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罗浮山

罗浮山又名东樵山，是中国十大道教名山之一，为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七大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福地，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

罗浮山是“罗山”与“浮山”的合称。相传古时这一带只有罗山，浮山是蓬莱仙岛的一个别岛，随风浪从东海飘浮到南海，附于罗山，因此取名罗浮山。《后汉书·郡县志》中“博罗有罗山，以浮山自会稽浮来傅之，故名罗浮”的记载。后人煞有介事地写下民谣：“浮山泛海自东来，嫁与罗山不用媒。合体真同夫与妇，生儿尽作小蓬莱。”

从海上来的浮山，也称“傅山”，故罗浮山也称“傅罗山”。这跟博罗县名称有关。秦嬴政33年（公元前214年，始皇8年），置傅罗县，县治梁化（今惠东梁化），属南海郡。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傅罗县为博罗县，仍属南海郡。南朝宋升明三年(479年)，博罗县划出新丰县和罗阳县，属南海郡。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南海郡划出梁化郡，博罗县治迁到浮碇岗之西，县属南海郡。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废梁化郡设循州(今惠州)，属循州。隋大业元年(605年)， 废循州设龙川郡，改属龙川郡。唐武德五年(622年)明废龙川郡复改循州，县复属循州。唐贞观元年(627年) ，罗阳县并入博罗县，属岭南道循州辖。唐天授元年(690年)师循州改称雷乡郡，属雷乡郡管辖。唐天宝元年(742年)雷乡改称海丰郡，属岭南道海丰郡。唐至德三年(758年) ，复改海丰郡为循州，属岭南道循州郡。五代十国天汉元年(917年 )循州改称祯州， 属岭南东道祯州。北宋天禧五年(1021年)明祯州改称惠州，县属广南东路惠州。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惠州改称博罗郡，博罗县名不变，属广南东路博罗郡。南宋绍兴年(1132年)，博罗郡改称惠州郡，属惠州郡。元至元八年(1271年)，惠州郡改称惠州路，属之惠州路。明洪武二年(1369年)，惠州路改称惠州府，博罗属之。明洪武九年(1376年)，属广东布政使司惠州府。民国元年(1912年)，属广东都督府。民国三年(1914年) 属东省潮循道。 民国十五年(1926年)属广东革命委员会东江行政委员会。1949年10月14日，博罗解放，属东江专区。1952年12月，属粤中行政区。1956年，复属惠阳专区。1959年1月，惠阳专区并入佛山专区属佛山专区。1963年，恢复惠阳专区，属惠阳专区。1988年1月，改惠阳专区为惠州市，属惠州市至今。

                                                                                                 包容连理树

当代科学家研究表明：罗浮山的形成始于中生代的白垩纪。大约在8000万年前，这一带的地壳发生断层，巨大的花岗岩体因受到猛烈的挤压而巍然隆起，再经过几千万年风雨的洗礼、雕琢，这座奇峰突兀的大山展现在世人面前。

公元306年，年方23岁的伏波将军葛洪首度来罗浮山（现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罗浮山），晚年一直在罗浮山修炼和著书。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约生于西晋太康4年（公元283年），卒于东晋兴宁元年（公元363年）。

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研精道儒，学贯百家，思想渊深，著作弘富。他不仅对道教理论的发展卓有建树，而且学兼内外，于治术、医学、音乐、文学等方面亦多成就。

葛洪晚年隐居于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着述，直至去世。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了《历代名医像赞》的一首诗来概括葛洪的一生：“陷居罗浮，优游养导，世号仙翁，方传肘后”。但这只说出了他炼丹采药，隐逸求仙的一面。而他另外的一面却被忽略了。其实，他是古代一位鼎鼎有名科学家，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

葛洪的着作，约有五百三十卷，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晋书》里列举他的著作有，《抱朴子》内篇116篇，碑诔诗赋100卷，移檄章表30 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10卷，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使杂事310卷，“金匮药方”100卷，“肘后要急方”4卷。 经过专家的认真考证，认为至今有书并确信是葛洪所著的书至少有下述四种：《神仙传》、《抱朴子内篇》、《抱朴子外篇》、《肘后备急方》。

《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着作，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教的着作。但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中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着作。

《抱朴子内篇》共有20卷，其中讲炼丹的主要是“金丹”、“仙药”、“黄白”3卷。“金丹”这一卷主要讲利用无机物质炼出所谓的长生仙丹。“仙药”这一卷着重讨论植物性的“五艺”与延年益寿。“黄自”卷侧重讲了许多人造黄金和自银。所以，要研究葛洪时期的炼丹术和其中的化学知识敏应该研读这本书。

