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湖南邵阳人刘泰元、刘泰和、刘泰兴来到兴义做生意，生意一直做得不错，到了乾隆后期，大哥刘泰元因年事已高回家养老，三弟刘泰兴入赘毕节，只剩下老二刘泰和常居在兴义，定居兴义泥凼，以榨桐籽油为业。到了刘泰和的儿子刘文秀后，刘氏便家道中落了，之后搬迁了好几个地方，都住不下去。刘文秀有子刘明扬，字燕山。刘明扬因感泥凼深处大山不利于发展，举家迁居至兴义县城南部的下五屯。刘明扬一贯重视耕读，且又治家有方。从泥凼搬迁到下午屯后，便抛弃了榨桐油这一传统行业，本作“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思想，广置田地，开始修建庄园，并且在此发展团练，团练在的带领下达到巅峰。咸丰十年，黔西南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回族农民起义，刘明扬顺应官府谕令，募勇组办团练并亲率次子刘官霖、三子刘官礼赶修庄园炮楼及城垣抵抗白旗军，建成永康堡，占地面积近90亩。在民乱四起中，刘明扬兴办团练又深得四子助力，逐渐成为下五屯乃至兴义府首富。黔西南州《盘江史料辑》记载：“弟兄均魁梧奇伟，胆力过人，附近无不敬畏。刘燕山得诸子之力，家业日兴，渐为下五屯首户。”

身为兴义县团首的刘明扬，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刘官箴【字銘之，号洪魁，1829年生于贵州兴义。1864年（同治三年），刘官箴率领兴义团练收复兴义县城，战功卓著，保署安义镇左营游击，官阶正三品。1865年（清同治四年），刘官箴在马岭河杀死法国天主教徒，制造了著名的“兴义教案”，阻止了法国天主教势力渗入黔西南，朝廷震怒将其革职。7月，刘官箴与四弟刘官德巡防西路，被鲁布革汛把总张开业和汛守备李凤才于捧鲊城内设计吃全羊宴将官箴杀害。】次子刘官霖【字时之。清同治三年（1863年）春，清军全撤。5月7日，刘氏团练猛攻被白旗军占领的兴义县城，刘官霖战死南门城下。】，三子刘官礼（字统之），四子刘官德【字懋之，1865年（清同治四年）鲁布革汛把总张开业和汛守备李凤才于捧鲊城内设计吃全羊宴将官箴杀害，刘官德被囚禁。刘官礼闻讯，率领刘氏团练十万火急杀奔捧鲊而来，击毙张开业，将其救出】。

官礼、官德在捧蚱多有故事：

1861年，安义镇赵德昌率部驻防兴义时，已有了乡团组织，负责守哨卡和运输，共有五个据点：一是东团，据点在普峒；一是南团，据点在鸡场；一是西团，据点在捧鲊，后设乌沙；一是北团，据点在顶效；中团据点设县城，名“防守局”，又叫总团，担任承转公文和统筹粮饷的任务。赵德昌败退后，有的投附“白旗”；有的态度骑墙：白旗胜，插白旗附回；红旗胜，插红旗附官军；但也有顽強到底，始终插红旗附军的。如捧鲊的张开基、张开业兄弟就是一贯附从官军的典型人物。而看风驶舵，脚踏两只船，忽红忽白，不红不白的，如下五屯的刘官箴、刘官霖兄弟，就是这一类型的人物。回族武装进占兴义城后，刘氏兄弟插白旗降回，受“都统”职。刘洪魁暗地邀约捧鲊团首张开基（刘、张是把弟兄）袭击县城，各自准备，约期举事。张开基调集乡团，到达城边，扎下两个营寨：一是“下补路”；一是“普戛山”，准备急袭县城。

斯时，刘官霖在新城未回，刘官箴投鼠忌器，迟疑未敢发动。回族首领张国栋一面围困普戛山和下补路，一面饬令刘官箴劝说张开基投降。普戛山被围得水泄不通，道断绝，张不得已随刘洪魁请降。张国栋知其有诈，将开基捆缚，吊于四方台树上，乱箭射杀；普戛山上的几百乡团，无一得脫；下补路地形较为平坦，得活命逃出回归捧鲊的约百人。

张开业以乃兄开基之惨死，系为刘官箴所出卖，深仇大，铭刻于心，时时要为兄报仇。

下五屯昭宗祠石刻碑文:“乙丑五月某日，伯兄（洪魁）巡防捧鲊，贼帅张翎翔、马河图（马明图）贿守备李凤才戕伯兄……”。按李凤才仅清官军中的一员小吏。李在捧鲊大肆杀戮居住捧的回民，男被杀，女跳入捧鲊北门大池内，死的约二百余人。李和回族首领犹如水火不相容。张翎翔、马明图系回族首义首领，却叫捧鲊守备杀游击刘洪魁，岂非与虎谋皮等于梦话；张、马拥有強大武力，部下都是強将，杀刘洪魁却采取贿赂手段，更属滑稽可笑，不近情理，也不合逻辑，令人难以置信。

《贵州通志》：“总督徐之铭，密饬马忠（按即马桿桿，原名马万刚，投降清官军，易名马忠）杀刘洪魁”。马忠亲到捧鲊，密令李凤才杀刘。云贵总督为什么密令杀刘洪魁（官箴）呢？

刘骑双头马——又叫脚踏两只船，忽而红旗，忽而白旗，态度暗昧，引起当时大吏怀疑。“抚和”当中，到兴义办“抚和”的委员袁濬，行抵中途，刘洪魁把袁濬包围，不令入境。同治四年、乙丑年（1865），法国传教士任国柱、胡博理，得云贵总督徐之铭的许可，谈判“抚和”事宜。任、胡亲到新城面见金万照。一时谈和声浪，至嚣尘上，双方先行“停兵止仗”，张国栋率部撤退兴义，回转新城。

任国柱、胡博理时在新城呈报刘官箴阻挠“抚和”，把持地方，纵兵杀害教民等情呈报徐之铭，徐乃密令马忠杀刘。事实明显，这是几十年来的一桩疑案。

不久，刘官箴接到捧汛守备李凤才信，说江边仓更、洛万一带欠粮欠饷，回收困难，请大人视以便催收。刘接信后，为巡视边区，事属必要。于是率带左营亲随数十人前捧鲊，把催征任务分派亲随兵练去讫，身边仅余下十来人。当刘官箴由城出发捧鲊时，行抵三台坡，一人在轿前跪下大哭，口称小弟开业，迎接大哥（指刘），我哥哥（指张开基）的仇恨，小弟没有力量……说罢大哭不止；刘下轿扶立开业，安慰说，老弟宽心，都在大哥身上、就一同进捧鲊城。几天后，开业请吃“全羊”，刘不疑有诈，如约前去。饮酒数杯，突有人狠击刘脑后，刘身材高大，且娴武艺，知有人暗算，一脚踢翻席桌，顺手拔取所坐的八仙椅权当兵器，而壁缝里伏兵拥出，刘以椅遮挡，打出天井，过厅门已上了扛，回身转向后园冲出，后垣墙高，墙脚下面有水池，刘搁下八仙椅，一纵身跃上垣墙，还来不及往下跳，背后忽地一叉，正中刘尾闾，刘仰面朝天，掉落池里，矛刃钻集，遍身窟窿，拖出水池，刘已不能动弹，死于乱刀之下。

酒席间，突击刘后脑的叫何名诚，刘跃登后垣墙举叉杀中刘尾闾的叫曹品，都是张开业部下得力死士。

刘官箴死后，刘官德袭其游击名义，与官礼几次攻捧鲊。知县钱壎（伯雅）对官礼弟兄挟军队报私仇，扰害地方，很伤脑筋，會多次制止无效。钱具呈上报，官礼、官德封锁交通，断绝钱向外交通消息。钱上报文件，官德派人截取。官德率左营兵据附城龟山（按即将台营）攻城。官德亦呈报钱壎侵吞捐款，纵练害人，民不聊生。官德入城，设营豆芽街，塞断城门，进出放炮。刘官德进城之后，杀州判邓泽普、举人刘国卿、白云屯千总朱朝亨、女生李佩松，武生刘国英、文童查连升等及其家属。因上述诸人，會为钱壎出力劝捐。钱再密呈官德跋扈殃民，道路以目，可是中途又被官德截获，无从上报。

兴义知县钱壎去职后，刘官礼弟兄再攻打捧鲊，已无阻碍。于是官礼、官德率领左营兵练三次攻打捧鲊城，攻打了二十多天：先是分门攻，再是长围攻、云梯攻、爬城攻、钻水洞眼、摩夜螺丝，种种攻势用尽，捧鲊城仍巍然屹立，不损分毫。官德心头冒火，恨不得一口吞掉捧鲊城；官礼识见毕竟比乃弟要“高明”，他说：“李凤才、张开业有足够的守城力量，他俩合力，作困兽斗，难于攻破，不可力敌，只可智取。”

于是，退兵离城十里下寨，派了一个精明练达能谈会说的心腹，扮成老百姓模样，混入城里，乘夜进见李凤才说：“三爷、四爷（官礼行三、官德行四）和你一老爷（指李）素无仇恨；有仇恨的，只张开业一人；鸡蛋那么大的捧鲊城，粮食人马毕竟有限，內缺粮草，外无援兵，早晚城破，同归于尽，老爷无故卷入混水塘里，未免太不合算了！三爷、四爷叫我前来面见老爷，只要除掉张开业，老爷的‘守备’还守备，再加上张开业的汎兵三百个名额和还乡团一起，统归老爷统率，文武两管，哪些不好！若“扛起梅子树不換肩”（地方语，坚持错误不改），一旦城破，玉石俱焚，请老爷过细思量，走同张开业一道的好，还是走向三爷方面好呢？我等候老爷一句话，好去回三爷他们。”李凤才当下闷了半响，站起来，来回打转，悄声对来人说：“你回去稟告三爷、四爷，三爷的话我照办；但有一层，请三爷们把兵练退归兴义城，听候好消息就是了。”来人回报，官礼知凤才中计，叫官德一同退兵。

再说开业探知刘氏弟兄和兵练都回转兴义城，松了一口气，想到亲友处去走动一下。一天夜里，从岳三公家吃了消夜，出得门来，突有人跳到面前，就是一刀。开业虽精武，黑暗中，冷不防一刀，正伤左臂，接着六、七个黑影齐上，开业纵身一跳，发辫绞缠在晾衣杆上，发辫没解脱，几把钢刀，从前后左右杀来，把张开业登时杀死。李凤才将开业首级星夜解送城中，悬挂在“四方台”上示众。官礼对官德说：“还是这条计叫李凤才跑不掉。几天后，李凤才的首级自然送来。”

捧鲊城里有一个聂吉春，是一个面面圆的人，能看风头，又能钻机会，不管什么场合，他能插得进脚，无论官绅商学兵，都能合得了靶，下五屯的三爷、四爷，他早就心向往之，垫起脚儿找机报。三爷也是知道他的为人。官礼闭目凝神一想，需要用聂吉春这样的一个人；捎个信儿有意无意地叫聂到下五屯玩玩。这是聂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听三爷叫唤，三脚两步，一口气赶到下五屯面见三爷，三爷叫进书房，附着聂耳，低声说话。最后说，事情成功，有三千两银子赏格。“仰仗三爷洪福，事情一定办得到”。聂回捧鲊，约了七个朋友，七人中：也有附爷（李凤才的差官、差官一般称附爷）；也有帮闲的，一起邀到聂的家里商量进行办事。

再说李凤才当捧鲊守备多年，颇有威信，地方人一般对他都有好感。可是，李凤才贪酒好色，他勾搭上一个婆娘，一向因防守城池，少有时间去闲逛，现在结好刘氏弟兄，杀张开业立了功，可以放心乐意地去玩耍。一夜，他独个儿去到那婆娘家，天未明时起身回守备衙门。这时月落参橫，鸡未报晓，天还昏黑，李凤才跨出门来，不提防一阵乱刀，就一命呜呼了。

聂吉春和他的七个朋友一起到下五屯报功请赏。三爷说，李凤才的首级呢！见到李夙才的首级才能相信。于是，聂吉春和他的七个朋友，匆匆赶回捧鲊，取了李凤才的首级回报请赏，並要求在三爷身边干事。官礼严肃地对聂等说，你们有的是李守备的部下，有的是守备管辖下的百姓，以下犯上，胆敢杀害命官，赶快滾出去！这一干人，赏格没有得，事也谋不到，一个个垂头丧气，滾回捧鲊。后来聂吉春在捧鲊城呆不住，搬到兴义落户。官礼思其前功，提拔他的儿子当差官，升到连、营长。

