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者，身必正， 以德服众；传忠孝，讲廉耻，感礼知恩。

耕读训，勤俭道，世代相传； 谦逊本，莫逞强，利根壮苗。

粗茶饭，简衣装，不饰浮华； 言语善，莫伤人，友爱顺和。

有交易，讲公平，切莫贪利； 不欺弱，莫嫌贫，举手助人。

娱乐事，有节制，不可放纵； 讲秩序，守公德，雁过留痕。

过日子，紧盘算，量力行事； 常问己，莫怪人，福播子孙。

治家有道是一句古语，意为善于治理家庭、管理家务和家人，是一种家庭美德和家庭管理智慧的表现，是一种家庭美德和管理智慧，需要家长和家庭成员共同努力，建立和谐、健康、幸福的家庭生活。

具体而言，治家有道可以包括以下方面：

1. 善于规划和管理家庭财务：包括合理分配家庭收入、控制开支、储蓄和投资等。

2. 热爱家庭，尊重家人：包括关心家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给予家人足够的关爱和尊重，处理家庭矛盾和纠纷等。

3. 培养家庭成员的美德和价值观：包括教育和培养家庭成员的道德观念、尊重他人、宽容、勤奋和诚实等。

4. 合理安排家务和家庭事务：包括分配家庭成员的任务和责任，合理安排家庭事务的时间和流程，确保家庭的正常运转和和谐相处。

5. 良好的沟通和协调能力：包括与家庭成员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关系，善于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确保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和团结。

周介孚(1838-1904)，鲁迅的祖父，名致福，又名福清，字震生、介孚，号梅仙。浙江绍兴人，生于1838年1月22日，二十九岁(1867年)中举。三十三岁(1871年)考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1874年正月任江西金溪知县。三年多后，因与上级不和，1878年被弹劾免职。1879年，经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在京候补，1888年任内阁中书，1893年初丁忧回绍。

1893年2月16日，适逢慈禧六旬万寿，朝廷举行“恩科”以贺。

周介孚的长子叫周伯宜（字用吉，鲁迅父亲），生于1861年，当年33岁。周伯宜的科场之路充满坎坷，屡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到33岁还是一名秀才。周介孚得知来到浙江主持乡试的正是与自己同科的进士殷如璋，非常高兴，动了心思，希望殷如璋帮助儿子周伯宜在考场上舞弊，考取功名。殷如璋，字秋樵，江苏扬州人，1871年考中进士，官至正五品的通政司参议，1893年奉命出任浙江乡试主考官。当年7月，殷如璋离开京城，乘船经过京杭大运河，奔赴杭州。7月27日，殷如璋乘坐的官船抵达苏州阊门码头，稍作整休。苏州知府王仁堪按照官场礼仪，带着几名苏州官员，前来官船上行礼节性拜访。

绍兴马、顾、陈、孙、章五家亲戚因本年有儿子应试，他们就凑足万两银子找上门来，让周介孚送给殷如璋，以便让他们家的孩子乡试高中，并承诺事后还会给一定的报酬。周介孚一想也好，反正这些亲友家境都好，事成之后，少不了过来感谢他，这一来一去，儿子中举的这事上还可以少花些银两。

这周介孚做惯了官，自己不想亲历亲为，就把相对乖巧听话的陶阿顺叫到跟前，对他说，你去一趟苏州，找到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把书函呈给他，里面有五个考生的名字，还有一万两银票。

殷如璋和王仁堪等人在官船上寒暄时，殷如璋的仆人送来一封信，交给殷如璋。这封信正是周介孚派仆人陶阿顺送来的。信里除了周介孚的名片外，还有两张纸。一张写着“宸忠”“茂育”四字，是与主考官约定好的“暗号”。届时周伯宜将“宸忠”“茂育”四字写进考卷里，方便殷如璋进行辨认。一张是“洋银一万元”的银票。

周介孚多年当官，做事持重，吩咐陶阿顺先投上名片，请求拜会殷如璋，再当面递交信函。毕竟，信函是见不得光的。如果殷如璋不方便面见，再将信函送上去。可是，陶阿顺是一个没文化的仆人，没有见过世面，又图省事，竟然将名片和信函放在一起，交给了殷如璋的仆人，随即在船下等待回复。