《抱朴子外篇》共有50卷，大多讲的是儒家应世的道理，纯粹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某些政治理论。后来有人将《抱朴子外篇》与《抱朴子内篇》合并成一部书，总称《抱朴子》。

《肘后备卒方》是葛洪完成的多种医学著作中至今留传于世的唯一一书，在这本书的序文中，葛洪写道：“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因此，他决计选录“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已，须买之者，亦皆贱价，草石所在皆有，”这种为方便贫苦患者着想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 他原先著作《金医药方》100卷（已失传），因卷帖洽繁，不便携带，乃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成《肘后备急方 》3卷。本书在流传过程中，经梁朝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后来金代杨用道等再行增补一次，更名为《肘后备急方》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个本子。

《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是他在广东编着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肘后方》现存8卷，1一4卷讲内病，包括心腹病、伤寒、时气、中风、水病、发黄等急性病；5一6卷讲外发病，包括痈疽、疮疥、耳目等病）；7卷讲的是“他犯病”，包括虫兽伤、中毒等病；第8卷则是介绍一些备急丸散和牲畜病。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了很高水平。如所述的虏伤，是世界上对天花的最早记录。葛洪对一些传染病还提出了预防方法，现在看来也很科学。总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是我国医药史中的珍贵文献，有人说它是“古代的中医诊疗手册”一点也不过分。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青蒿治虐”方就出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2015年10月，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获奖后向外界透露，她之所以发现青蒿素，是受到了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启发。

葛洪的医学着作，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一百卷，《神仙服食方》十卷，《服食方》四卷，《玉函煎方》五卷。

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肘后备急方》流传至今，在急救、医药、针灸、养生、论道等领域意义重大。在化学方面，他是世界上最早发现丹砂可以炼成水银，水银还原成金丹的人，是世界化学始祖、电镀业的奠基人。

相传宋哲宗绍圣元年，苏东坡到罗浮山，酒后巧遇一村姑，诗兴起，吟到“寻幽探胜入罗浮，乘醉策杖觅归途。雨后山花香更美，村姑回眸胜仙姑。”村姑见其放肆，回敬道：“东坡游罢过西湖，举杯邀月作狂徒。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你无。”

东坡顿时心头一惊，知遇仙姑。待回头去寻找时，却突然倾盆大雨，溪水暴涨冲走了回去的木桥。正遇铁拐李路过，把铁拐变成一座桥，让苏东坡过了山溪。后人为纪念苏东坡与何仙姑、铁拐李相遇而建“会仙桥”以作纪念。桥板正中所刻“会仙桥”三字，是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于清宣统三年所书。

是山水本身有仙气，还是因为有仙人到山水才显得有灵性？“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葛洪选择罗浮山，罗浮山成就了葛洪。东坡巧遇仙姑，则是在葛洪之后。拆解“仙”字，人山共融。当人了解了自然物，自然物也就接纳了人。

罗浮山下，有东江纵队纪念馆。

东江纵队，全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东江地区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军队。1943年12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基础上扩编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 [1-2]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政治部主任。 1945年，朱德同志在“七大”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将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二、葫芦岭

葫芦岭地处东江北岸，博罗古城东侧。葫芦岭又名浮碇岗。清屈大均所著《广东新语》云：“浮山有二碇石。其在博罗西者曰浮岗。在增城东者曰焦石岭。”又云：“自惠阳东下，两山夹江。忽一峰横出中流，形如葫芦，谓之葫芦岭，博罗县城环之。”在今葫芦岭公园人口处和人民公园、休闲公园中央，都竖有一尊铁拐李塑像。

铁拐李又称“李铁拐”“铁拐先生”，为道教八仙中资历最老的神仙。铁拐李又称李凝阳，李洪水，李玄，字拐儿，自号李孔目，约公元前418-326年，巴国津琨（现重庆市江津区石门镇李家坝）人。现今李家坝仍有药王观和拐李祠等遗迹，该遗迹坐落于九本秋柑橘果园内，大部分建筑毁于清代，现仍保留基石残垣，铁拐李晚年修道于石笋山，现今河蹁李家大院仍遗留李玄故居等遗迹，药湾大院曾是铁拐李炼丹济世的地方，现更名为（乐湾大院）虽为著名的道教八仙之首，但其见诸于文献则相对较晚。据《历代神仙通鉴》卷五与《列仙全传》卷一等道经记载，铁拐李蓬头虬髯，巨眼坦腹踱足，模样丑恶，金箍束发，铁拐踱足，常背一药葫芦，浪迹江湖，行医治病，后功行圆满，被玉皇大帝封为上仙。