下五屯刘氏团首不久即由刘官礼担任。他先被清廷擢升为知府，赏顶戴花翎，加道员衔，留云南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因配合官兵剿灭广西会党有功，升任云南候补道。历经光绪年间直至辛亥革命前夜，刘官礼成为了刘氏家族最为至尊的掌门人，也成为了黔西南地方上最大也是最有实力的官绅。这就为他日后普施教化，广育英才，提供了最有力的政治和经济保障。

刘官礼（1840-1910），字统之，贵州兴义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贵州兴义地区近代新式教育的奠基者。1889年，扩建和改革兴义笔山书院（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兴义一中前身），是贵州兴义系军阀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近代贵州西南部战事方息，尘埃落定，时局趋于稳定，刘官礼会同官绅组建培文局，大兴文化教育事业，商议重振笔山书院，古道热肠，殚精竭力，为地方文教事业的恢复和振兴做出了杰出贡献。

（一）重修笔山书院

1882年，刘官礼经过多方斡旋，终于将总管盘江八属教育董事一职谋得，他一面清理厘租，筹措教育经费；一方面重金礼聘名师名士前来执教。次年创设“培文局”，并遵诏谕劝募谷物赈灾，秋后加利充作教育款产。

1889年，刘官礼说动赵天如、林子亨等士绅，与之一道共同倡议购地重建笔山书院，此举得到时任兴义府知府的孙清彦的热情鼓励，大力支持。以团防局历年存积的大约10万两白银，于兴义城东北隅（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城区分部）置地重修笔山书院。因资金充裕，官府重视，民众踊跃，建设院舍3进共有房26楹，房屋百十间，有礼堂、山斗堂、讲堂、缮堂、斎房（含学生宿舍）、教员憩息室（兼办公室）、教职员寝室、山长室（即院长）、庶务室、教员室。

新书院仍沿用“笔山书院”旧称，这四个大字题于大门石额上方，两侧并配石刻行楷对联一副，一副，上联为：“平地起楼台，看万间鳞次，五月鸠工，喜多士情殷梓里”；下联是：“斯文无轸域，况榜挂天开，笔排山耸，愿诸生迹接蓬瀛。”院内建有四方圆角鱼池，池水清冽，通以小溪，围以石栏。中间的山斗堂上，悬有红底金字的“山斗堂”匾额，两旁联题“通今致用，修辞立诚”，概括了立院之目的。购买了大量图书，是当时黔省教学设施较为完善的一所书院。

（二）花费重金延请名师

刘官礼认为要使书院得以迅速发展，多出人才，首先得有一批名师，于是从光绪十六年（1890年）至二十八年（1902年）期间，他开出教师年俸三、四百金的聘金，是当时普通教师年俸的2倍，相当于知府的官俸所得，诚聘省内外举人程光祖、周辅寰、庄南华、孙家璠、桂馥、汤中、朱元模、赵廷光、雷廷珍、曾沛霖、徐天叙和进士吴成熙、叶鸿钩、姚华、熊范舆等来笔山书院执教。山长先后由大儒雷廷珍，姚华担任。

《兴义县志稿》载：“甲辰(1904)徐天叙主讲时，指阅经史，分呈笔记，每月会邑中人士举行讲演，风气又一变。时笔山书院学务，蒸蒸日上，巳达顶峰。所有受聘到兴义讲学诸名儒，刘统之无不优礼有加，待为上宾，结为世好。如安龙举人庄南华竟以其女嫁与显世为媳；贵阳熊范舆以其女楚芳为其孙媳，即刘公亮之妇也。”由此书院名声大振，本县及邻县来求学者众多，院址几乎不堪容纳。

笔山书院几次遭受损毁后，藏书已所存无几，且残破不堪。刘官礼就授命侄儿刘显慎，从地方公款项下，拨票银1万2千两，由雷廷珍开列书目，派专人赴长沙购办各种典籍。一时之间，笔山书院藏书之浩瀚为各县之冠。规定但凡县中生员(秀才、廪生、拔贡)及院中学子，均可借阅入览。

（三）打破陈规陋习，锐意创办新式教育

戊戌维新，废除科举，各省县书院都改设学堂。刘官礼在教育改革上颇具发展的眼光和博大的心胸。深感“兴义设县晚，科名较稀，高瞻远瞩，为地方百年大计，锐意兴学，优礼厚币，敦聘省内外名儒，创办城乡小学。”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官礼改笔山书院为高等小学堂，礼聘贵阳有名举人张寿龄(号协陆，后留学日本，任贵州财政厅长)任首任高等小学堂长，并于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仓房等。同时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供师生参考书刊数千册。也是这一年，刘官礼又出资从日本购进物理和化学仪器各一套，后又添置动植物及生理卫生标本挂图百余张，足敷中等学校的应用(民国五年至十二年，先后为过境军队所毁)。后有教育界名流聂树楷、解伯莹等先后担任堂长，因教学有方而成绩显著，邻省滇、桂及本省盘江八县慕名而来的学生日渐增多，每年有毕业生数十名，培养出了众多后来致力于为国家民族独立的栋梁人才。

（四）以国际意识向外选派留学生

西学东渐之后，刘官礼也产生了西为中用，洋为我用的思想意识。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刘官礼以团防局的名义保送王伯群、保衡、赵显彬、李映雪等赴日本留学。当时，由于兴义文化闭塞，学过英、法、德语等外语的人几乎没有。又因日文易学，中日途程较近，通讯汇款方便，所以兴义派遣的留学生，全都去了日本。那时，团防总局的存款还多，刘官礼就划拨部分款项，以地方公费派出学生留学日本，前后达数十人。所有旅、杂、伙食、学费全由地方包干。留学的人既有本县补助费，还可得到清政府的中央和省两份补助费。节约的学生如刘志道，毕业后所存的钱款数额也不算少。

在这些留日学生中，王伯群、保衡、刘显治、李培先、何应钦、王聘贤、刘若遗等人，分别进入日本中央大学、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讲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回国后，他们与其他未出国留学的笔山书院学生一起，在社会各界各领域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有魏正楷(字树生)、王文华(字电轮)、窦居敬(字简之)、高志强(字用之)、熊璜典(字凤阶)等人。后来，他们又大多转入优级师范选科学习，毕业后，都在教育、政治、军事上有所贡献。

刘官礼在家中排行第三，晚年族人皆称呼其“三爷爷”。他因幼年受教育有限而极端重视教育。当刘家成为黔中最为强悍的一支地方武装后，官府设团防局主管团练事务，刘官礼也因自身本领和两位胞兄兄都已经亡故之故，自然而然成为了团防局首脑，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并受封于朝廷，据说，每任知县上任，都要先上刘家来拜谒；兴义若有疑难问题需要解决也首先要请示刘家。云贵总督李经羲到任时，特意绕道兴义，拜访刘官礼，并恭维他说：“不意贵州有统老其人，竟有如此韬略！”辛亥革命后，贵阳白沙井街建起了由康有为亲笔榜书的“刘统之先生祠”。

刘官礼戎马生涯一生，但目光高远，识见过人，为实现大兴教育，广施教化的远大理想，身体力行，孜孜不倦，苦心孤诣，最终实现了兴义教育翻天覆地的空前成就。因教育的特殊促动，兴义社会的诸多行业也得以长足进步和发展。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刘官礼年事已高，时培文局改称劝学所，又聘请省内外名教师如陈树藩、端映江、董北平、刘炽昌、解伯莹、谢正初(湖南)、尤远春(湖南)等担任各科教学任务。这时兴义仅有城区高等小学堂一所，城乡及外地学生蜂涌前来求学，几致不能容纳。未被录取者仍不愿离去，要求旁听。校园周边每至黎明夜静时分，琅琅读书声时常达于校外。学生间在学业上争先恐后，唯恐落后于人。良好的竞争气氛和淳朴的学习风气，以及优异的教学质量，曾盛极一时。笔山书院名噪当代，为黔府享誉省内外名府。

刘官箴之子刘显潜（1865-1938），贵州军阀，字如渊，别号井陆。贵州兴义人。1902年任其叔父刘官礼组织的“靖边”团营中哨，参加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军。战后升团营管带。1911年任广西边防军督军，率兵镇压群众反清斗争，后升广西省防军统带。1912年任安义镇总兵兼西防统领。1914年4月被北洋政府委任为贵州黔西观察使。 5月被委任为贵西道尹兼上游清乡督办。1916年1月被袁世凯委任为贵州巡按使，后被迫反袁，任护国军黔军援川总司令，6月被黎元洪授陆军中将衔。后任贵州全省游击军总司令。1920年被王文华等逼走，投靠唐继尧。1922年2月回黔， 11月被北京政府委任为滇黔边防督办。次年任贵州军事会办。1925年被唐委任为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官，率部进军广西。被桂系军队打败，后被迫下野。1938年病死于兴义，终年73岁。

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军分三路进攻贵州，攻陷兴义县城。刘显潜的叔父刘官礼奉命在滇、黔、桂边界一带集中武装，组织靖边团营，镇压起义军。刘显潜被委任为中哨，与其堂弟刘显世集结团防兵夺回县城，迫使会党起义军退回广西。刘显潜因功被清政府升为管带。1911年春，刘显潜被广西巡抚沈秉堃任命为广西边防军管带，率兵驻防黔桂边界，先后镇压了上岩、基马、茶溪等地群众反抗清政府的斗争，被擢升为广西省防军统带。武昌起义后，全国响应，贵州、广西相继宣告独立。其堂弟刘显世当上了贵州军政府枢密院枢密员、军政股长，为对抗自治学社为代表的革命势力，他要刘显潜速返兴义，扩充团防，为自己经营后方。1912年3月，唐继尧率滇军以“假道北伐”为名，颠覆了贵州的革命政权。刘显潜在兴义一带扩充民团，成立“保卫军”四个营，配合滇军镇压革命群众。不久，贵州革命派首领张百麟和贵州巡防军南防统领陈守廉被以刘显世为首的贵州势力追捕，由安顺退至兴仁、贞丰，刘显潜派保卫军前往包围，张百麟等人被迫退走广西。刘显潜在黔西南各县镇压革命党人，因此被唐继尧擢升为兴义总兵兼西防统领。他帮助唐继尧、刘显世稳定贵州局势，镇压汉、苗、回、彝各族人民的反抗，十分出力。当时威宁、水城一带有以安桂林、安鹤翔、安三妹为首的彝、苗人民群起反抗滇军暴行，刘显潜“督饬军队，驰往剿办”，俘获安三妹处死。唐继尧为了加强对与云南毗邻的黔西南地区的控制和便于征收丁粮，命令刘显潜在兴义府六属划拨插花地段，健全行政机构，委派官吏，使盘江一带成为唐、刘政权统治下最稳固的后方。1914年5月23日，刘显潜被北京政府委任为贵州黔西道尹兼上游清乡督办;7月29日被授予四等文虎章。唐继尧、刘显世认为刘显潜跟随自己“几乎无役不从”，“任劳任怨”，曾先后呈请北京政府授以陆军少将军职，只因“已授文秩，未便准补军官”。1915年6月20日袁世凯又赏给他四等嘉禾章。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蔡锷和戴戡由天津向贵州发出策划武装反袁的密电。刘显潜见局势动荡，以省亲为名，由贵阳返回兴义募集旧部，又组成四个营，准备应付时局变化。其堂弟刘显治当时任刘显世的驻京代表，屡来函电，认为“滇黔如真反袁，十九无成”，要刘显潜“从速安顿家小”，做好两手准备。蔡锷云南起义后，袁世凯于1916年1月15日提升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授予他男爵封号，设行署于兴义，企图利用他阻止贵州参加护国运动。当戴戡率领护国军由云南向贵州进发时，刘显潜函令游击军管带易荣黔率部阻止戴戡过境。易荣黔迫于各方讨袁压力，不敢遽行阻止，乃亲往会见戴戡协商，双方未交手，戴于1月24日率部进入贵阳。1月27日，刘显世被迫宣布贵州独立，但刘显潜受刘显世密嘱，仍向袁世凯电密输诚，为自己留后路。到护国战争在川、湘境内激烈展开后，刘显潜才迫于大势所趋，开始反袁。他驻兵在南盘江一线，防堵由广西进攻滇、黔的北洋军。北洋军进攻云南丘北县时，刘显潜曾派兵威逼广西西隆，迫使北洋军溃退。2月下旬，刘显潜回驻兴义，着意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久护国军在四川战场告急，总司令部调刘显潜任护国军黔军援川总司令，但他有意迟滞，于3月中旬开始出师，5月下旬才到达四川边界，而四川已于5月22日宣布独立。刘显潜在四川战场未放一枪，便成了“再造共和”的功臣。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授予刘显潜陆军中将衔和一等文虎章。护国战争前后，贵州军阀内部逐步形成了以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和以督军兼省长刘显世为首的“旧派”。两派斗争十分激烈，刘显世曾拟以刘显潜取代王文华，因黔军官兵反对，未能实现。护国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委刘显潜为全省游击军总司令。刘显世为牵制王文华的力量，令刘显潜回兴义扩大游击军，编成三路，共一万多人。1920年11月，贵州发生“民九事变”，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取代了“旧派”的统治，刘显世被迫下野。刘显潜见大势已去，于12月宣布撤销游击军司令部，同刘显世一道赴云南，投靠唐继尧，游击军如鸟兽散。1921年初，刘显潜一度由昆明赴上海，再转至香港，先后与袁祖铭、唐继尧密谋回黔之策。时王文华已被暗杀，袁祖铭组织“定黔军”拟回黔夺权，袁与刘显潜约定“定黔”成功后，由刘显世任省长。刘显潜率两个连的武装，于1922年2月由昆明回黔，在兴义宣布成立定黔军西路总指挥部，抢夺黔西南和黔西北的地盘。为了扩充军队，霸占与滇、桂交界的南、北盘江流域，刘显潜和袁祖铭之父袁干臣不惜网罗广西土匪入黔，导致4月16日广西土匪洗劫南笼县(今安龙县)，使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千多妇女被掳掠至广西，造成了贵州历史上罕见的匪祸。袁祖铭“定黔”得手后，背弃前约，没有把省长一职让给刘显世，刘氏弟兄决定重整旗鼓，驱袁夺权，又乞助于云南军阀。同年11月，北京政府委任刘显潜为滇黔边防督办，他将军队扩充到四个团，设督办署于兴义，与袁祖铭分庭抗礼，并策应滇军入黔。1923年2月初，刘派两个团进据关岭。2月13日，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率滇军一万余人侵入贵州。刘显潜在兴义与唐继虞秘密会议，宣布驱逐袁祖铭，拥护刘显世回黔主政。袁祖铭军败退走四川，刘显世重新当上了贵州省长，唐继虞任贵州军务督办，刘显潜为会办，安顺以西复为其所控制。是年冬，刘显世病，刘显潜一度代理贵州省长。1925年初，袁祖铭在川势大，有回黔意图。唐继尧一面向袁让步，自动从贵州撤退;一面趁孙中山在北方病重，向两广伸手。他派滇、黔“建国军”六万余人假道广西入粤。刘显潜被唐继尧委为第一路军第七军总司令官，由黔东南入广西进攻柳州，结果被李宗仁所率桂军击败，退回贵州。不久，滇军侵桂失败退回云南，同时袁祖铭部回黔，在兴义、兴仁、安龙迫使刘显潜的武装大部缴械，小部溃散。刘显潜不得不宣布下野。从此，兴义刘氏武力全部瓦解。刘显潜晚年赋闲兴义，仍以其权势及影响左右县政和地方公益事业，1938年因病逝世。

