满族亲贵乘机集权，排斥汉官。袁世凯是当时权势显赫的汉族大官僚，加上戊戌变法时出卖光绪帝，为载沣等皇族亲贵所忌恨。于是，载沣等密谋杀袁。对此，张之洞表示反对，认为“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1909年正月（宣统元年），清廷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让他回河南养疴。六月，张之洞病重。八月二十一日（七月初六日），奏请开去各项差额，摄政王载沣亲临探视。当临终的时候，末帝溥仪的生父、时任摄政王的载沣虽然与之政见不合，但也是亲临床榻看望之。张之洞毕竟是四朝老臣，临死之时还是念念不忘天下安危，提出要善抚民众。摄政王载沣扬扬得意道：“不怕，有兵在。”张之洞从此再无一语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献于摄政王大人之前。当天，张之洞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清廷谥以“文襄”。

张之洞对中国文化建设事业也有特殊贡献。任湖广总督时，先创建有两湖书院，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并相继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前后相继开放。又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他认为“图书馆为学术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视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尽极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亲自选定馆址，购江南著名藏书家归安姚氏、南陵徐氏藏书，并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请派编修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监督。并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为国家图书馆建设贡献卓著。精通目录学，1874年（同治十三年）任四川学政时，写有《輶轩语》，专讲治学方法、科学时文和有关程式。1876年(光绪二年）写成《书目答问》，是一部列举了2200种书籍、以指示治学门径的书目。着重收录清代特别是乾嘉以来的学术著作，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每部之中又分若干类，类例不拘守于《四库总目》，阐述了读书研究、版本研究和目录学的关系，具有总结清代学术研究成绩的价值，丰富了古典目录学的内容。家藏古籍亦富，仅宋元之本有数十种，在京师时，每去琉璃厂，满载而归。藏书家傅增湘曾收藏有流散出来的旧藏。其书、文、函、牍、电稿等辑为《张文襄公全集》，共100余卷。

张之洞工书，书法苏轼，深负盛名。其也擅“米体”，笔力遒劲，俊迈豪放，跌宕有致。张之洞曾向张佩纶私授“书诀”，称“即于两字求之，结体求丰，用笔求润”，自然丰润，笔意开展，便是他书体常见风格。

张之洞诗作有《读宋史》、《九曲亭》、《西山》、《登采石矶》等。

张之洞的作息与常人不同，每天下午二时睡觉，晚上十时起床办公。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兴居不节，号令无时”。后来粤督李瀚章奏称：“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勤劳罔懈。毁之者则曰兴居不节，号令无时。既未误事，此等小节无足深论”。

张之万在写信给张之京时说：“香涛（张之洞）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畜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饲之食。猫有时遗矢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秽。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

清朝后期，梁启超到广州拜见两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在清政府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梁启超锐意改良，想力挽清王朝颓势，对张之洞寄予极大的希望。梁启超到广州后，张之洞差人将一上联送于梁启超。联文是：“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

这上联狂傲无礼，且拒人千里之外。梁启超气度不凡，坦然对了下联，请来人回送给张之洞：“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

对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据，文字高雅，气势慑人。张之洞一看，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后来，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名气更大，傲气也更盛。一次，梁启超到江夏拜访他，张之洞又出联求对：“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上联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济四水），长江排首位，又总括春夏秋冬四季，而夏是排第二。接着，提出了“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

才思敏捷的梁启超，略加思索，巧妙地答出下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张之洞吟读再三，不禁叹息道：“此书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梁启超所对的下联非比寻常。他以自己的身份“儒人”拆开，古代儒、佛、道三教中，以儒为首，在天、地、人三才中，则以人才居末位。梁启超以“何敢在先，何敢在后”巧对“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其含意深远，既挫了对方的傲气，又不失宾主之礼，难怪张才洞为之叹服不已。

人物年谱：

1837年（道光十七年） 生于贵州义府。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

1840年（道光二十年） 三岁，母亲朱氏死。鸦片战争爆发。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四岁，入塾就学，附生何养源启蒙。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八岁，四书五经读毕，苦读深夜。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10岁，工诗文。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十一岁，从师胡林翼。