据著名学者华轩居士根据多分民间史料考证铁拐李幼年时天资聪慧而闻名于巴国，李耳（太上老君）骑牛云游巴国机缘识得幼年李玄见其非凡给予点化，巴王多次邀李玄为官均遭其拒绝，公元前316年巴国遭秦（秦惠公）所灭，当时连年战乱，百姓民不聊生，处处饿殍，遭受国破家亡的李玄从此灰心丧气，看破红尘，离家出走，去华山访仙学道，晚年修道于石笋山。成仙后，铁拐李精专于药理，并炼得专治风湿骨痛之药膏，恩泽乡里，普救众生，深得百姓拥戴，被封“药王”。八仙中，铁拐李为年代最久，资历最深者，汉族民间传说为八仙之首，相传现今李家坝的多数李姓仍属铁拐李后裔。

元朝时期，据岳伯川《吕洞宾度铁拐李岳》杂剧记载，戏说宋朝郑州孔目岳寿病死后，吕洞宾救他复活，因尸已焚化，铁拐李便借刚死的瘸子屠夫李某尸体还魂。明朝时期，据王圻《续文献通考》记载：隋时人名洪水，小字拐儿，又名铁拐，常行丐于市，为人所贱。后以铁杖掷空化为龙，乘龙而去。明朝万历时期，据《山堂肆考》记载：“拐仙姓李，不知其名，夙有足疾，西王母点化其升仙，封东华教主，授以铁拐一根。”此说认为铁拐李乃西王母点化得道，自此位列仙班，封东华教主，授铁杖一根。清朝时期，据《历代神仙通鉴》、卷五与《列仙全传》卷一等道经多称铁拐李为得道隐士，形貌魁伟，遁隐于砀山洞中。一日受太上老君之约，欲赴老君华山仙会，临行前对弟子说：“我欲以魂至华山赴老君圣会，游魂七日当返，若不返，请将吾魄焚化。”相传他魂藏于肝，魄藏于肺，元神出游时魂即跟随，只留下魄守护尸壳，即“元神出壳”。吩咐完以后，他即出元神赴华山从老君游，弟子则日夜守护着师父躯壳。不料第六天，弟子家人来报，老母病危，急欲归视，连坐立不安，好不容易敖到第二天中午，也不见其元魂归来，无奈之下，弟子将其肉体火化，回家尽孝道去了。不久他的元神赶回砀山洞，见失其躯壳，无形魄可依，好似孤鬼游魂。忽然他发现林中有一饿殍，奄奄一息，灵机一动，心道：“何不借以还身，”立即从饿殍囟门而入，站起来以后，发觉茅头不对，急忙跑到河边一照，只见水中映出一人：蓬头虬髯，巨眼坦腹踱足，模样十分丑恶。他大吃一惊，急忙从葫芦里倒出老君所赠仙丹，一口吞下，仍不变其形。突然身后有人说道：“草脊茅檐，毁窗折柱，此室陋甚，何堪寄寓！”回头一看，原来是太上老君。闻此言，他顿觉所得之壳实在丑陋，欲将元神跳出，老君急止之道：“道形不在于外表，你这副模样挺好。我赠你金箍束你乱发，铁拐拄你踱足。只要功夫圆满，便是异相真仙。”于是他按照老君所言，以手扪两眼如环，守住魂魄，并自号李孔目。这便是世称铁拐先生的来历。

民间有“葫芦吐九珠”这一传说：古时候博罗城是一块平地，在东江之滨，而东江一带几乎年年都有暴雨、洪水，洪水一来，东江泛滥，博罗城被洪水淹没，顿成一片泽国，老百姓在洪水中挣扎，连个逃命的小丘都没有。一年一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人葬身鱼腹，被洪水吞没。