刘显潜曾主持修建永康桥。永康桥位于兴义市城区西30公里，横跨滇黔两交界的黄泥河深山峡谷之中。桥两岸峭崖耸峙，水流湍急，景色诱人，历为滇桂黔商旅要道。建桥之前以舟楫为渡。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旅游家徐弘祖(霞客)曾克服交通食宿不便等艰难困苦，到此旅游考察和观光。据清道光年间的《兴义府志》记载，嘉庆丁卯年(1807年)，兴义知县陈熙在此始设官渡，撰有《江底官渡记》叙其事，既是解决两省间商旅之需，又为从中收取捐税。但每至洪水季节，翻船事故不断发生，死人现象屡见不鲜，商旅畏途，民众苦不堪言。永康桥上的石狮 1918年，曾任过贵州省游击军司令和滇黔边务督办的兴义乡绅刘显潜等倡仪集资在江底村修建永久性桥梁，桥址选择于峡谷悬崖对峙之处，既使桥面缩短，又使桥基增加了高度，以避洪水袭击。经兴义、罗平等地工匠数年艰辛施工，终于建成三孔石拱桥。全长79.2米，高42米，宽6米。主跨24.06米，东拱净跨9.8米，西拱净跨9.4米，桥面设护栏，高88厘米，踏垛式人行道东西各11级，每级高9厘米；桥面中心护栏外侧，各置精心雕刻的龙头，以示“龙王”镇水之意。在桥东岸，贵州省一侧的悬崖上镌刻“永康桥”四个醒目大字，以及《永康桥记》和游人的留言等等，至今完好无损。由于桥在江底村附近，俗称为“江底桥”。“永康桥”建成纪念摩崖 永康桥造型别致，建筑考究，雄伟壮观，坚若磐石，是谁人设计，工匠们是如何施工已无从查考。经近一个世纪的风化和激流的冲刷，顽石的碰撞，依然如故。特别是1980年的洪水，惊涛骇浪，冲击着桥面，洪水退去，永康桥却安然无恙，雄姿依旧，实属建筑与工艺之精华。 目前，永康桥已被云贵两省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清宣统三年(1911年)，刘显潜集资重修招堤。招堤位于安龙县城东北，是盘江流域著名风景区。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安笼镇游击招国遴捐银筑石堤，后人为纪念他因而取名“招堤”。乾隆五年(1740年)，南笼府知府杨汇集资在堤西端金星山上建3层高阁1座，后因年久失修而阁毁。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兴义府知府张瑛又在金星山上筑屋3楹，不久毁于兵火。直至1911年，时任安义镇总兵的刘显潜与地方人士集资重修招堤及金星山上诸亭阁。刘显潜撰联云：“风景不殊，登临无限山河感；苍茫入望，独立依然云水身。”他还手书匾额：苕请蓄绿。今日的招堤，基本上保留了当时重修的面貌。1958年11月，省人民政府公布招堤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见安龙县志办编《安龙名胜古迹》)

刘官礼之子刘显世（1870-1927年），贵州兴义人，字如周，亦作如舟，别号经硕。历任贵州省长、川滇黔三省护国联军副总司令。

刘显世早年曾参加镇压广西会党起义。辛亥革命后，曾一度赞成共和，但随即拥戴袁世凯称帝，1916年，在王文华、王伯群的劝导下，通电全国，参与护国运动，讨袁护国，民国成立后，任贵州护军使。

1916年1月26日，刘显世等人在省议会旧址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公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参会者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出兵北伐，生擒袁氏逆贼，次日，刘显世任贵州都督、督军兼省长。

1917年，刘显世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任川滇黔三省护国联军副总司令，在护法运动中，广州军政府分裂，取消岑春煊政务总裁职务，补选刘显世为政务总裁，但在这时期，黔军内部矛盾再次公开化。