1849年秋（道光二十九年）十二岁，由老家人张喜陪同下从贵州兴义回原籍南皮县参加童生县试。

1850年（道光三十年） 十三岁。应试，入县学。1850年7月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父张锳勇抗拒太平军。

1852年（咸丰二年） 十五岁。回原籍直隶应顺天府乡试，中式第一名举人。

1853年（咸丰三年） 十六岁。1853年4月 太平军攻占江宁，清廷宣布畿辅戒严。1853年8月 出都抵贵州兴义府（今贵州安龙县）。

1854年（咸丰四年） 十七岁。在兴义府城与父兄一直参加抵御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娶石夫人。

1855年（咸丰五年） 十八岁。侍父于贵州军中。秋，父令其北上入京。

1856年（咸丰六年） 十九岁。4月 赴礼部试，考取觉罗官学教习。8月 父病死军中。

1857年（咸丰七年） 二十岁。在籍守制。翌年继续守制。

1859年（咸丰九年） 二十二岁。1859年3月 ，赴会试，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在家乡（直隶南皮）办清平团练。

1860年（咸丰十年） 二十三岁。入京参加恩科会试，又因族兄张之万为同考官，循例回避。1860年7月 长子张权生。1860年9月 英法联军陷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张之洞感愤时事，作《海水》诗。秋冬至济南，入山东巡抚文煜幕府。

1861年（咸丰十一年） 二十四岁。1861年4月 回南皮，后赴任丘，为人作家庭教师。

1862年（同治元年） 二十五岁。1862年2月 入都。1862年4月 应会试，落榜。1862年8月随陆眉生入河南团练帮办毛昶熙幕府，参与镇压捻军。1862年8月 入河南巡抚张之万幕府。

1863年（同治二年） 二十六岁。1863年3月 入都。1863年4月 会试，中贡生。1863年5月殿试，列一等一名；廷式对策，列一甲第三（探花），赐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1863年5月替御史刘芝泉草疏弹劾御史吴台寿、吴台朗结党，参与弹劾胜宝之案。

1864年（同治三年）二十七岁。安徽巡抚翁同书被曾国藩弹劾入狱，发遣新疆，之洞赋诗送行。

1865年（同治四年） 二十八岁。1865年5月 散馆考试，列一等第一名。1865年6月 石夫人病死京寓。

1866年（同治五年） 二十九岁。1866年5月 翰林大考，列二等第三十二名。

1867年（同治六年） 三十岁。1867年7月 充浙江副考官。1867年9月简放湖北学政，奏除科举弊端。

1868年（同治七年） 三十一岁。在湖北学政任内。

1869年（同治八年） 三十二岁。在武昌创建经心书院。

1870年（同治九年） 三十三岁。1870年2月 娶唐夫人。编刻《江汉炳灵集》。1870年11月 任满交卸入京，在北京与藩祖荫、王懿荣、吴大澄、陈宝箴等清流名彦结交。

1871年（同治十年） 三十四岁。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72年（同治十一年） 三十五岁。1872年10月 加侍读衔。1872年11月 编纂《平定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1872年年末唐夫人卒。

1873年（同治十二年） 三十六岁。1873年7月 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又简放四川学政。

1874年（同治十三年） 三十七岁。整顿四川科举积弊，创建尊经书院。

1875年（光绪元年） 三十八岁。1875年2月同治帝死，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著《輶轩语》、《书目问答》。

1876年（光绪二年） 三十九岁。继续整顿四川科举积弊。1876年12月 任满交卸返京。充文渊阁校理。娶王夫人，为王艺懿荣的妹妹。充文渊阁校理。

1877年（光绪三年） 四十岁。充教习庶吉士。年末，女仁准生。

1878年（光绪四年） 四十一岁。3月湖北大旱，清廷求直言。为清流党人黄体芳代拟疏稿，陈时政得失。

1879年（光绪五年） 四十二岁。1879年3月 王夫人死。补国子监司业。1879年5月 上疏，议皇统继承。1879年6月 奏议四川东乡知县孙定扬“诬民为逆”。1879年8月 疏请“直言不宜沮抑”。1879年9月 补授左春坊中允。1879年10月 转司经局洗马。