有一年，又发洪水了，百姓们在洪水中呼救，哭喊声惊天动地，令人惨不忍闻。刚好在这个时候八仙之一的铁拐李从南海赴宴归来路过这里，百姓的呼救声直遏青云，传入铁拐李的耳中，铁拐李按住云头向下一看，见百姓们正在洪水中挣扎呼救，他立刻发了恻隐之心，可是，怎样才能搭救百姓呢？他摸遍了全身，只在腰上摸到一个葫芦。这个宝葫芦是铁拐李装酒用的，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他拿着葫芦，犹豫起来。这时，他身后的何仙姑跟上来了，一见他的样子，就明白了他的心思。笑着说：“铁拐李，舍不得了？”铁拐李嘿嘿笑着，说：“是呀，这个葫芦跟我多年了，舍了它，我用什么装酒呢？”何仙姑说：“铁拐李，救人要紧啊，舍了葫芦，将来我还一个给你。” “真的吗？”“当然是真的。” “那好，我就舍了它！”铁拐李说着便把葫芦丢在东江边上，葫芦忽忽长成了一座小山，后来人们便叫它葫芦岭。浸在洪水里的人见有了山，都争着往上爬，很快就把那座小山挤满了，那座山毕竟是小了点，还有许多人浸在水里，爬在大树上，房顶上。而那个宝葫芦长到一定程度就不长了。何仙姑看得心焦，叹口气说：“唉，这个葫芦山太小了，救不了多少人啊！”铁拐李说：“别急，我有办法！”他对着葫芦轻轻吹了一口仙气，喝一声：“吐！”只见那葫芦张开个口子，连续向外吐出了九颗闪闪发光的珠子，珠子散落在城内外，变成了九块高地。地名是：罗阳书院（现镇一小）、下黄屋巷、造极楼（现米仓巷）、新街、城隍庙（现农工商）、曾屋祠堂（现邮电局）、高街巷、黄皮园（现县党校）、长寿观（现观背村）。人们见有了高地，便划着竹排，抱着门板，逃到高地上。从此以后，葫芦山和这九块高地便成了洪水期间博罗人救命的地方。

葫芦岭从山顶到山脚，随处可见灰白色的贝壳，旧志将蚬壳的大量堆积称之为地壳隆起的产物。事实上，这里曾出土了大量的石器以及陶片，可见先民聚居人群之多，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据考古资料证实，葫芦岭是一处属新石器晚期贝丘遗址，至今已有4000多年。在遗址中，考古人员曾多次采集到新石器晚期的石斧、石锛、石码、砍斫器、敲砸器等石器以及夹沙黑陶、夹沙粗红陶、印纹硬灰陶等数量很多的陶片。

历代古人曾在葫芦岭的四周建筑过不少庙宇、亭阁，培植了大批花木林竹。山麓四面先后筑有罗阳甲第、东岳庙、华光庙、姑婆庙、药王庙、流仙阁、小海南、文昌宫、儒学宫、渊明祠、双忠祠、海岳轩、东园、止园、竹素园、书云台及骊光倒影塔。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知县经彦采在山上建了一座“望骊亭”，谓登此亭可望黄甲岭骊光。另外大东门外，筑有一亭，谓“到卯亭”。在葫芦岭的南麓，还建一亭，谓“笋香亭”。这些建筑物，成为博罗县城具有规模的建筑群，为葫芦岭增色不少，也激发了博罗人浓厚的读书氛围。

“金线吊葫芦”：

在今天山脚的南面，即县自来水厂抽水塔旁，仍保留五段较为完整的明代古城墙。城墙总长为84．1米，1985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据博罗城的老人说，以前的城墙东端筑到葫芦岭中线的地方，俗称“全线吊葫芦”。后来城墙绕葫芦山边而过，将整座山包在城墙里面，故称 “搭袋装葫芦”。究其缘故，说法有二：一说是出于防御的需要；一说在明末年间，有一位在博罗任知县的外地人，见博罗人在官场仕途上得意者不少，便心生妒忌，依照风水先生的盘算，改筑城墙，将“金线吊葫芦”改为“搭袋袋葫芦”，以图破坏博罗风水。县文物普查队对城墙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证实，当初城墙的修筑确有几次，而最后时期的城墙是东绕葫芦山，西至榕溪水口。

在葫芦岭之下，金银湖波光粼粼，周围古屋鳞次栉比，充满着人情味与烟火气。古城居民和睦相处，保留着淳朴的民风。走在城内，青石板铺就纵横交错的古街老巷，道路干净整洁，曲径通幽……可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随处可见的精美墙绘、路牌“讲述”着昔日历史。

秦时，博罗建县，属南海郡，当时的县治在梁化（今惠东县梁化镇梁化屯）。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析南海郡，置梁化郡。而博罗仍属南海郡，乃将县治迁至浮碇冈之西（今葫芦岭），在“罗阳”“博罗”两个县名之间，交替换用了近五百年。至南汉大宝元年（958年），复从“罗阳”改作“博罗”，一直沿用至今，1000多年再未易名。

为了让民众能够安居乐业，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城墙工程全线展开。据《博罗县志》载：“广二里，表一百二十步，周六百丈，高一丈六尺，厚一丈。为垣一千四百三十五。为门五：东曰安仁，南曰镇远，北曰太平，西曰银关，五曰安阜。”在城墙一统之下，县城民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乐业，博罗在东江流域树立起岭南重镇的形象。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口逐年俱增、百业兴旺，形成了铁炉巷、米仓巷、卢屋巷、武当巷、石滩巷等特色巷道，古有“三街六十四巷”之说。巷名五花八门，以居民姓氏、地理位置、经营行业、人文特色等取名。