1925年，刘显世因军阀派系之争隐退，1927年10月14日病逝于昆明。

同治九年（1870年）农历四月初八，刘显世生于贵州省兴义县下午屯。刘显世4岁人私塾，18岁考取秀才，旋补廪生。青年时代的刘显世，不似其父性暴烈，有胆略，外貌柔和，性孝友浑穆，能纳人建议，从中取巧。因而有“内实阴险”、“笑面虎”的骂名。刘氏为其血腥镇压革命，巧取豪夺，涂脂抹粉。在下五屯和跋浪亭后院各修了忠烈祠一座，在下五屯的祠堂上题了一付对联：“结团体成军，乱从此定；为同胞流血，死而犹荣。”刘显世遵循如此庭训，虽然光绪十五年（1885年）十五岁的时候进入当地的传统学校，却热衷于团练和功名。当时广西游勇窜贵州，刘显世放弃举业，代其父招募旧部进行编练，置身军旅，开始其军阀生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刘显世二十七岁，代理其父刘官礼办理团练。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游勇兹扰罗斛、贞丰等县，刘显世奉命率团应援官军。在安龙、册亨边境遭游勇埋伏，官军大败，安龙失守。刘显世败逃兴义，所率团兵死伤百多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游勇进攻兴义。乡团闻讯，一面向上申报，一面调驻守泥凼的靖边团营中哨到箐口驻防，刘甲耶负责。八月三十日夜，被游勇袭击，四百多官兵全部被杀害。后来把死者埋葬在离城约二公里的水井大队背后，群众称这些坟堆叶“白骨塔”。 [4]九月初五（公历1902年10月6日），黔抚邓华熙接到告急文书，命贵州兵备道张敬甫率兵增援，在兴义城边的七星庙（今三小）一战，张敬甫兵败逃住顶效，兴义城失守八日。游勇转攻下五屯，刘显世兄弟以堡据守，苦战四日未克。十二日游勇撤回县城，是年十月十四日撤离兴义县。人民陆续回城。刘官礼因抵抗有“功”，批准增拨兵一营，叫靖边正营，连同原来的靖边团营，由刘统之任统领，刘显世任团营管带，堂兄刘显潜为正营管带，薪饷服装一律由国、省库开支。后来刘官礼因中风，脚不能行，就令刘显世代理其事，刘显世从此掌握兵权。辛亥革命前，刘显世在兴义任劝学所总董，分赴四乡，劝导乡绅筹办初等小学。当时乡绅顽固派、老学究坚持八股科举制度，反对西学。刘显世以其家庭的权威，到各乡宣传科举制度的弊病；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培养人才。经过辛苦奔走，各乡成立初等小学堂。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间，兴义建立的初等小学堂达七十多所。辛亥革命前后，兴义以公私费留学的达三十多人。乡绅耆老对刘家崇拜得五体投地，对刘显世尽力吹捧，大力渲染称颂：“精明强干”、“浑厚友爱”、“其嘉惠地方后进者周且至”、“卓有远略”。辛亥革命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湖南、陕西等省宣布独立，贵州的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在贵阳，自治党人取得了陆军小学堂的学生和干部的支持，得到贵州新军下级干部和多数士兵的拥护。贵州巡抚沈瑜庆听到新军准备起义的消息后，采取了应急措施：调两个队的新军去防守长寨；调两个队去驻守仁怀，分散了新军的力量；对剩下留守贵阳的新军，间日阅视，严格控制。同时，急电檄调刘显世率兵到贵阳保卫。一面提拔胡景棠、和继圣为城防营的统带，克日募练成军，准备屠杀革命人民。宣统三年（1911年）秋，刘显世在兴义连得两次急电。第一次是云贵总督李经羲发来的，令其招募兵丁三千，防滇、黔革命举事。滇军起义，一战成功，刘显世招兵之举告吹。同年九月初 （应是十月下旬） 接沈瑜庆电，刘显世带领徒手团防营兵五百人急驰贵阳。兵分四队：前队官王文华、后队官鄢鼎三、左队官王慎一、右队官袁祖铭。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十四日），行至平坝、清镇间的芦获哨时，闻贵阳起义成功，不敢前进，退至安顺驻扎。刘显世准备带队回兴义，前队官王文华出面劝阻，请求将兵留在安顺，伺机应变。王文华说：革命风潮弥漫，贵州光复，乃顺时应人之举，义当赞助，共建殊勋，若回兴义，显示反抗，必遭失败，张百麟与我相识，愿代表本队官兵，前往接洽，表明归附，当兹光复伊始，需才孔急，必获录用，机不可失，望速决定，免贻后悔。王文华在校期间，与自治党人有较多接触，并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席正铭、阎祟阶等人发起的反清秘密组织，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倾向革命。他劝阻刘显世回兴义，对刘后来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刘显世的重视。刘显世按王文华的建议：一面派王进省亲见自治党人张百麟，表示态度；一面去函枢密院，试探省方态度，大意是：“本人此次造省，虽系奉沈抚台之命，然对于诸公主张革命，早已心向往之，不谓来迟一步，诸公已先我着鞭，兹欲观光上国，就便晤教，不卜诸公以为如何？行止惟公等命”。寥寥数语，把凶残的饿虎，扮成绵羊，刘显世的两面派面目暴露无余。进入贵阳张百麟接到刘显世的信后，在枢密院两次讨论：平刚、黄泽霖等自治党人认为刘显世在兴义向来专横跋扈，不易训服，不如因而除之；蔡岳认为刘显世有才，可以利用，令其入省会贵阳，敢保无他。张百麟以在光复之日，曾宣布兵不血刃而达到目的，认为此时不应嗜杀以贻人口实；并谓刘既输诚革命来归，应予容纳，以示宽宏。经过争论，刘显世被允许入城。刘显世入贵阳，驻扎在东门外东山、螺丝山、九华宫一带，张百麟见四队（相当于连）兵精壮可用，即令发枪。领得枪械后，虎卧东山，为军政府左翼护卫。刘显世既入省会贵阳，不能没有位置。军政府就推他为枢密院军事股股长、黔军第四标标统兼西路巡防统领。原率领的团防营改为第四标一营。营长王文华，下置四个连，连长袁祖铭、王慎一、彭佐卿、刘暾吾（当时编制，一标三营，刘未得扩充，所以第四标只一个营）。刘显世住进贵阳，看不起自治党的领导，认为他们无才、激进、干不了大事。更看不惯哥老会成员一头扎包巾，两绺头发分挂两耳，身披鹤衫，腰佩刀剑，称兄道弟。他初到贵阳，人地生疏，便去拜访前清官吏、绅士、耆老，投靠他们，曲意接纳宪政党人。刘显世虽然结识了宪政党，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看到辛亥革命后，人心浮动，公口林立，城中一夕数惊，岌岌不可终日，便组织拉拢一批人，扩大自己的势力；利用自治党人的仁慈，收买军人，招揽一批兴义的留日学生，培植自己的力量。刘显治、熊范舆、唐尔昆等，在云南起义前曾密保刘显世招兵三千镇压革命。云南革命成功后，他们的罪恶昭然。革命军抄了唐尔昆的家，拘留了刘显治、熊范舆等人，请求军政府把这些人正法。刘显世闻讯后，自己不出面，却向张百麟请求发电报给云南，调刘显治、熊范舆回黔。张百麟不知刘的用意，以为调黔人回黔办黔事自可照办。熊范舆得救回贵州，深感刘救命之恩，誓死效忠刘家，以后成为刘显世主持贵州政权的台柱之一。刘显世在贵阳站稳脚跟后，便伸手向军政府要权，暴露了庐山真面目。他乘军政府派黔军援鄂、援川之机，恬不知耻地请求接办巡防总统，控制贵州军权。由于自治党下级军官的强烈反对，没有如愿。他又请求署安义提督，独霸盘江八属，建立称霸基地，以后再图霸业，也没有成功。再请求署安顺提督，又遭反对......。多次呈请，均未达到目的，刘显世更痛恨自治党。临时国会召开各省代表会，刘显世闻讯，急电请云南都督蔡锷代选刘显治、熊范舆为代表出席，妄想捞取临时政府的承认后，利用临时国会的招牌进而篡夺贵州大权。他利用云南把贵州当成附属省这一弱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蔡锷没有识破刘显世的阴谋，代贵州发电给临时国会，并叫当时住在云南的刘显治、熊范舆从昆明出发，参加会议。不料贵州自选代表平刚、文崇高出席，刘、熊到后没有得参加会议，刘显世的阴谋破产。二二事件刘显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凶恶，变本加厉。时值云南军政府慨助贵州军政府军饷三万元，枪一千支，子弹五十万发。刘显世先将一百支好枪运到兴义，武装其乡党子弟；刘显治、熊范舆各在这笔款项中取走五千元。民国元年（1912年）2月2日，由刘显世、任可澄、郭重光等宪政党、耆老会人刨制了“二·二”事件，开始对自治党人进行屠杀。“二.二”事件前，由于宪政党人、耆老会人的挑拨离间，自治党内部产生分裂，造成宪政党篡权的良机。2月2日，宪政党、耆老会兵分三路，刺杀自治党主要负责人。第一路由谭德骥派数十人攻张百麟住宅，张逃走，杀死彭尔坤。以后张百麟带陈兰生营到贞丰，又被西路巡防军刘显潜部预为堵截、击败，张走广西，赴南京晋见孙中山先生。张在贞丰时住彭家，除彭显丞随张同走幸免外，彭考丞父子、家人全被刘显潜杀害。第二路由唐灿章率领，伪称押匪犯到总统部，乘机把巡防总统黄泽霖刺杀、分尸。为酬谢唐灿章等，给银三千三百两，后又委唐为紫云参将。第三路兵去刺杀张泽钧，张逃走，寓居的客人田有光被杀。“二·二”事变发生时，由于自治党人意见分歧，按兵不动，仅北路统领李立鉴带兵驰援，又被胡景棠营所阻。事变发生后，贵阳秩序一度混乱，不少的自治党人退出军政府，有的流落外省。虽然如此，自治党仍然掌握贵州大权。宪政党、耆老会的势力与自治党相比，无论政治、军事力量都不足。经过秘密策划，刘显世、郭重光等派周沆、戴戡等到云南，效秦庭之哭，乞师平“黔乱”。蔡锷偏听偏信，不顾自治党人的反对，藉口假道援鄂，派唐继尧率滇军入贵州，对自治党人、新军、哥老会分子和贵州人民进行镇压。民国元年（1912年）2月29日，唐继尧到贵阳，扯出在贵阳休息三天、继续北行的幌子。于3月2日，乘黔军不备，攻占各机关。刘显世带兵占领都督府，军政府代理都督赵德全只身逃走。唐继尧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可惜自治党人内部分裂，意见不一，没有进行有组织的保卫政权的战斗；仅北路巡防统领孪立鉴率部据黔灵山抵抗，因力孤势弱，战斗了一天，3月2日夜李败逃。3月3日，唐继尧自称贵州临时都督，革命果实落入其手。这便是贵州人民称之为“亡黔”时期。唐继尧掌握贵州军政权后，对贵州军民大肆血洗。首先消灭贵州武装，巩固政权。贵州新军第一标的二、三营驻南厂，被滇军包围。新军部分人突围，没有成功，被歼灭。有七、八百新军未抵抗，也被押往螺丝山下，用机枪全部残杀。全省的乡兵一律被解散，其他新军先后被歼。同时，宣布解散自治学社，取消公口，按册捕捉自治党人而杀之。自治党代理都督赵德全、社长钟昌祚、《西南日报》主笔许阁书、分社李永泰均被杀害。滇军所到之处，流淌着贵州军民的鲜血。刘显世在这场大屠杀中伙同戴戡、周沆、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配合唐继尧主演了这场血剧。刘显世由于卖力，得到重用，被晋升为陆军少将，贵州军务处处长、军务司司长兼国民军总司令。他的第四标王文华营，唐继尧优予补充，如滇军制改为大队，王文华任大队长，袁祖铭为副大队长。全省新旧巡防营、绿营，一律改为国民军，归刘显世指挥。刘氏垂涎已久的贵州军权，如愿以偿。刘穿着将军服，神气十足地走在贵阳街头，黔人见之，人人侧目。周素园著《贵州陆军史述要》中："刘氏自洪箴（刘官箴、字铭之，又名洪魁、刘显世伯父）以来，觊觎贵州兵柄，处心积虑，谋之迨四十年，至是始如愿以偿。刘显世起家巡防，濡染既深，已不能接受新军事知识。其从兄显潜等，顽固益出显世下。然欲造成一姓世袭，如播州扬氏，水西安氏之所为。凡黔籍军事人才，或遁迹田园，或甫自外归，皆诬以与军政府有关系，捕而杀之。"任护军使1913年，刘显世、戴戡、任可澄、张协陆等宪政党和耆老等并不满足于已得之利，密谋夺贵州大权。唐继尧掌权后，任意扩充武力，军费开支近百万元；贵州财政入不敷出，因而激化了宪政党人和他的矛盾；刘显世、戴戡等联名密电蔡锷，请调唐继尧回滇。1913年9月，袁世凯根据蔡锷电，调唐继尧回滇任云南督军。唐回云南前夕，宪政党人召开紧急会议，保荐继承人。刘显世、戴戡在滇军入黔时与唐继尧水乳相融；显世弟显治和戴久在云南，与滇人关系较深，拥他二人继唐，既还政于黔人，又都是唐的部下，不会被拒绝。这样戴戡就被任命为贵州巡按使，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滇军未行，宪政党、耆老会内部为争权产生分歧：郭重光、周沆、唐尔镛不服刘显世、戴戡分掌军政大权，要求留下部分滇军与之抗衡；刘显世、戴戡、张彭年等则密商，一面急电袁世凯，一面设宴为滇军上中下部队长饯行。唐继尧本想兼两省都督，也愿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黔。怎奈袁世凯的电报公诸于世，不得已，怏怏率部起程。郭重光、周沆、唐尔镛献计不成，不便留贵阳，随滇军而走。滇军走后，戴戡和刘显世发生冲突。戴戡不满足于巡按使的职权，还想进一步掌握军权─兼任护军使。他认为刘显世软弱可欺，但是刘显世同样想独揽贵州军政大权。与戴戡不同的是，他不像戴戡明目张胆地干。在当时，军政分开，刘显世对此并不深为理解，戴戡和他谈话时，他没有表态，回来召集部下商议，征求意见。大家对刘说：护军使直属中央，警备司令却属于巡按使；将来要向中央或外省说话，警备司令须取得巡按使的同意，并由他承转，大大不便，请刘不要接受戴的意见。副官长某说：“舍护军使而就警备司令，无异媳妇要受双重婆婆的管辖。”刘显世明确护军使和警备司令的职权后，采取果断措施，不通过戴戡就宣布就护军使职。戴戡闻之，大发脾气，骂刘违反他的意见，公开宣称说，迟早要把贵州军政大权抓到手里。戴戡和刘显世的矛盾产生后，戴积极进行抓军权、分化瓦解刘部下的活动。当时，刘显世在省的子弟兵大权在王文华、袁祖铭手里，袁与刘显世的关系不太深，容易动摇，且是一介武夫，无甚作用；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又是刘显世的侄女婿，处事圆滑，若把王说动，夺刘的军权障碍就不大了。于是，戴从王下手。他抓住王好大喜功的特点，经常与之亲近，每周数次和王打牌吃酒，极口称颂王的才能，称王为“公”，奉承王说：“公之未来不可限量！”怂恿王不要寄人篱下，大丈夫要敢作敢为，不要妄自菲薄。戴的说项产生了相当影响，王的头脑开始发热，对刘的尊重不如从前，背后说刘一些小话，称刘叫“老者”。刘显世智虑短浅，处事迟怠，平时怠于职务，喜欢看小说、为人写点字、打麻将、打纸牌。