陶阿顺生怕大额银票有所闪失，因而不知轻重，在外边等得急了，便扯开嗓门喊：“殷老爷，信里还有一万两银票呢，大人收了银子怎么连个收条也不打啊？”

听到喊声，殷如璋尴尬至极，只好把那封信递给副主考官周锡恩，以示自己无私。信一拆开，一张纸条和银票一起掉了出来。纸条上写的是：“计开：马（官眷）、顾、陈、孙、章；又小儿伯宜。均用‘宸、衷、茂、育’字样。”

很明显，周介孚牵头欲用一万两银子买六个举人。这六人中，“小儿伯宜”是指鲁迅的父亲周伯宜；“马（官眷）”，表示这个姓马的秀才是现职官员之子，剩下顾、陈、孙、章四人也花了银子，请求照顾。

怎么照顾呢？诀窍便在“宸、衷、茂、育”四字上，也就是将来考试答卷中要记上去的暗号，主考官如果在批阅试卷中看到有用这四个字做标记的，便可高抬贵手！

陶阿顺这一喊，不光正、副主考官，当时苏州知府王仁堪也在座，还有一大群听差的也都听到了。历史上殷如璋的官声并不好，他也不是什么廉洁高尚之人，有很多浙江学子指责他昏庸贪渎！要不，周介孚也不敢贸然行贿，且是集体作弊。

但是，此时此刻的殷如璋哪敢徇私？于是乎，他摇身一变，翻脸不认人，本不甚清廉的他立马成了铁面无私的包公，下令逮捕陶阿顺送交苏州府审讯，并一查到底。

清朝极为注重防止科场舞弊，规定乡试主考官在赴任途中，不得收取任何人的信函。殷如璋拿到自己仆人送来的信件后，并不清楚是谁写来的。为防止在场的苏州官员说三道四，避免舞弊嫌疑，殷如璋将信件拿给王仁堪，请他代为打开。王仁堪一番客套后，打开信件，立马脸色大变。殷如璋“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

这场发生在浙江的科场舞弊案立即爆发。

周介孚就这样吃上了官司。凡涉及到本次舞弊案的相关人员，皆被收押。科举取士涉及到国家用人根基和国脉所在，清朝一贯从严究办，甚至清代科场舞弊案中，曾出现一品大学士也被杀头弃市的重锤！信内提到的几位举子“一并扣考 ”，不得参加考试。

周介孚先是以患病为由逃到上海躲避，后听说朝廷已下令将他革职，正四处查拿。他知道逃无所逃，还可能会连累家人，遂回浙江绍兴府会稽县衙投案自首，被押赴杭州审讯。

这一案子经过几个月的审理，浙江巡抚嵩骏于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初十日将审理意见奏报朝廷，认为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例应该处斩，但考虑到周福清“一时糊涂，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等理由，建议朝廷适当从轻处理。

负责办理此案的浙江巡抚和刑部衙门都想在刑罪上减等，免周福清一死。再者，从地方到京城都知道第二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万寿，按惯例不宜兴大狱，于是刑部多方开脱，鉴于“主犯”周福清贿赂未遂，“较之已成未中者，情节稍有区别，应于斩罪上量予末减，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即从斩刑上量减一等，改为充军新疆。

清朝的司法惯例，刑部拟罪重，由皇上的御笔改轻，显示“恩出自上”，即“好人”由皇帝亲自来做！

但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企图革新自强的光绪皇帝大为震怒，御笔亲批：“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也就是“死缓”。

1894年秋审周福清因慈禧六十大寿，施行大赦而被列入缓决类，继续收押在杭州狱中。为营救周福清，周家花钱买通官府，刑期尽量往后拖。周家有四五十亩地，经鲁迅父亲周伯宜之手卖了20亩。诸道关节被打通，当年秋后周福清没有被处斩。

这一来，周家可惨了。从光绪二十年起，每年都要设法活动。清朝制度，凡判决死刑的罪犯监候处决者，于秋审及朝审后，开具名册案由，奏请予勾，其经皇上御批勾除者，即照原判处决人犯，行话就叫“勾决”。所以只有每年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决”名册中“实情”一栏之外，才能免死。