曲折幽深的巷陌，隐藏古城深厚的历史韵味。据邬榕添介绍，这里的每条街巷都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走出了众多的历史名人。在铁炉巷，一座饱经历史风霜的韩氏大宗祠默默屹立。这座保存完好的古祠堂始建于元代，历史悠久。相距不远的卢屋巷，有着近300年历史。这条长不足200米、最宽处仅1.60米的古巷也孕育出一批不同凡响的人物，其中有留美研究生，有著名北派山水画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卢振寰等。在铁炉巷，一幅铁匠打铁的简单黑白墙绘，附上“铁炉之名”的文字简介，让人对巷名由来一目了然。在众多墙绘中，还有一幅手绘的古城故地漫画格外显眼，形象地展示古城的文化，让游客居民们观一画就能读懂老城故事。

三、飞鹅岭

飞鹅岭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紧邻惠州西湖，坐落在南湖西面，高70多米，形似飞鹅，是惠州古城天然屏障，相传古代有一仙人骑着木鹅从遥远的北方飞来，看见惠城山清水秀，西湖风光美丽，便降落湖中不再离去，他的木鹅化做一座山岭卧于湖滨，就是现在的飞鹅岭，惠州因此亦称鹅城。

据考证，这位仙人就是著名的诗人、山水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谢灵运，李白很崇拜的人。谢灵运，原名公义，字灵运，小名客儿，世称谢客，陈郡阳夏县（今河南太康）人，生于会稽郡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出身陈郡谢氏。谢灵运很小的时候就聪慧过人，祖父谢玄十分看重他，“我乃生瑍（谢瑍huàn），瑍那得生灵运！”意中把灵运当做上天的恩赐。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十八岁的谢灵运继承了祖父的爵位，被封为康乐公。永初元年（420年），刘裕代东晋自立，史称“刘宋”。谢灵运爵位由康乐公降为康乐县侯。

谢灵运天性放纵不羁，自由散漫。常常有触犯礼法律令的行为。因此朝廷把他当做浮华之世，不委以重用。而他却自任甚高，堪当大用，因此经常愤愤不平。

宋少帝继位，权力掌握在大臣的手上，谢灵运在当政大臣之间运动，诽谤当权的人。司徒徐羡之等人怕他惹事，便排挤他外放任永嘉太守。永嘉郡有很多名山秀水，谢灵运一贯喜欢游山玩水，正符合他的愿望。谢灵运足迹几乎踏遍了每一个县，每次出游，经常十数天不归，政事一概不闻不问，委之公案。在郡上任职只一年，便称病离职，返乡隐居。谢灵运在会稽郡，在那里修建房屋和庄园，前瞰秀水，后背大山，极尽幽深静谧的风致。他和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逍遥放纵，作诗为乐，他每一首诗被传到京城，无论贵贱竞相传抄。远近四方的人非常仰慕他，一时间名噪京城。

景平二年（424年），刘义隆登基为帝。元嘉三年（426年），诛杀权臣徐羡之等人，随后调任谢灵运为秘书监，但两次召见，谢灵运都没理睬。刘义隆派光禄大夫范泰写信给谢灵运，他才应召就任。不久又升任侍中，每天早晚被召见，很得文帝的宠爱。他每次作文，都亲笔抄录，文帝称他的文章和墨迹为二宝。但谢灵运恃才傲物，放荡不羁，不注意小节，得罪了不少权贵。

谢灵运每次和文帝在一起喝酒时，文帝不过让他谈论诗文而已。别人名声和爵位一直在他之下的，却同时被宠待，谢灵运心中不满，往往推说自己有病而不上朝，只管修筑池塘、种植花树、移栽修竹、摆弄香草而已。出城游玩，有时一天走一百六七十里，往往一走就是十多天，既不上书请示，也不请假。宋文帝见此情形，无奈之下只得将他免官。

会稽太守孟顗（yǐ）笃信佛教，谢灵运却瞧不起他，对他说：“成仙得道应该是有灵气的文人，你升天一定在我谢灵运之前，成佛一定在我谢灵运之后。”孟顗因此对谢灵运怀恨在心。公元424年，宋文帝即位。不久，孟顗上了一道表章说谢灵运扩充卫队，意图谋反。有关部门以叛逆罪弹劾谢灵运，按律该斩。谢灵运赶紧赴阙陈辞，辞气哀婉。宋文帝惜其才，也看在谢灵运先祖有功于国的份上，下诏赦免了谢灵运，任命他为临川内史。谢灵运赴任后不改往日作风，被有司弹劾。司徒派人去抓捕谢灵运，谢灵运拘捕，兴兵逃跑，被抓获。宋文帝将他免死充军广州。