1880年（光绪六年） 四十三岁。1880年1月 上疏。言“中俄条约”“十不可许”，并力主整修武备，与俄另订新约，治出卖主权的崇厚以“应得之罪”。1880年6月 转翰林院侍读，旋晋升为左春坊右庶子。1880年8月 充日讲起居注官。继续就“中俄条约”事上奏。1880年9月 奏请加强海防，转左春坊左庶子。

1881年（光绪七年） 四十四岁。1881年1月 与陈宝琛会奏请裁阉官。1881年3月 补翰林院侍读学士。1881年6月 充咸安宫总裁。1881年7月 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郞衔。1881年12月 补授山西巡抚。

1882年（光绪八年） 四十五岁。1882年1月 出京赴山西任。禁革山西种种陋规。1882年5月 敦请阎敬铭出山任职。荐举中外文武官吏59人。奏请遣重臣驻粤，以应付法国在南疆的侵略活动。1882年7月 奏明“治晋八事”。设清源局、教案局。

1883年（光绪九年） 四十六岁。筹办山西练军，调李先义、吴元恺等管带操练。1883年5月 设洋务局、桑棉局、铁绢局。

1884年（光绪十年） 四十七岁。1884年1月 与北洋大臣会奏晋铁改由天津出海。创办令德书院。1884年3月 中法在北宁开战。1884年5月 赴京陛见，署理两广总督。1884年6月 抵广州，筹办省城防务及琼廉潮州防务。

1884年8月 法海军挑起马尾战端，张之洞以枪械饷银援助福建水师。二十三日补授两广总督，二十七日清政府对法宣战。1884年9月 奏请唐景崧率师入越，会同刘永福抗法。1884年11月 奏派王孝祺率八营赴琼山。

1885年（光绪十一年） 四十八岁。1885年1月 因保徐廷失当，吏部议奏降一级留任。1885年2月 因“筹济军事不分畛域”，加一级。1885年3月 冯子材于镇南关大败法军，中法于巴黎订停战条约，张之洞上奏反对撤军，上谕令其如期停战撤回边界，有违延必严究。1885年4月 再次奏称撤兵之害。1885年6月 上谕广西关外大胜，张之洞拨军筹饷有功，著赏花翎。1885年7月 募广胜军练习洋操，创设广安水军。1885年10月 奏请分全国海军为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大支。

1886年（光绪十二年） 四十九岁。1886年1月 调刘永福回粤。1886年3月 派使周历南洋各岛，安排华侨事宜。1886年4月 设广雅书局。1886年5月 法领事索赔教堂损失，严驳之。1886年6月 试造浅水兵轮，派冯子材赴琼州剿办客家和黎民起事。1886年10月 创设枪弹厂。

1887年（光绪十三年） 五十岁。1887年2月 光绪帝亲政。1887年6月 创建广雅书院，设办理洋务处。1887年8月 创办水陆师学堂。

1888年（光绪十四年） 五十一岁。1888年5月 奏请保护旅美华工。

1889年（光绪十五年） 五十二岁。1889年1月 请总理衙门阻止法国在越中边境接通电线。1889年2月 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1889年4月 筹设枪炮厂。1889年5月 铸钱厂建成。1889年8月 调补湖广总督，奏设纺纱厂。1889年9月 上谕赞许修筑芦汉铁路计划。1889年11月 交卸两广总督篆务。1889年12月 抵鄂。

1890年（光绪十六年） 五十三岁。1890年1月　派员赴湘鄂各县及川黔山诸省勘探煤铁矿。与两广总督李翰章议定将炼铁厂、织布厂移设湖北。1890年2月 奏请移设枪炮厂于湖北，设矿务局（后改名铁政局）。1890年4月 筹建枪炮厂于汉阳大别山，筹建织布局于武昌城外。1890年5月 创建两湖书院。1890年9月 勘定炼铁厂基于大别山。1890年11月 晓谕两湖商民自购机器开采煤矿。

1891年（光绪十七年） 五十四岁。1891年2月 织布厂开场兴建。1891年5月办理武穴教案。1891年6月 设方言商务学堂，设湖北舆图总局。1891年8月办理宜昌教案。镇压哥老会起义。1891年9月 炼铁厂开工兴建。