这笔花费是相当可观！此外，周福清以“死囚”关在浙江臬司监狱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如果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必须上下打点，也不是一点半点银子的事。以后一年年往后拖，年年花钱打点，一直拖了八年。

由于周介孚在犯罪潜逃期间，鲁迅父亲周伯宜曾被清朝官府抓进监狱顶罪。周伯宜的健康状况本来就很差，不堪这样的重负，再加上被并处革去生员身份。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科举时代，秀才身份几乎就是读书人的进身之阶。

周伯宜感觉前途无望，于是万念俱灰，忧郁悲愤，借酒消愁，后为病魔所缠，又为庸医所误，很快就去世了，死时年仅36岁。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接着义和团运动爆发，清王朝满目疮痍，乱成一锅粥。刑部的监狱也放松了管理，致使许多犯人逃跑。民乱平定后，清政府规定凡能投案者悉予免罪。

刑部尚书薛升上奏给犯人减罪获准，因此早就获得好处的尚书薛大人趁机奏请赦免周福清。此时周福清已关了八年，光绪帝大约已经忘记了他自己当初严厉的御笔亲批死刑，也就准许了。

1901年3月19日鲁迅祖父周福清被赦免，并允许回乡。周介孚回到家时，身为长子的鲁迅父亲周伯宜早已于1896年先期病故，孙儿们也已长大成人，长孙鲁迅远在日本读书，真觉恍如隔世。

自科举贿考案发后，周家既要变卖田产搭救周福清，又要为长期卧病的周伯宜医病，所以很快花光了所有资产，整个周氏家族也已经败落。1904年7月13日，周福清抱着对社会和家族的失望，在家中病殁，时年67岁。他带走的随葬品只有几个图章和一些信件。次年，清政府宣布废止科举考试。

为什么周老爷出此下策？原因有些丢人：儿子不争气。古语云：“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五服”。说的是一个家族的财富通常难以持续传递到第三代，而贫穷的状态通常不会持续超过五代。这句话在周老爷家成了谶言！

周家大公子周伯宜，不仅怕读书，还怕锻炼身体。33岁了还只是一介秀才，身体又差。这样的公子，何以继承家业？身为京官的周老爷不甘心，恰逢马、顾、陈、孙、章五家亲戚托付，加之自己跟主考官又是同科，于是周老爷动了行贿念头，准备“背水一战”。明明一着险棋，还得冒险去下；明明是火坑，偏偏往里跳。为啥？凭啥？一句话：爱子心切。其他人出于自私，对周老爷来说，是利己利人，顺水推舟，何乐而不为？万一能成，那将皆大欢喜。于是，周老爷冒险了，选了非常忠诚的陶阿顺做信使。问题就出现在一个“忠”字上。陶阿顺认为不给个回执，无法向老爷交代。然而他忽视了一点，行贿这种事是现不得天的。陶顺不但明白不过来，还要大喊大叫，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样的忠，简直是愚。

事情败露，一叛就是斩监候！封建王朝的酷刑，那是很了得的，哪怕大厦将倾，依然淫威不减。周老爷的人格，在这时发挥了作用。他乐善好施，被罢免知县以后，又向朝廷捐了银子，对皇上还是算忠的。为营救周福清，周家花钱买通官府，刑期尽量往后拖。周家有四五十亩地，经鲁迅父亲周伯宜之手卖了20亩。诸道关节被打通，当年秋后周福清没有被处斩。要不是这样，恐怕周老爷早就成了刀下鬼。

身外之物很奇怪，因为非分之想得到多于生存需要的部分，让人变得富有的同时，也会让人忘乎所以。在保命的关头，这些身外之物是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周家大公子病死了，周老爷出狱后不久也病死了，朝廷废除了科举取士制度，不久也被推翻了。

朝代的更替是历史的必然，但不管什么朝代，老百姓总要生活。在生活中，有的人心重，有的人心直，有的人忠，有的人奸。形形色色色的人构成纷繁复杂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心藏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再正常不过了。我们想说的是：守正重要。不属于自己的，不管是身外之物还是意识，都不要据为己有。若是据为己有，终究是要出问题的。不属于自己的意识，嫁接过来后，一定会扰乱你的“元意识”，让你思维混乱不知所云、不知所措；不属于自己的身外之物，补你挪为己有以后，可能会发霉发臭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就算不发霉发臭，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合情合理地挥霍出去。因此，守正为要，能达到什么层面就活跃在什么层面。