南下途中，谢灵运写下了《岭南赋》等作品。在广州期间，谢灵运有一天夜梦罗浮，醒来后感而作《罗浮山赋》，最后几句曰：“发潜梦于永夜，若愬波而乘桴；越扶屿之细涨，上增龙之合流；鼓兰枻而水宿，杖桂策以山游。”

　　一日，谢灵运按照梦境的启示，乘着一只两头竖起的小木船（即传说中的木鹅）从广州出发，游完罗浮后至增江（今属增城）与龙江（东江古称）交汇处，再朔龙江而上，来到古惠州。

古语有云：“无水不东流。”龙江恰恰相反，一路向西。道家认为，逆水乃“仙源福地”，而龙江这样的“逆水”，不就是仙源？不就是福地？故谢灵运游览罗浮后，接着又乘坐小木船顺龙江逆流而上。那时的惠州城，江、湖连成一片，仅有梌山、方山、南山等几座小山立在水中央，谢灵运来此，见水天茫茫，只能在小船里过夜。根据传说，第二天，谢灵运爬上一个小山游玩，并在那里飞升，留下的那只木鹅（小船）就是现在的鹅岭。这是一个美妙的传说，是对谢灵运被斩首示众的委婉说法。

事实上，谢灵运到达广州的第二年（公元433年）冬天，又有人向朝廷告发他暗中令人购买兵器，四处结交武士，扩充卫队，意图在夺取三江口后反叛。文帝看了奏章，大为恼火，下诏将他在广州“弃市”。 元嘉十年（433年），谢灵运被捕，绑赴刑场。这位正当盛年（才49岁）的大诗人就这样身首异处，魂归天国了。因为个人性格上的狂放不羁，最终招来杀身之祸，令人可惜！

所谓“仙人骑木鹅”，实际上是谢灵运乘木船，得道登天，实际上是被处死弃市。老百姓对谢灵运是有感情的，不愿意把事情说得这么直白，甚至把名和姓有淡化了，统称“仙人”。广州岭南大学一带有“康乐村”、“康乐园”，是因为谢灵运曾在此居住，老百姓以其爵位命名。

在飞鹅岭，留给现代人的记忆，恐怕就是国民革命军东征了。

粤系军阀陈炯明自1922年冬退据粤东东江一带后，一直和广州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相对抗。1924年冬，他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纠集洪兆麟、林虎等部约三万余人，在英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准备进攻广州。1925年广东革命军队对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的两次征讨。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东征，以黄埔军校学生军和粤军为右路军，由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统领，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作为东征的主力；滇军杨希闵部为左路军，桂军刘震寰部为中路军。但杨、刘按兵不动，暗中勾结陈炯明。黄埔学生军和粤军由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勇敢作战，不怕牺牲，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并得到海陆丰等地农民的配合和支援，从广东南部沿海东进，连战皆捷：2月15日攻下淡水，27日进占海丰，3月上旬连克普宁、潮安、汕头，13日破林虎主力于棉湖；3月13号至15号，东征军在普宁以西的棉湖遭遇陈炯明军将近万人。期间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以千人左右兵力与敌军作战，最后艰难获胜；3月18日又克五华，20日攻占兴宁。第一次东征打垮了陈炯明军主力。

1925年6月，杨希闵、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唐继尧等军阀的支持下，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广东形势危急。黄埔学生军和粤军立即回师镇压，在广州工人和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迅速平定叛乱，全歼叛军两万余人。嗣后，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黄埔军校编练的军队及粤军、湘军、滇军等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至五军。

陈炯明利用革命军队回师广州镇压杨刘叛乱的机会，以三万之众重新占领东江一带，并企图勾结盘踞在粤北的川军熊克武和粤南的邓本殷进攻广州。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军队，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决定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兼第一军党代表，何应钦、李济深、程潜分任三个纵队纵队长。东征军自10月1日起陆续出发，经过激烈战斗，一举攻占惠州。三个纵队继续分路进击，11月初收复潮安和汕头，全部歼灭了陈炯明军在东江的主力。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国民政府派鲁涤平率部进击粤北连山一带的川军熊克武部，派陈铭枢率部进击粤南高州一带的邓本殷部。粤北迅速平定，熊军余部退入湘境。粤南初战失利，后以朱培德、李济深相继为总指挥，分兵四路进击，于11月20日占高州，29日克廉州（合浦）。1926年1月，第四军渡海登海南岛，收编了邓本殷军余部。革命军两次东征的胜利，统一了广东全境，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四、陂头神村