然而野心大，想“问鼎中原”，善于用人和抓兵权。掌握贵州军权后，在政治上依靠熊范舆、何麟书、张协陆等宪政党人、耆老和清朝残余官僚，建立了所谓“元老派”；在各机关大量安置乡党子弟，亲信随从，架空了戴戡的巡按使；在军事上，他按照办团练的办法，大量提拔亲信和兴义带去的“老一团”的官兵，收买军人，大肆招揽保定生，罗致贵州的日本留学生，建立了"兴义系"军阀组织；他再建陆军，编练六个团，第一团（即"老一团"）团长王文华，第二团团长彭文治，第三团团长吴传声，第四团团长张云汉，第五团团长熊其勋，第六团团长和继圣。人才不足，则请唐继尧拣拨云南讲武学校毕业生来黔补充。以后，刘又接受王文华的建议，把一批日本留学回国的士官生如何应钦、朱绍良、谷正伦、张春圃、李毓华、王纯祖等充实贵州讲武学枝，举办模范营，训练军官，培植黔军新生力量。明争暗斗戴戡和刘显世争权夺利的明争暗斗中，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军阀割据时期，戴的小打小闹、小动作，同刘相比，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最后被刘逼出贵州。戴戡与刘显世不合，正符合袁世凯的心意。袁早想把贵州抓在手里，只是腾不出手来。当袁解决好川、湘人事后，便图谋贵州。他先委亲信龙建章为黔中道尹，密令相机行事。袁见黔军实力雄厚，不敢造次。召戴戡进京，稳住刘显世，改委龙建章代理贵州巡按使，美其名曰“调解戴、刘矛盾”。龙建章任巡按使后，借职权大肆扩张兵力，封官许愿，委陈官韶为政务厅长，派李焕廷到粤请接济枪弹，拟俟力量充足，再设法除去刘显世，完成袁世凯所赋予的使命。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因护国运动兴起而告破产。1915年十一月，袁世凯称帝，花了四十二万元做了一身龙袍，用钻石明珠作了一顶平天冠，花二十来万元招选宫女一百二十人，要十四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袁世凯的荒淫无耻，遭到全国人民一致反对。当时全国各地掀起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约》、抵制日货运动；袁世凯称帝，更激怒了全国人民，加速了袁的覆灭。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号召“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举起了讨袁护国大旗，通电全国。讨袁护国前，刘显世对袁世凯是不满的。龙建章任巡按使在贵州的所作所为，刘显世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但在袁的权势下，刘敢怒不敢言。另外，刘显世将黔军将校报陆军部审批，和继圣、张云汉是巡防旧将；彭文治、吴传声、熊其勋是随唐继尧来黔的军人，过去有军职；而王文华系一个师范毕业生，陆军部认为不合格，不同意，所以黔军将校官衔一个也没有批下来。当时，看军官不是看才能，而是看牌子，看毕业的学校，尽管刘显世为王文华力争，一再说明王的才德，仍不批复，往返多次，刘伤透脑筋。这时，帝制运动兴起，熊范舆向刘显世献策：“投其所好，迎合袁世凯。”龙建章说：“袁总统既有称帝的愿望，我们就拿个皇帝给他做罢。”在这些人的策划下，盗用贵州人民的名义，向袁世凯上书，发表“国民推戴书”，宣称民主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请袁世凯晋位中华帝国大皇帝。争姘献媚，得到袁世凯的赞赏。于12月21日，即讨袁护国的前四天，袁世凯封刘显世为一等子爵。将校的任命也批下来了，王文华、彭文治、吴传声、熊其勋、张云汉、和继圣、胡锦棠、唐尔昆为陆军步兵上校，其余的也授了官衔。任命下来后，黔军内部分为两派，有的拥袁，有的反袁，有的受命，有的不受命。刘显世、龙建章写了奏折，卑躬屈膝地向袁世凯争宠。事隔四天，云南举义，组织讨袁护国军，要求贵州响应。刘显世在这样情况下，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刘出于自保，认为袁世凯势力强大，控制全国各省，不会垮台；贵州与云南近在咫尺，又怕滇攻击，如不响应义举，新建黔军不是滇军对手，必然被滇军消灭。他既贪恋袁所封赐的子孙万世爵位，无意反袁；又感到过去屡得蔡的庇护，不能恩将仇报。故一面电告袁世凯，服从中央，准备出兵云南，牵制蔡锷，只是粮械两缺，一时不能行动，请求接济；一面告诉蔡锷说，贵州贫穷，军队素质差，正在整顿所部，相机援应大军。刘的两面派嘴脸，蒙骗了袁世凯。袁由中国银行汇现款大洋二十万元，这笔款和刘在贵州财政厅提取的十万，共三十万大洋，由蔡岳拿到上海，以备今后刘家发生不测之用。讨袁护国贵州一部分乡绅、宪政党人、耆老是拥护帝制的，他们假省农、工、绅、商各界名义，一面电请袁世凯对滇用兵路线不要通过贵州，一面推出严仲林、郎云程、寇子春为代表，兼程赴滇劝滇军入黔。刘显世的从兄刘显潜那时任黔西道尹通款北廷，请兵讨贼。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听到讨袁风声逃离贵州后，袁任命刘显潜为贵州巡按使，封一等男爵，开府兴义。他在水城海龙屯（与云南宣威邻界）大举筑路，大肆募兵，增兵四路，意在阻止滇军，反对护国运动。刘显世的亲弟显治系他的驻京代表，日本留学时参加改良派，积极主张拥袁，当看到讨袁电文，吓得全身发抖，手拿电文如筛糠一样，说不出话来。贵州军政各界有不少主张讨袁护国的志土，在袁世凯筹备当皇帝时，贵阳私立达德学校接到筹安会送来的启事，复电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列名的有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凌云等二十四人，实为贵州讨袁的先声。贵州宪政党人戴戡、任可澄、张彭年、张协陆等积极赞助讨袁。特别是军队内在王文华的运动下，讨袁护国情绪高涨。王利用模范营的方便，将黔军的军官召集到省，讲清时局，说明讨袁护国意义，大家情绪高昂。团长吴传声对士兵说："现在是我们报国的大好机会，我与大家一起，宁死疆场，决不苟且偷生，让国贼逍遥自在。"说时态度诚恳，人人感动，准备杀贼立功。王文华见舅父刘显世犹豫，针对刘的性格特征，采取软硬兼施，逼刘讨袁。王对刘发誓，大意是：“你可急电袁世凯，派王文华率兵抵御滇军，待我率部向东路出发后，你又电袁说，王文华率兵叛变。将来事成，归功于你，事败，灭我王家一族。”王健安有这样一段回忆：电轮（王文华）云：“目前袁贼妄想称帝，推翻共和，这是国贼，决难容忍。云南业已出兵讨袁，贵州亦不例外，如有反对出兵讨贼的，便是国贼走狗，（取出手枪掷在桌上）就是我们的敌人，就以此（指手枪）对付”。蔡锷密函刘显世，慷慨其词，陈述大义及利弊关系，王伯群等也力陈起义的好处。刘见贵州军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言必称讨贼，他深切地感到众怒难犯，在内外压力下，于是主张讨袁护国。讨袁护国前，刘一面派戴戡去云南向蔡锷汇报，一面布置出兵；为防止袁世凯军队乘贵州出兵后由广西侵入，命张彭年到兴义说服刘显潜，命其招募一团兵力防守黔桂边界。1916年1月26日，在省议会旧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袁世凯的叛国罪行，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宣布独立，出兵北伐，生擒袁氏逆贼，明正典型。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刘显世为贵州都督，通电全国，出兵响应云南护国运动。同时张贴了刘显世、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联名发出的檄文，从而奠定了西南的护国大业。檄文的大致内容是：“本都督不忍四方豪俊无数头颅心血铸造之邦，沦于奸人之手……袁氏纵二、三鹰犬，伪造民意，帝制自为，中外同羞，天人共愤……，顺逆既分，胜负可决……，联合各省义师，共诛独夫，巩固民国”。贵州宣布独立，贵阳沸腾，全城铺户和居民用红纸大书“巩固共和”四个大字贴在门上，遍悬五色国旗，人民欢声雷动，显示出群众的真正意向。熊范舆、刘显治等反对派，因慑于群众的压力，不敢再公开坦露拥袁的言行，却暗地作了讨袁失败的个人打算。讨袁护国时，贵州的兵力有六个团和一个警卫营。经刘显世、王文华、熊其勋等商议：认为省内安静，一个警卫营的兵力负责全省治安尽管有些单薄，但还可以对付；便把六个团的兵，全部用于讨袁护国运动，听从蔡锷、李烈钧的安排。贵州独立后，云南、贵州合组护国军三个军：第一军军长蔡锷，第二军军长李烈钧，第三军军长唐继尧；蔡、李各率所属部队讨袁，唐留守云南。护国军分左右两翼出发：蔡部入川，兼图两湖；李部入桂，图粤、赣、闽。黔军分两路参加：北路司令戴戡，率黔军五、六团由遵义、松坎向川东、重庆方向进军；东路司令王文华，率黔军一、二、三团由贵州、镇远入湘。袁世凯派北洋军行营总司令曹琨指挥北洋军和四川、湖南两省军队与护国第一军作战；派粤军龙觐光部侵滇，与护国第二军作战。护国军出师有名，士气旺盛，捷报频传。二月三日，入湘黔军与北洋军马继增师、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部作战，连克晃县、小关、大关、吴公关、洪江等；二月十日，入川黔军与北洋军第三师吴佩孚部激战于松坎，吴败逃，黔军乘胜追击，兵逼重庆；二月十六日，入湘黔军乘胜攻克麻阳、黔阳、会同、浦市等地；入湘黔军相继攻克江安、南川、綦江等地。黔军神速勇猛，使川、湘军和北洋军不敢正视。然滇黔军共三万人左右，袁军十多万，战幕拉开，滇黔军开始节节获胜，以后袁军反扑，战斗出现对峙不下的局面。李烈钧部与龙觐光在桂滇边界激战，桂军兵变，护国军挺进百色，广西宣布独立。全国讨袁风暴不断扩大，广东、陕西、浙江、四川、湖南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无法维持其统治，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在绝望中死去，讨袁护国宣告胜利。胜利后，黔军整训成为正式陆军；刘显世旋任贵州督军兼省长、陆军中将衔。入湘黔军七月回黔，入川黔军和司令戴戡留川。这时，刘显世在贵州的统治更加巩固了。护国之役后，刘显世集团明显地分成两大派：熊范舆、何鳞书、郭重光为首的、刘显世依靠的政治支柱为一派，叫“元老派”；以王文华、王伯群等为首的、刘显世依靠的军事力量为一派，叫“少壮派”。两派从辛亥后滇军入黔时起，就意见不合：少壮派对屠杀自治党人不满，对元老派把持政权有意见，但对王的舅爷无可奈何，认为刘对"元老派"凡事优容和迁就，今后必自食其果；元老派认为少壮派无识无知，夜郎自大，处事专横，久有除掉他们的心意，也碍着刘显世，没有撕破脸。扩国之役，双方矛盾激化。元老派护袁，少壮派讨袁，刘显世采取两面利用的方法缓和了矛盾。护国胜利后，元老派抓住少壮派得胜后的自豪，大作文章，说少壮派翘尾巴，要篡权等，请刘不要姑息养奸，唆使刘夺王的兵权。刘显世觉得王文华的权力太大，以元老派的请求为名，在扩编东路军成师时，命令刘显潜为师长，想削弱王的兵权；少壮派则鼓动入湘的黔军将校反对，电告刘显世，大意是功高的不赏，通敌的提升，真是侮辱黔军，表示不服从命令。刘显世无法，只好命王文华为黔军第一师师长。经此反复，少壮派更恨元老派。刘显世在黔军军官中的威信也下跌，外侄母舅之争同时公开化。王文华常对人说：“刘、王两家本有世仇，统老（刘官礼）以女侍王家，目的是为调和两姓的矛盾。"当时，封建礼教浓厚，王不这样造舆论而反对亲舅，是为不孝、不得人心的。刘家以刘显治表现最突出，他一提到王便破口大骂。若不是护法运动兴起，两派矛盾得以延缓，否则王的"清君侧"计划一定会提前进行。护法运动1917年春初，英国派驻汉口领事窦尔慈来贵州会勘禁烟，刘显世派沈仲勘、陈昭令、陈时济为禁烟专员，委王恩锡为招待员，陪窦尔慈查勘。英国禁烟会勘专使到来前夕，刘显世实行紧急动员，督令各县区保夜以继日铲除烟苗，临时规定各县各地不分畛域，互相抽查。如在他人土地中取出烟苗来报的，引往查实，每株给报信者钱一千文（即银币一元）。一面以金银、白狼皮和省内土特产馈赠英国专员窦尔慈，进行贿赂。窦由武汉经四川重庆到松坎，取道安顺、兴义而后进入云南。窦在贵州勘查后说："确无根株"。"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作出贵州烟毒根除、没有违约的结论。实际这次勘查，并没有认真执行，仅顺路看看而已，大烟并没有禁绝。因为烟税是刘显世维持其统治的主要经济支柱。在取得"禁绝"的合法名义后，刘显世借王文华提出的筹饷方案为名，于一九一八年又开放烟禁，就使烟毒蔓延全省。1917年，刘显世扩编黔军后，为了军队的需要，强将私营”贵阳皮革有限公司"改为军用制革厂，并将一九一二年唐继尧投资十万银元建立的"元纪制革公司"改成"江军制革厂“。同年，为了解决贵阳的照明问题，在上海购买美国制造的75千瓦透平发电机两座及锅炉和设备，投资八万银元。1917年四月，段祺瑞召开各省督军会议，不能出席的督军派代表参加。刘显世派王文华、刘显治为代表参加会议。段祺瑞受刘显治挑唆，不允许王文华出席，虽经刘显世调停：指定刘显治为政治代表，王文华为军事代表，仍不得出席。王愤而邀游京、沪，在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国民党，就有了新的转变。段祺瑞掌握的北京政府，非法解散国会，拒绝恢复约法。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广州，揭起护法运动的旗帜，通电全国。刘显世接到孙中山先生的通电，复电拥护。王文华在上海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令，回贵州布置黔军，预防北军侵入黔境，贵州积极准备护法。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成立南方政府，孙为大元帅，推唐继尧与陆荣廷为元帅，唐不就职，自称滇、黔、川、陕、豫、鄂六省联军总司令，称刘显世为副总司令，想开创一个唐家王朝，孙中山先生曲意姑息唐继尧，以其不就职，又特委为川、滇、黔三省靖国军总司令，委刘显世为副司令。孙中山先生是想把靖国军拉到护法的旗帜下，维护南方政府。