周老爷热心功名，迷恋科举，倒又并非只读八股文。他主张小孩启蒙先读《鉴略》，既可识字，又可知道中国历史的梗概。他并不赞成小孩启蒙一定得读《百家姓》、《三字经》。鲁迅、周作人就都是以《鉴略》开蒙的。鲁迅在《五猖会》中写到父亲要他背一段书才可以走。所背的书就是《鉴略》：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有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鲁迅《社戏》原文）

周伯宜自己不争气，但希望子女过得好，对教育还是很重视的。

周介孚还认为，小孩识字以后，可以读小说，特别是《西游记》，容易为孩子所接受。然后再读《诗经》等书。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介孚公的确喜欢《西游记》，平常主张小孩应该看小说，可以把他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容易了，而小说中则又以《西游记》为最适宜。”周作人还说:”小时候可以看小说，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确是承认，也是永不能忘的。”周建人也认为:祖父介孚公关于小孩读书的主张，“是比较开明民主的”。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周介孚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从杭州狱中将一部木板印的《唐宋诗醇》寄回家中。书中夹有一张字条，是写给樟寿(鲁迅)诸孙的。全文如下: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肖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其实，青少年读中国古典诗词，总是按时间顺序从诗经、楚辞这样系统地读下来的，哪里会像周介孚所说的跳来跳去的读。但周介孚的说法，也不失为一种诗评，一种对古典诗人的见解。至少，周介孚读过许多中国古典诗人的诗集，并作了比较。

在周介孚留下的书籍中，还有一本《古文小品咀华》手抄本。此书原有耕读轩刊本，收短小古文二百九十一篇。每篇至多千把字，最少的一篇只二十三字。手抄本收文八十一篇，七十九篇与刊本同，文中夹批、文后评语也与刊本大同小异，似系刊本的精选本。手抄本书末有周介孚跋文:

售旧书才，挟此本，纸劣字拙，而文可读，因以薄直得之。

介孚氏识。

从这跋文可见，周介孚还不是毫无读书情趣的人。他竟认为这些小品文”可读”，可见他的阅读面不是很窄的。

周介孚没有什么著作。他写过几十首诗，装订成集，称为《桐华阁诗钞》，鲁迅曾将它抄录一过，没有刊刻。周介孚在杭州狱中，曾写了一本《恒训》，是写给儿孙的，也有鲁迅抄本存世。《恒训》在结尾时说:”予性介，运复蹇，不能积财以封殖，爰将生平所闻见者，可法可鉴持身保家之道，备述此编。尔辈守之，如读楹书，大门闾，昌后嗣，于是在乎。”这可说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它的写法，和《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不同，在每句戒言下，他都举一些例证，以证明戒言的正确和有效。有些例证，写得很生动，有情节，甚至写出了人的个性。

周介孚还写了大半生的日记。大概从他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写到他临终前一天。用红条十行纸写。字迹端庄，每年一本，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这部日记，反映了晚清一个相当规范的士大夫的带点传奇色彩的坎坷的一生;并通过他，还反映了当时的京都官场和地方社会的各种动态。它应该是很有史料意义的。

1919年底，鲁迅回乡接家眷去北京时，把这些日记全烧掉了。鲁迅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呢!”又说:“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它们就足足烧了两天。值得一提的是，周介孚的两个孙子——鲁迅和周作人，都从青年时代起，用红条十行纸或蓝条直行纸记日记，每年一本，线装成集，鲁迅在逝世前一天还在记，周作人记到红卫兵只准他在灶间地上睡觉时止，离开逝世也不远了。鲁迅、周作人的日记，都已成为研究鲁迅、周作人的不可缺少的资料，而且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也都有重要价值。周介孚的日记要是能保存至今而予出版，不但对研究鲁迅、周作人有用，而且必然受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的重视。

虽然周家在财富上“家道中落”，鲁迅奋斗一辈子，也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在精神追求上，周家是鼎实富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