      陂头神村没有神，有清朝廉吏御史黄大铭。黄大铭铁骨铮铮，留名青史。陂头神村大沥村民小组的黄氏家族，以彪悍起家，以忠正留名，以孝悌传世，更是出了铁骨铮铮的一代御史黄大铭。他从罗浮山下走进繁华京城，官至江南道监御史，且备受铁齿铜牙纪晓岚赏识，成为其儿子的亲家。

　　《博罗县志》记载，“黄大名（铭），字营阁，公庄大树沥人（大沥村原称'大树沥'），乾隆乙酉拔贡。”由七品小京官，转礼部祠祭司额外主事，擢江南道监察御史。他“居官廉介自守，绝请托，无敢干以私者。言事不务苛细，能持大体，为时所称。河间纪文达公雅重之，以女孙妻其子，后卒于官。大名（铭）世业农，独好文学，突起于畎亩中，为公庄洞文化之先导者，而廉介不苟，不可谓非豪杰之士矣。”他为官廉洁自律，对于请托一律拒绝，所以没有人敢找他“走后门”。黄大铭的这一为官品性，备受乾隆皇帝身边名儒纪晓岚赏识。纪晓岚不仅在皇帝面前推荐黄大铭，还将自己的孙女嫁给了黄大铭的儿子。

　　村民相传，黄大铭小时便被称为神童。他能言善辩，记忆力强，唐诗宋词朗朗上口。年方十三岁，他就被邻近的鹊楼村聘请为私塾先生。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黄大铭考取拔贡，入朝任七品官。

　　乾隆中期，纪晓岚主持编撰《四库全书》，随后一路擢升兵部侍郎、左都御史、礼部侍郎。受纪晓岚“雅重”的黄大铭自然连年加官封爵，从七品小官升至从五品的江南道监察御史。不过，黄大铭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据传，当黄大铭正要升官时，正逢母亲病逝，他必须回乡守孝3年。孝满3年后，这个职务却被别人占了，黄大铭只能委屈做下属。但他做事认真，很快当上了江南道监察御史。在清代的官职制度中，监察御史官位虽不高，却是权势颇重的官职，清廉的黄大铭自然树敌不少。

      有一年，朝廷命黄大铭掌管全军粮草，积囤粮食。嫉妒他的当朝武官颜谦籍此诬告其虚报粮草数量，中饱私囊。按清制，御史之权既重，但处事若有差失，惩办也极严厉。随着乾隆一声令下，黄大铭锒铛入狱。蒙冤入牢后的黄大铭为表清白与忠诚，含泪吞金而亡。

　　黄大铭死后不久，乾隆很快获悉其案实情，遂下旨为他平反，将他的遗体运回大沥村厚葬，并御赐神道碑两座，彰显忠臣高风亮节。黄大铭棺柩回大沥村的规格很高，朝廷派遣多位官员，带领百余士兵扶柩，从京城浩荡启程，翻山越岭至博罗。棺柩所到之处，遇山开路，遇水搭桥，当地知府县令须恭迎祭拜，为其开道，务必顺利护送其棺柩回到大沥村，择地安葬。

　　随着时代变迁，黄大铭墓地被毁，如今留给后人的，是位于大沥村民小组南北的两座神道碑。这两座神道碑相距1公里，用花岗岩雕刻而成，高约丈余、宽为两尺、重达两吨，分别由两只巨大的赑屃（音bìxì，传说神兽，形状像龟）驮载。

　　

据传，立此神道碑时，乾隆曾下了道圣旨：“凡经由大沥之士，无论官阶大小，一律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当地人称两座神道碑为“下马石”。如今，历经了200多年风吹雨打的“下马石”，依旧屹立在大沥村民小组的一南一北，默默述说着忠臣黄大铭高风亮节的故事。

　　陂头神村还有青铜编钟。

　　1984年陂头神村村民黄来苟因为修建房屋，在附近竹林无意中挖到一个硬物，竟然是一枚编钟。后来，经过考古人员现场挖掘，7件完好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编钟出土。这7件编钟重量分别为10.75、8.9、5.9、3.2、2.75、2.15、1.8公斤，总重量为35.45公斤。其中6件为一组，大小相递、形制一致，以大小为序，均作高甬，甬部中空，干旋齐备，每面各有18个细长的枚，背面无纹，钟面花纹为春秋时期较为流行的“勾连云雷”式和“变体蝉纹”式，钟上密集的铜乳豆显示了鲜明的南越文化特征。另一件编钟外形与上述的大体相同，衡口略缺，旋已毁损，亦有18个细长的枚；正背面均无花纹，钲篆间及篆之间均有细密的小乳钉作界线。这套编钟表面有精美花纹，两面声音不同。国家文化部音乐研究所的专家认为，编钟音质清脆，音阶准确。据说，这7件编钟不是中原的产品，乃广东本土铸造的“土特产”。如今，这7件编钟收藏在博罗县博物馆。