刘显世对护法义举另有打算，乘护法号召而命掌握陆军兵权的王文华出征，陆军胜，功归于己；陆军败，过归于王。同时，又命其堂兄刘显潜为贵州游击总司令，建立新军，与陆军对峙，另树刘家一帜。一九一七年，段祺瑞乘入川的滇、黔军与川军刘存厚部交战时，派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率北洋军四个混成旅入川，又特委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为四川督军，任命刘存厚为会办，各率所部入滇侵黔；派北洋军湘南总司令王汝贤、两广巡阅使龙觐光围攻粤、桂，妄图一举消灭南方政府，达到武力统一中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王文华率黔军由贵阳、遵义、桐梓入川，第一纵队司令袁祖铭率一、三团攻克黄角桠，兵逼重庆，第三纵队司令张云汉率六团攻江津，战斗二十多日，连克泸、叙、合、富、资、内等县，吴光新退出四川，黔军英勇善战，声威大震。北洋军电请停战，护法军因补充调整，川中战事暂告一段落，双方对峙不下。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日，川、滇、黔护法军攻克成都，刘存厚被逼出川境，黔军护法之役遂告结束。这时的北京政府内部产生分裂：段祺瑞坚持以北洋军的优势兵力征服西南各省；冯国璋企图利用西南军阀的势力抑制段祺瑞，主张维持西南军阀的现有地位。结果，冯的主张占了优势。同时，南方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南方军阀唐继尧、刘显世等主张反对段祺瑞，不反对北京政府；为维护自己的地盘，他们阻挠孙中山扩充军队。一九一八年五月，非常国会决议：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设立政务总裁七人。孙中山虽被列为总裁之一，但是实权在军阀手中，孙中山拒绝就职，离开广州到上海，继续探索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护法运动失败。王文华率黔军入川作战，刘显潜在贵州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其募兵方法是：大小不论，多少由之，招得一营人的为营长，一连的为连长，自己出人出枪，……这样的招募，造成贵州省内的抢官风潮，不少的乡绅土豪，几天之内，就当上营长、连长。游击军分三路：第一路易筱南（普安人）任统带，管辖水城、威宁、毕节到遵义一带；第二路刘显潜以司令兼任，管辖安顺到兴义一带；第三路王筱珊任统带，管辖独山、都匀到铜仁一带。每路辖四个营，共十二个营，势力范围遍及全省。新招的兵和官不懂军事，刘显潜效法王文华建黔军的方法，呈请刘显世批准，于一九一七年八月成立“随营军事学校”，以刘桂初、黄云白、黄子跃、王兴文等主持训练军事人才。在护法运动中，广州军政府分裂。取消岑春煊政务总裁职务，补选刘显世为政务总裁，这是刘氏做官顶峰。在这极盛时期，黔军内部矛盾再次公开化。一九一八年，川、滇、黔在成都会师后，李毓华等六人乘王文华回黔，袁祖铭代理总司令时，电请刘显世任袁祖铭为师长，刘显世把电文转给王文华看，王不允许李毓华等人的呈请。刘显治建议任袁为第二师师长，藉词为："以示酬勋"，实际目的是以袁制王。三月，王文华回重庆，召开黔军军官会议，将黔军归还建制，仍称为旅，裁撤师一级，架空了袁祖铭这个师长，调袁为总参议。袁怀恨在心，碍着刘显世没有闹起来。李毓华因系发电"请任袁为师长"的领衔人，内调闲职，夺去兵柄。王、袁矛盾发生后，黔军内部产生分裂。刘显世任南方政府的政务总裁后，元老派和少壮派都垂涎贵州军政大权。两派都希望当省长、督军，为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暗斗。一九一九年，王文华、王伯群弟兄乘全国掀起军、政分治的机会，提议召开一个非正式会议，商讨贵州政府改革问题，推任可澄为会长。目的是叫刘显世让出省长给任可澄，然后叫任下台让位给王氏兄弟。任可澄，号志清，宪政党人，与王文华是师生关系，相处较好，叫他出任省长是想避开外侄逼母舅的社会舆论。王文华的发迹是依附刘家的，刘升一级，王也跟着升一级。刘任了总裁，王认为省长一席当然归他。没想到元老派插手。刘显世开始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和目的，同意王召开非正式会议。元老派挑唆刘说，会议目的是逼你下台，交出军政大权。由于元老派作祟，刘对人说："废督就是逼死我。"拒绝参加会议。会因此开不成，王氏兄弟做了一场空梦，只好另谋夺权方法。一九一九年，暴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王文华乘青年运动高涨，在贵州青年中发动了改造贵州的政治运动，组织了"少年贵州会"，创办了《少年贵州报》、补习学校、开演讲会、演话剧等，全省各地，街头巷尾广为宣传。改造贵州的政治运动声势浩大，吓坏了元老派。他们也采取了一套拉人的办法，组织了一批力量与之抗衡。教育会长之争和柳渝铁路借款问题是两派斗争的焦点。教育会长任期届满，王文华主张改选，推出符诗容作竞选人；元老派推郭重光继任。两派在选举中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各不相让，纠纷四起，秩序大乱。元老派向刘显世请求支持，少壮派不满，刺杀元老派的政务厅厅长陈廷策，陈受伤。两派第一回合斗争结束，胜负未决。柳渝铁路借款问题。王文华、王伯群兄弟为了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的铁路，事前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伯群才代表省公署向外商签订合同。开始讨论草约时，大家并没有意见；到正式签约时，元老派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而反对签约。少壮派则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反攻，逼迫财政厅厅长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黔军入川后，刘显潜等将军饷挪用去建游击军）。双方争论不休，后来张协陆自杀，四川战斗吃紧，王文华返川，这场斗争才暂停。这场斗争之后，元老派看到危机已迫，一面建议刘显世采取紧急措施整编军队，有的人还用"辞职"来吓唬刘显世；一面推刘显治出面，先行下手夺王文华兵权。刘显治乃一懦夫，胆小怕事，书生气足。他拟好了王文华十大罪状的电文却不敢发，要他侄儿刘刚吾借故路过洪江，把电文交给黔军清乡司令王华裔（筱珊），叫王署名拍发。一九二0年初，唐继尧想问鼎中原，电告刘显世准备实力，整训军队向北伸展。刘显世也想扩张势力，称王称霸，回电同意。接着唐继尧借口王文华不懂军事，派韩凤楼来贵州代替王文华，控制贵州军权。刘对唐派韩来贵州主持军队事务尚持异议，既不愿黔军落入唐手，又感到借唐治王是一个好机会。唐继尧的第二次密电被译电员孔宪文交给王文华的译电员谭郁之，王当天得到电文，无心继续在川作战，挥师回黔，进行了"清君侧"的民九事变。一九二0年十月，王文华对部下说，刘副帅（指刘显世）已经成了一些人的傀儡，一切政务完全由郭重光、熊范舆、何麟书等所把持，黔事已不堪问了。黔军回师前，王与谷正伦等密谋，安排卢焘代理总司令，谷具体执行"清君侧"的计划。一切布置就绪，王借故医病，带着朱绍良、袁祖铭到上海（王怕袁在贵州影响"清君侧"计划的进行，所以带袁去上海），避开外侄逼母舅下野的社会舆论，实是掩耳盗铃。 [2]黔军回黔王文华发电报给刘显世，大意是黔军在川作战两年多，经过多次战斗已疲惫不堪，现决意放弃四川回贵州。由卢焘代理总司令，谷正伦、胡瑛为正副指挥，率领部队，主动撤出重庆，陆续回到遵义。刘接到王的电报后信以为真，派侄儿刘敬吾为宣抚使到遵义劳军。刘敬吾到遵义后，见军队整整齐齐，装备精良，与王电轮说的是两样。胡瑛警告刘敬吾说："你来宣抚，没有其他变化就算了，如果发生变动，你要负责！"刘敬吾又听到对当局大为不满的很多言语后，立即电告贵阳，刘显世接电后，感到不对头，采取紧急措施，发电报给刘显潜、王华裔，命其率部速到贵阳。刘显潜部的张三元、凌国先、王梅村各到一营；王华裔部仅到一个连，想继续调动，巳迟缓不济于事了。卢焘到省，谷正伦密传王文华的命令，于一九二0年农历十月初一（十一月十日）夜，由孙剑峰和何应钦的警卫营执行"清君侧"计划，先袭击马棚街、福德街游击军，尽俘其众；谷正伦负责监视督军署的警卫部队。他们杀了郭重光、熊范舆和何麟书的子侄等人，枪声响时，刘显世还恍恍惚惚，初认为是外甥的人与同事闹不和，准备出面调停，想不到事情落到自己的头上，只好决心离开贵阳，返回兴义老家。刘显世下台，由卢焘代理省长，"清君侧"计划完成。王文华以黔军总司令兼贵州省长的身份在广州再次晋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任命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受命往浙江说卢永祥。刘显世离开贵阳，以督军的名义设行营于兴义，得张三元、凌国先两个营，企图卷土重来。卢焘闻讯派兵追来，只好逃到昆明寓居。旋膺选为军政府政务总裁，乞请唐继尧出兵援助。因滇军内部矛盾，顾品珍于同年（一九二0年）把唐继尧赶下台，刘只得离开云南回贵州，另图它谋。刘显世离开昆明后，到处招募旧部，派人到处游说，一心想恢复失去的天堂。曾先后和王华裔、袁祖铭、薛尚铭集议，合力兴兵，因王、薛被黔军击溃未成。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王文华被张克明刺杀于上海一品香。张是袁祖铭的老表何厚光所雇派，何又是受袁祖铭、张彭年所指使。王被刺后，贵州一时无主，群雄割据。窦居仁、谷正伦、胡瑛、张春圃、何应钦等五旅争权。同时，袁祖铭、张彭年投靠北洋军政府，在武汉组织"定黔军"。招兵两团组织警卫旅，派人分赴川、湘，假道回黔定乱。一九二一年夏，贵州出兵参加孙中山的援桂战斗，谷正伦、胡瑛等率部出发；援桂战斗发生变化；谷部团长王天培先到桂林晋谒孙中山，即蒙召见。孙中山先生一向对黔军印象好，垂询贵州情况。时值孙剑峰赶走何应钦，准备拥护谷正伦回黔主政。局势混乱，王向孙中山建议让袁回黔主持，得到采纳。几天后，刘显世的侄子刘禹嘉来见王天培，将刘显世想回贵州主政的意图向王说明，希望王支持。王天培一面电告在汉口的袁祖铭，一面介绍刘禹嘉晋见孙中山先生。经王的说项，孙中山任命袁祖铭为黔军总司令，刘显世为贵州省长。一九二二年，唐继尧回昆明继续执政。何应钦被逼下台后到昆明准备投唐，刘显世先到，冤家对头相遇，不免激起风波。何应钦到昆明不久，即遇刺，但未致命，仓卒走广东。行刺何的是刘显世子侄辈派兴义姓李的人去执行。何家方面也派唐念益刺杀刘显世，未遂，唐反被杀死在郊外。一九二二年三月，驻洪江的巡防军东路司令王华裔电请袁祖铭取道洪江，指挥他的队伍定黔；黔军精锐一、二团亦遣人迎袁，袁仅率数十人，短枪二十多支进入贵阳，由于原有黔军陆续举旗投袁，不费气力就赶走了卢焘，夺取了贵州军政大权。袁祖铭掌贵州政权后，刘显世在昆明要求其履行诺言，袁答复刘氏只能恢复门第，不能恢复政权，曲意慰刘：委张三元、凌国先为团长，刘升昌（暾吾、显世从侄）为旅长。袁的做法，引起刘的不满。此时，滇军驻桂的胡国秀旅不能在广西立足，想回云南。唐继尧事先电告袁祖铭，让胡假道贵州回滇，袁应允。胡部进入贵州黎平、天柱时，袁派王天培去设宴慰劳，乘胡部军官大醉之际，将其部队缴械后遣散。唐借机大兴问罪之师，以支持刘显世恢复贵州政权为名，派其弟唐继虞和张汝骥等率兵二次侵黔。一九二二年秋，刘显潜已解职闲居兴义。唐继尧电聘他为滇黔边务督办。他于十月初宣布就职，召集旧部，先成立三个团，一个大队，设督办署于兴义县。这时，刘显世在昆明召集流亡的旧部，组成了司令部。腊月中旬（约合1923年二月上旬），唐继尧电嘱刘显潜进兵关岭一带，刘即出兵进驻关岭，左边延伸到郎岱，右边延伸到紫云附近。腊月二十八日，唐（继虞）、张（汝骥）到兴义与刘显潜秘密协商后，次日赶赴前线。滇军入黔后没有遇到阻挡，行抵黄果树附近才和彭汉章的一个营遭遇，激战二日，彭兵败逃贵阳。袁祖铭初听唐继尧出兵，认为唐复主滇政，兵力单薄，无力侵黔，所以没有准备，待滇军兵临城下，欲调兵迎战，已措手不及，只好放弃贵阳，走贵定、铜仁，集中部队后转入川境。这时，刘升昌、易荣黔等刘显潜的旧部摆脱袁祖铭的节制，公开倒向唐、刘。贵州政权第二次落入唐继尧手中。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刘显世复任贵州省长，唐继虞任贵州军事善后督办，张汝骥、刘显潜任会办。刘显世复任省长后，除安顺以西各县由刘显潜掌握外，其余黔东、黔南、黔北均在滇军蹂躏下。滇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搜括勒索，奸淫妇女，无所不为，民不聊生。政务皆自由处置，不相关白。黔军拥刘的易荣黔驻毕节一带，吴传心驻独山一带，俱遭吞噬，辗转投向袁祖铭。刘显潜旧部，忠实于刘家的张三元、凌国先等，不堪压迫，散入山谷，栖身绿林，表示不与滇军合作，也不愿投靠袁祖铭。刘显世虽为省长，面对当时糜烂局面束手无策，加上手无兵权，年纪又大，便把军政大权交给侄儿刘公亮处理，自己呆坐公署，甘当傀儡。同年，财政厅厅长唐忠被唐继虞部的某团长白天杀于大街上。唐忠是刘显世的特别亲信，在残破局势下想方设法为刘家统一财政，支撑残局。由于唐忠的被杀，对刘显世刺激很大。刘知众叛亲离，投身荆棘，追悔莫及，神经失常，见人嘻笑，语言无次。一九二四年，宣布退职到云南就医，省长由唐继虞继任。袁祖铭到四川后，势力再次发展，到一九二五年已拥有五万多兵力，自称川滇黔湘鄂五省联军总司令，就是北洋政府也委为川黔边防督办，大有图霸西南问鼎中原之势。唐继尧畏惧袁的势力，与袁协商，将贵州交还于袁，滇军撤出贵州。袁派第一师师长彭汉章为贵州省长，兵不血刃，二度"定黔"。一九二五年冬，彭汉章任贵州省长时，刘显世避迹昆明养病，久治不愈。滇军既去，刘家见靠山已倒，刘显潜、刘升昌率部回兴义，将所有军队整编为一个混成旅，刘新吾任旅长，想俟机再起。彭汉章倾其精锐杨其昌、马明亮、张绍先三个旅暗中对刘氏形成包围，一面与刘氏周旋，使其不疑，布置停当，才在兴义把刘新吾扣留起来，提出缴械命令。刘升昌本可率部作最后挣扎，因刘新吾被扣，投鼠忌器，只好承认缴械。结束了刘氏军阀史。1927年11月7日，刘显世在昆明病死，终年58岁。