1892年（光绪十八年） 五十五岁。1892年1月 选译洋务书籍。1892年2月 派工匠赴比利时炼钢厂学习。1892年5月 发美国棉籽令民试种。

1893年（光绪十九年） 五十六岁。1893年1月 汉阳铁厂若干厂房告成。1893年5月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劾张之洞“辜恩负职”，经李瀚章等确查具奏，将徐奏驳回。1893年6月 令地方官严办麻城教案。1893年10月 炼铁厂工程竣工。1893年11月 设自强学堂。

1894年（光绪二十年） 五十七岁。1894年2月 炼钢厂开炉。1894年8月 清政府对日宣战，奏派兵赴天津听候调遣。1894年11月 刘坤一北调主持军务，两江总督由张之洞署理，湖北炼铁织布各局仍由其经理。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五十八岁。1895年3月 电奏割弃台湾之害。1895年4月 密筹台湾饷械。1895年6月 筹练自强军，扩充湖北枪炮厂。1895年8月 议设商务局。1895年12月 奏明创练自强军，奏陈筹办江浙铁路。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 五十九岁。1896年1月 创办储才学堂 招商设纱厂于州（今南通）。1896年4月 铁厂招商承办。1896年5月 设官钱局。1896年8月 创设武备学堂。

1897年（光绪二十三岁） 六十岁。会奏芦汉铁路借用比利时款项。1897年7月 纺纱局成。1897年8月 选防军绿营兵勇练习洋操。1897年10月 筹设农务学堂。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六十一岁。1898年1月 奏请设立粤汉铁路总公司。1898年4月 创设汉口商务公所、制麻局，撰《劝学篇》。1898年5月 光绪帝电谕张之洞来京陛见，中途令其折回本任。1898年6月 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1898年7月 奏请妥议科举新章。1898年9月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1898年10月 派学生游学日本。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六十二岁。1899年2月 修武昌南北江堤。1899年4月 创办《商务报》。1899年12月 设农务局。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 六十三岁。1900年5月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遭到张之洞镇压。1900年6月 电致总理衙门“调兵速剿”义和团，令江汉关道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力任保护”，会同刘坤一与驻沪各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张之洞出示保护洋商利益，严拿“匪徒”。1900年8月15日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光绪西逃。1900年8月21日张之洞在汉口破获自立军机关，随即杀害唐才常等人。1900年10月 慈禧、光绪抵西安。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六十四岁。1901年1月 慈禧发布“变法诏”。1901年2月 电奏与俄定东三省条约之害。1901年4月 清廷设立主持“新政”的督办政务处，张之洞遥为参预督办政务大臣。1901年6～7月 与刘坤一会奏“变法三疏”。1901年7月 设学务处综理湖北全省学堂事务。1901年11月 因“东南互保”赏加太子少保。慈禧、光绪还京。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六十五岁。1902年5月 改两湖书院改为两湖大学堂，自强学堂为文普通学堂，武备学堂为武高等学堂，设武普通学堂，创建湖北师范学堂。1902年6月，设省城警察。1902年7月 兼充督办商务大臣。1902年9月 设铜币局。1902年10月刘坤一死，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1902年11月 8日抵江宁接两江篆务，改嗅两淮盐法制。年末，会同袁世凯制定编练新军章程。1902年12月魏光焘调补两江总督，张之洞回湖广本任。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六十六岁。1903年2月 奏设三江师范学堂。1903年3月 与袁世凯会奏变通科举，奏陈移江南制造局于内地。1903年7月 与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会商学务，鳌定学堂章程。1903年12月 奏请重定学堂章程。陛呈请训，面奏“化除满汉畛域”。

1904年（光绪三十年） 六十七岁。1904年7月 筹备粤汉鄂省铁路赎款，建两湖劝业场。1904年9月 改枪炮厂为湖北兵工厂，议结宜施教案。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六十八岁。1905年4月 粤汉铁路建成。1905年7月 奉旨督办粤汉铁路。1905年8月 粤汉铁路赎路约成。1905年9月 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1905年11月 设川汉铁路于武昌。1905年12月 奏陈改变湖北常备军。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六十九岁。1906年6月 开办湖北印刷局。1906年7月 批准汉口商办水电公司。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七十岁。1907年1月 设宪兵。1907年6月 任协办大学士。1907年7月 授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之任。充体仁阁大学士，奏请化除满汉畛域。补授军机大臣。1907年9月 手书各学堂各军营停造石像铜像。到京，奉旨管理学部事务。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七十一岁。1908年7月 兼充督办铁路大臣。1908年11月 14日光绪帝死，15日慈禧太后死。1908年12月溥仪登基，载沣为摄政王，张之洞赏加太子太保衔。