　　1994年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博罗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目前广东省年代最为久远、音质最好、件数最多的编钟之一。

　　专家认为，编钟音质清脆，音阶准确，两面声音不同，属于春秋时期的产物。他们还认为，这7件编钟不是中原的产品，乃广东本土铸造，是“土特产”，极有可能是缚娄古国帝王宫廷用品，这也是《吕氏春秋》记载的先秦时代神秘缚娄古国存在的又一证据。同时，编钟在这里出土，与此前在博罗西部发现的战国时代编钟等一起，是“南蛮”不蛮的有力佐证，能够证明岭南存在“青铜时代”，就意味着岭南先秦时期的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据悉，这套编钟曾在博罗县博物馆展出，后来为妥善保护这套国宝，其被封存收藏，仅以图片展的形式展出。目前，博罗县博物馆新馆仍在建设中，有望年底交付使用，届时编钟将在新馆长期展出，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一睹国宝风采，领略博罗文化的源远流长。

　　红色遗迹，博东记忆。在陂头神村，博东县人民政府旧址阁楼保存完好。

　　陂头神村下罗村民小组有座特殊的老屋，这座两层大屋占地2400平方米，精雕石门石窗，内部构造讲究。房屋整体结构属于传统客家围屋构造，整体以南北子午线为中轴，东西两边对称，主次分明，坐落有序，布局规整。房屋共由7栋围屋构成，内有天井6个、房间45间。

　　

      这座老屋是博东县人民政府旧址。房屋始建于1943年初，原来的主人是陂头神村下罗村民小组的一位地主。1949年7月1日，博东县人民政府在公庄桔子梧桐盛成立，决定征收这座尚未完工的房屋作为临时办公场所。当时县长是曾光，副县长是张奕生。博东县人民政府设秘书科、军事科、财粮科、文教科和保卫科。辖桂东南、桂西北、中心、龙华（龙门县）、柏塘5个区人民政府和20多个乡人民政府。领导博、龙、河边区人民开展前支、抢修公路、桥梁、筹粮饷等工作。1949年10月，博罗全境解放，博东县人民政府迁往博罗县城，改称博罗县人民政府。

　　步入屋内，浓郁的客家人文气息扑面而来，驻足凝眸斑驳凹陷的老墙，在时光的流动中，仍能深深感受到几十年前的历史气息。煤油灯、打谷机等一件件带有乡村气息的老物件，传递着前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县政府迁走后，房屋就被分给农民居住。直到2013年，陂头神村委会以租赁的方式收回该房屋的管理权。次年，陂头神村投入100万元用于修缮博东县人民政府旧址，让这座经历数十年风雨的老房子得以更好地保存下来。经过修缮，在保留客家围屋特色的同时，也尽可能还原当时的办公场景。如今，这里成为了“家门口的红色学堂”。惠州市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博罗县“第一书记”培训班等都曾把到这里参观学习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让党员干部参观红色遗迹，接受革命精神洗礼。

　　村名何以带“神”字？

　　在惠州，以“神”字命名的村庄难得一见，而陂头神村就是少有的一个。相传，陂头神村名字的来由与“刘公”有关。这位刘公没有得道升仙的故事，却备受陂头神历代村民景仰。刘公名刘智，江西人，明代洪武年间在博罗为官，为人正直，体恤民情。刘智上任不久，出巡来到公庄，此时正值大旱，百亩良田无水可浇，禾苗枯黄，村民欲哭无泪。刘智召集各方商议，在公庄河上游修筑一座拦河坝，引水灌田，大小渠道纵横交织，河水源源不断地流向田间，给人们带来丰收。当地名为八甲方，他于是称这座水坝为八甲陂。从此，八甲陂成为陂头神村等八甲地区农业灌溉水源。600多年后，当地依旧靠八甲陂灌溉农田。

　　清同治十年（1871年），为了纪念刘智，八甲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为他建坛设碑，他的雕像纪念碑设在陂头神村良田中，雕像两侧还有两块石碑讲述刘公为官经历。这两块石碑一度被拿来当作铺路石，后来被村民找回，重新立在新建的刘公庙两侧。

　　在当地人看来，刘公是八甲陂头之神，因而刘公庙所在地被称为陂头神，陂头神村的村名由此而来。为纪念刘智，当地人实行5年打一小蘸，10年打一大蘸的纪念活动，纪念刘公为官清正、造福地方的为民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