王氏家族进入兴义与景双鼎有关。

景双鼎，字纯阳，江南应天府上元人。景双鼎自小骑射娴熟，智勇双全，初入元军将领王志部，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随王志归附朱元璋。之后，景双鼎屡建战功，颇为朱元璋看重。

1360年（至正二十年），鄱阳湖应天之战，朱元璋大破宿敌陈友谅，筑龙湾、虎口二城防御陈友谅，即令景双鼎镇守虎口城。至朱元璋的洪武六年（1373年）时，南征北战的景双鼎积功进光禄大夫，授同知都督。洪武元年（1368年）升为一品大员。

西南地区明元大战爆发，景双鼎立即发动土知州岑善忠遣部属王、黄二姓助战，一举越过南盘江及红水河一段，直抵镇宁、紫云、安顺等地。景双鼎攻取之地“东至香树塘，南到捧乍，西至梅家山，北至营盘山之逃军洞”，“而云贵之屯卫自此起矣”。景双鼎驻军黄草坝，实为明政权进驻贵州兴义的首位中央高级将领，他也因功受封“定南侯”。

明代中央政府为了避免云贵成为中央的权力真空地带，决定把足够强大的军队留下，屯兵驻守，威慑四方。来自江南、中原的精锐部队沿着横贯云贵高原的咽喉要道次第布防，建立卫所，按照明军的编制驻扎下来。由此，景双鼎最终定居于兴义（黄草坝）景家屯。

王玺随景双鼎入黔平叛，定居景家屯。后人王牧臣弃戎从商，得罪刘官礼，被其杀害。其子王起元谦虚谨慎，肆力耕读，秉持忠恕之道，乡邻敬仰。刘官礼赏识，将长女刘显屏许配之。刘显屏知书达礼，行事谨慎，温良慈心，持家有道，亲戚和睦，刘家后代称其为“屏大姑妈”。夫妇二人生育子女五人：长子王文选，字伯群；次子王文华，字电轮；长女王文锦，次女王文绣，三女王文湘。

王伯群（1885年9月12日—1944年12月20日），贵州兴义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爱国教育家。

1885年，出生于贵州兴义，早年在兴义笔山书院求学，后由兴义县（今兴义市）以公费选派日本留学，先后在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深造，适逢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1915年，参与发动护国运动，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等职，1920年，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1924 年，王伯群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1930 年，王伯群多方劝募并捐巨资，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和相关实验室、 图书馆、大礼堂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淡出政坛，转向“教育救国”。1928年，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管辖交通部兼掌交通大学的校长。1928年秋，王伯群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1929年9月1日，吴淞商船学校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王伯群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第三任校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来犯，大夏内迁贵州，抗战期间，王伯群带领大夏大学三次迁校。1944年冬，王伯群在领导迁校过程中积劳成疾，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著作。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王伯群等四人由兴义县（今兴义市）首批以公费选送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后入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在日本与章太炎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革命活动，并与梁启超结识。

1912年，辛亥革命后王伯群由日本回国，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程德全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称统一党），发展革命势力，应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时梁启超在京组织进步党，邀王伯群任干事。

1914年，王伯群在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将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杀害，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王伯群目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愤然离沪，回到贵州任护军使署参赞职。1914年，由护军使署通令各县招兵，将巡防营的三个营官兵编入新军。次年春，六团建成。为了培训基层干部，于4月成立模范营，卢焘任营长， 分期分批培训下级干部。

1914年12月，袁世凯称帝，模范营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长，黔军素质得以提高，故成为后来护国战争获胜的骨干力量。

1915年元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参众两院，1915年3月，在北京召开政治会议，王以议员身份代表贵州参加。当王伯群得知会议目的是废除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立袁氏炮制的所谓《约法》，洞悉袁称帝野心，便主动与在京的梁启超、蔡锷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共举反袁义旗。专程回贵阳与贵州巡按使戴戡及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的胞弟王文华策划反袁。当时贵州虽改革旧的巡防营，另建新军，但仅一团之众，难以担负重任。

王伯群建议舅父、贵州护军使刘显世扩军为六个团，得刘显世许可。王又建议多方延揽军事人才，并与团副卢焘相见，将贵州建军目的及反袁密谋告卢，卢即发函昆明召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十余人相继入黔。

贵州突建六个团，军饷、给养、武器装备等开支增大，财政困难益增。王伯群建议刘显世由财政厅以税收作抵，发行黔币二百万元，缓解了财政困境，又解决了建军费用。正当王伯群等人在云贵积极进行反袁活动时，袁世凯已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组成“筹安会”，通令各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恢复帝制。

王伯群与戴戡于1915年10月下旬应蔡锷、梁启超之邀赴天津谋划反袁大计，11月17日，王伯群、戴戡和蔡锷、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七人在天津召开会议，确定了滇黔武装起义的方案。会议决定袁世凯称帝时云南即宣告独立，一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夺下四川，以广西之力平广东，约三月后会师湖北、定中原，史称“天津会议”。

会后，王伯群先回滇黔作起义准备和策动贵州起义，梁启超负责策动广西，蔡锷负责策动云南。王带着梁启超亲笔草拟的滇黔两省起义时发布的通电、檄文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云南宣布独立电》、《贵州宣布独立、滇黔共同讨袁电》、《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经香港、越南入滇。

1915年12月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登极”，受百官朝贺。1915年12月14日，王伯群到昆明，1915年12 月15日，王将天津会议情况告唐继尧，但唐迟疑不决。1915年12 月17日，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到昆明，与王相见，共同促唐反袁。

1915年12 月19日，蔡锷几经周折抵达昆明。此时，云南军民反袁情绪高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起义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烈钧等及已举行三次反袁秘密会议的云南中下级军官代表参加。贵州方面，王文华派李雁宾出席会议。次日，王伯群、戴戡、李雁宾代表贵州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23日，云南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电，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誓师讨袁。

云南虽宣布独立，而贵州执政当局却迟疑不决。刘显世一面向袁世凯表白，一面劝阻护国军入贵州，还派其堂兄刘显潜将新成立的四个巡防营布防于威宁、水城、盘县一带，以防堵护国军取道贵州入川。王伯群先后到兴义、贵阳，向舅父刘显潜、刘显世兄弟陈述护国大义，停止对护国军的敌对行动：应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护国反袁。

1916年1月25日，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王文华等说服反对派。

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为解决护国黔军军饷因难，王向刘显世建议，中国银行贵阳分行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下令向该行借款30万元交财政厅作发军饷之用，解了护国黔军的燃眉之急。

黔军分别在戴戡、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川、湘、鄂，从而促使贵州护国战争拉开序幕。护国战争胜利后，王伯群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

全国讨袁风暴不断扩大，广东、陕西、浙江、四川、湖南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再也无法维持其统治，于1916年6月在绝望中死去，讨袁护国宣告胜利。

护法运动

1918年，王伯群入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

1919年，王伯群与其弟文华为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铁路，事前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代表贵州与外商签订了合同。但到正式签约时，省议会对铁路建成十年后的收益分配提出疑议，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为由，反对签约，事未成功。

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少壮派军人则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反攻，逼迫财政厅长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迫使张协陆自杀。

1920年，王伯群跟随孙中山回粤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弟王文华于1921年（民国10年）3月被刺后，王伯群受任贵州省长。因袁祖铭“定黔军”入据贵阳，行至铜仁，未果。

1924年，孙中山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随同孙中山北上，奔走各方。不幸孙中山逝世，王继承遗志，回上海继续活动。1925年，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员。

1926年，北伐战争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1927年，王伯群任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时因连年兵祸，交通事业备受摧折。王伯群上任后，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并拟有具体办法。任中身体力行，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并多有建树。

1928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提议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兼任校长职务。此议很快得到批准，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第二位管辖部门部长兼掌交大的校长。

在1928年7月1日，新校长王伯群就职宣誓仪式上，主持监誓的蔡元培称部长兼任校长有“三利”：一是能知道国家需要何种人才而培养；二是经费容易筹措；三是人才可以做到学以致用。

王伯群对交通大学进行改组，将沪、唐、平三校合并，组成交通大学，定名“交通部直辖交通大学”，全校分设三地，上海设电机工程、机械工程及交通管理三学院，唐山设土木工程学院，北平设交通管理学院分院。

由于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倾轧，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并逐渐转向“教育救国”。

1928年秋，王伯群、招商局总经理赵铁桥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具体由吴淞商船校友，时任交通部航政司船务科长杨志雄负责筹办，收回吴淞校舍，于1929年9月1日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

1929年10月8日，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正式开学，并将1929年10月8日定为复校纪念日。王伯群出任复校后的首任校长，亲自为学校题写了“忠信笃敬”的校训，悬挂于学校礼堂入口处。