1909年（宣统元年） 七十二岁。1909年1月 载沣拟杀袁世凯，张之洞阻止。1909年3月 任德宗实录修纂部裁官。1909年7月 因病请假。1909年9月 奏请续假。1909年10月 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翌年归葬南皮。

家庭关系：

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县知县。

祖父：张廷琛，，曾任福建古田县知县。

父亲：张锳，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1～1856年8月），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始祖张端任繁昌县荻港巡检。

母亲：朱氏，是邛州（今四川邛崃）的知县朱绍恩的千金。

夫人：

大夫人—石氏，滦州人，贵州都匀府石煦女，1865年病逝。

继夫人—唐夫人，湖北布政使唐树义之女，贵州遵义人，1872年卒。

三夫人—王夫人为王懿荣的妹妹，1879年3月王夫人死。

族兄：张之万（1811—1897年）兵部尚书，后调刑部。年八十七岁，赠太保，谥文达。

弟弟：张之涌，定居湖北省武汉。

长子：张仁权，1860年（咸丰十年）出生。1891年，中顺天府乡试举人。

次子：张仁颋，1871年5月出生。1895年10月卒。

三子：张仁实，1892年出生。

九子：张仁侃

十子：张仁宝

十一子：张仁乐

十三子：张仁蠡（1900～1951）华北事变后投降日本，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厅长。

长女：张仁准，1877年12月出生。

孙女：

张厚粲，（1927年4月生，河北南皮县人，汉族），国务院参事、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张仁蠡次女。

张厚茜，定居美国，张仁蠡大女儿。

孙子：张厚玫，张仁蠡长子。

评价：

毛泽东：“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孙中山：“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美国著名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张继熙：“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

苏云峰：“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张之洞是湖北教育近代化的奠基人，其伟大的教育思想，为湖北培养了大批人才，使湖北形成了一个知识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传统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而活跃于清末政治舞台。“

清廷上谕：“公忠体国，廉政无私”、“提倡新政，利国便民”……赐谥号“文襄”。

《清史稿·张之洞传》：张之洞是个清官，且又“爱才好客”，做了数十年的封疆大吏，到死，“家不增一亩。”

《大公报》：“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批评他：“张相国一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相国之生平，恃以训勉全国者，惟在‘忠君’二字。”

《申报》：“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

《新闻报》：“若与历代贤臣相比，张之洞不愧为诤臣、能臣、良臣。”

荷花情结：

张之洞也同他的父亲一样，特别喜爱荷花。每到荷花绽放时节，他都要沿着招堤来观荷赏荷。有时随同父亲张锳一起来，有时随同老师张国华一起来。通过了解荷花的生长习性，观察荷花的不凡姿态，品咂前人吟荷的名句，学习入世做人的道理。

张之洞对荷花有着一种浓的化不开的感情。自古至今，许多士人仰慕荷花，想做一位人中的君子。多少人半途而废，有的后悔追求了错误的东西，而张之洞做到了。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之时，尤其钟爱后湖荷花，修建了“初日芙蓉”牌坊。张之洞不仅把荷花藏在心里，一身追求，还以实际行动做到了“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一辈子为官，身居朝廷要职，至死“家不增一亩。”不仅如此，他的俸禄难以维持过年方方面面的的花销，无奈之下他会派家人到当铺当东西，靠“贷款”度过春节，年年如此，当铺的掌柜便定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张之洞家人拿来的箱子，无论里面有没有东西，一律按二百两银子处理。掌柜深知张之洞为人讲究信用，发了俸禄后一定会将箱子赎回。这在当今看来，是不会经营的表现。这就是张之洞，他把毕生献给了摇摇欲坠的大清，与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一道铸就晚清中兴，实属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