“忠信笃敬”四字校训来源于《论语·卫灵公》，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怎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孔子回答：“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翻译成白话文，即“言语忠诚老实，行为敦厚严肃，即使到了外邦，也行得通。言语欺诈虚伪，行为轻浮狂妄，就是在本乡本土，难道行得通吗？”）王伯群校长题“忠信笃敬”，目的在于从“言”和“行”两个方面，“寄学生以品学兼优的希望，以求世界影响”。

吴淞商船“忠信笃敬”校训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是儒家思想精髓，“言忠信”、“行笃敬”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内在要求，也蕴涵了吴淞商船的精神追求与办学理念。

1932年，王伯群先后辞去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抗战期间，王伯群任“私立大夏大学”校长，在贵州兴办实业救国，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1924年，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应三百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任董事长。

1927年，马君武因筹备广西大学，辞大夏校长职，王伯群任校长。大夏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

1929年春，学生逾千人，租房不能容纳，王伯群自出白银6、7万两，贷款三十多万元，于次年建成占地三百余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蜿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

作为著名教育家，王伯群除创办大夏大学，担任董事长和校长（1927年-1944年）外，还担任过交通大学校长（1928年）和上海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1929年）。

1924年，原任教于厦门大学的欧元怀、王毓祥等教授，应300余厦大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筹办新校。王伯群认为国家根本端赖教育，于是竭力赞助，慷慨捐资创办大夏大学，并被公推为董事长。自此，除参与政治活动之外，他后半生全力投入大夏大学的建设、发展和繁荣上。

王伯群既是大夏大学的创建者，也大夏的坚定擘划者和精神引领者。大夏创办之时，新建的大学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滩的大学多达四五十所，竞争殊为激烈。为谋求大夏之发展，王伯群秉承“服务国家，曰公曰诚”精神，与同僚一道，制定“自强不息”之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倡导教师苦教、学生苦学、职员苦干的“三苦精神”和“师生合作”、“读书救国”。他借鉴牛津、剑桥大学的管理经验，在国内高校中率先实行“导师制”，实施博雅通识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创校十周年校庆时，王伯群阐明创校“四大精神”即：革命精神、牺牲精神、创造精神和合作精神。他主持制定《大夏大学民族复兴教育实施纲要》，以民族复兴的教育为施教总目标，主张大学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大学教育应符合社会环境，当以“复兴民族”为办学宗旨，强调“厉行人格教育，以陶冶健全之国民道德；提倡生产教育，以救济垂危之国民经济；奖励科学教育，以发展自然之无尽宝藏；实施军事教育，以培养民族之自卫能力”。

王伯群具有超强的经营管理和筹资理财才能。1930年，经王伯群多方劝募并自捐巨资，大夏大学在上海中山北路建成固定校舍（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和一批相关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本书披露的档案显示：到1932年底，学校捐款总额为38万，其中王一人捐款17万；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的群贤堂造价11.7万，他募捐了8.2万；占地66.9亩的丽娃河是他从荣宗敬手中募来的。杜月笙、何应钦、卢作孚，以及军界、政界、银行界的重要人物均是他募集对象。大夏发展到拥有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等5个学院和1个师范专修科，校园面积扩充至300余亩，成为上海校园最大的大学之一。

王伯群广为延聘马君武、吴泽霖、郭沫若、邵力子、田汉、谢六逸、何炳松、戴望舒等名师，培育出熊映楚、吴亮平、杜星垣、周扬、胡和生、刘思职、陈旭麓、戈宝权、陈伯吹、王元化等各行各业栋梁之才。另据不完全统计，仅院士和学部委员，大夏就出了15人。大夏社会声誉日隆，其美丽校园和优良的师资尤为人称道，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被誉为“东方哥伦比亚大学”。

王伯群礼敬教师，爱生如子，结交众多社会名流，且多有资助和施援。本书首次披露王伯群保护鲁迅一事。1930年3月20日，时任教育部长蒋梦麟发出训令，言大夏大学“竟容许反动派在校作公开的反动宣传，不加制止，殊骇听闻。究竟实情如何，应由该校长详细声复，以凭核办。”作为校长的王伯群，呈文报告说：“该（群育）委员会主席以鲁迅在文艺界亦负有相当声望，来校演讲，于学生研究文艺之兴趣上不无裨益，遂准如所请，及演讲既毕，始查悉当时演讲者不止鲁迅一人。”“据称此次请鲁迅演讲之动机纯为研究文艺。”在王伯群的斡旋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王伯群与理学院院长夏元瑮教授的感人肺腑的故事，一时为人传颂。夏元瑮是爱因斯坦的学生，我国最早译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学者，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1924年来大夏任物理学教授，1938任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1944年8月13日，夏突患心脏病，闻悉病状，王伯群极力组织抢救，并亲撰公函请求中国红十字会、军政部卫生人员训练所为夏教授提供血浆：“第念夏元瑮博士，为国内有数理学家，于学术界之贡献殊巨，为此函请贵会、所惠分AB血浆若干，如蒙俞允，毋任感荷！”

夏教授于18日不幸逝世，王伯群悲痛欲绝，含泪撰写布告，请全校师生参加夏的送殓仪式。同时给夏的弟弟夏元瑜致函，告知详情：“阁下与令嫂远在沪平……只得由本校与此间各界发起组织治丧委员会……举行盛大追悼会……医药丧葬费用，预计在三十万元，除由本校拨助十万外，并发动募捐及呈部请予褒扬”。之后，王伯群多次报告，请求教育部从优抚恤夏院长。在他的努力争取下，教育部最终呈请行政院优予抚恤，并转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为解决夏教授家属的后顾之忧，王在大夏专门为夏元教授发起遗属养育金运动，建立夏元授奖学金等。这段超越校长与教授之间关系的手足之情，令人击节赞叹。

1937年8月，淞沪事变，抗战军兴。王伯群积极应对，寓救国于读书，他赴南京与教育部商定，在庐山组建我国抗战时期的第一所联合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

1940年，王伯群多方劝募，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194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王当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

抗战期间，王伯群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大夏初迁贵阳，荆榛塞途。王伯群率领全校师生力克困难，群策群力，在极短时期里，建设新校园，举凡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无一不备。1940年，他多方劝募，择定贵阳城郊花溪2000余亩土地为固定校址。这样大面积的校区，在抗战后方的大学中，可谓一枝独秀。

大夏自迁贵阳后，经济上的困难与日俱增。王伯群殚心竭力，维持至1942年，深感经费支绌，经校董会同意，决定呈请国民政府援照复旦大学例，改为国立大夏大学。但教育部未征求大夏大学的意见，行政院硬生生将大夏大学改为“国立贵州大学”。

大夏师生、校董和校友闻悉后，舆论哗然，群起反对。特别是在校学生，啸聚操场，强烈抗议。国民党宪、警及保安团闻讯，旋把大夏包围。王伯群获悉消息后，赶忙前去制止，并召集全校学生于大礼堂讲话。教育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如人身的自由一样，是受法律保护的，是不容许他人或集团侵犯的。

王伯群的讲话，受到全体学生的热烈拥护，鼓舞了师生维护学校尊严的斗志和信心。由于全校师生校友态度坚决，又有昆明的西南联大、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以及贵阳的高等院校师生声援，行政院只好收回成命，大夏仍然保持私立。

大夏是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切实的高校。自播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办学8年，在贵州有毕业生1576人，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迁去时300余名师生，离开时有1800余名师生，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成立“农村改进区”，由大夏和当地政府联合开展建设实验，旨在力促百姓生活安定，努力于各项生产建设，实现“抗战救国”。大夏成立社会研究部，启动对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出版《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炉山黑苗的生活》等著作，这些民族调查研究的成果，让外界重新认识了贵州人，启发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对民族的认同感，于现在而言，仍具有现实意义。

在王伯群的执掌下，大夏拥有沪校、黔校，并短暂开设香港分校，同时开办上海大夏附中、贵阳附中、南宁附中和重庆附中。大夏共培养了2万余名学生，为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极大的贡献。

1944年，日军窜扰黔南，王安排大夏全体师生迁往贵州赤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因胃溃疡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遗有子女5人。遗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他临终写下遗嘱，嘱文感人至深，其一生忠贞赤诚，志向坚定，心怀远虑。

遗嘱曰：“余追随先总理（孙中山）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绵薄，恒少建树，正思振奋精神，努力补救，今竟一病不起，事与愿违。此后切望吾党同志一心一德，争取胜利，以完成抗建大业。吾大夏校友，服务国家，尤须力行公诚二字，以发扬大夏之精神，余虽不及见国家复兴，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无憾矣。”

1946年，大夏大学完整地迁回上海旧址。准备返上海之前，又逢大夏大学22周年校庆，抚今思昔，想起王伯群校长长眠于重庆，6月1日，学校镌刻《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立于赤水校内（随时代变迁，原碑已无存，后华东师大在校内重镌此碑），并举行盛大校庆活动和迁校纪念碑揭幕仪式。学校请文学院陈湛铨教授撰写了《迁校纪念碑》一文，上书其中写道“我故校长王公伯群，忠国护校，敌忾弥深”，作了很高的评价。同时将上海校内新建的大礼堂命名为“思群堂”，并刻《思群堂记》碑以志纪念。

王文华（1887-1921）字电轮。贵州兴义人。光绪三十年（1904）在美国三藩市（今旧金山）加入最初以“同盟会”命名的革命团体。回国后创办贵州体育会。辛亥革命后，在其舅贵州都督刘显世部下任副官长；唐继尧督黔时，任黔军第一团团长。1916年参加蔡锷领导的护国讨袁战争，任护国军左翼司令，率军出征湘西。袁死后，升任黔军第一师师长。同年，因反对段祺瑞组阁并借督军团强行解散国会，潜赴上海，被孙中山授以川黔军务重任。1917年任黔军总司令。1921年任广东政府军委常委，旋在上海被刺身亡。

王文华幼年丧父，与哥哥王伯群多得舅父刘显世资助。早年入私垫，后入兴义笔山书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考入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后转入优级选科师范文科。在校期间，与爱国团体科学会负责人张斋结为忘年交，深受其爱国主义思想濡染。常常阅读《民报》等革命书刊，并参加了贵州陆军小学历史研究会反清秘密活动。宣统二年（1910年），王文华受聘为兴义公立高等小学堂学监，兼历史、地理和体操教员。经人介绍，注籍于美国三潘市同盟会支部。次年任高等小学堂堂长，创办体育学会。 辛亥武昌起义后，王文华在兴义以体育学会名义向团防局借枪，想有所行动，因官方警觉，计划受阻。贵州巡抚沈瑜庆为防止贵阳发生武装起义，电召巡防管带刘显世速率部来省护卫，当时王文华在刘部当前部队队官，后贵州军政府宣告成立，刘显世派王文华到贵阳与革命派联络。枢密院长张百麟等迎刘显世到省，授予刘显世枢密院军政股股长兼第四标标统职，王文华为该标管带。1913年，刘显世上台后，王文华为省城警察厅厅长。10月，王文华建议改旧巡防营为陆军，共编练6个团，以德、日军事教程进行训练。他自任黔军精锐第一团团长，确立了自己在黔军中的领导地位。1914年6月，王文华任护军使署副官长。次年4月，王文华在贵阳设立模范营，抽调各团下级军官轮流进行政治、军事训练。12月21日，北京政府任命王文华为陆军步兵上校。护国运动前，经王文华反复动员，刘显世方允跟随云南独立反袁。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后，任王文华为护国第一军右翼东路司令，率领黔军3个团入湘迎击北洋军，激战后北洋军退出湘境，湘西、湘南均为护国黔军控制，王文华被贵州报纸誉为“黔中第一伟人”。护国之役胜利后，贵州组建陆军第一师，王文华任师长。从此便开始了王文华为首的新派同刘显世为首的旧派之间的内部斗争。1917年4月，王文华以贵州军事代表身份到北京参加为对德宣战问题而举行的督军团会议，王文华不赞成干涉制宪、胁迫国会，拒绝签字，愤而赴沪，拜竭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王文华兼程返黔，表示愿竭尽全力，以作孙中山后盾。是年8月，王文华响应孙中山组织三省联军入川的号召，率黔军两个团出川东，于12月4日攻克重庆，正式组成三省靖国联军，推唐继尧为总司令，王文华自任靖国黔军总司令。1918年1月，王文华又任命袁祖铭为纵队长，率部参加联军对川军作战，联军1月20日攻成都，黔军立了首功。1918年5月，王文华就任重庆镇守使职，因熊克武等人反对而辞职。1919年，贵州发生“柳渝铁路借款案”，旧派借机攻击王文华、王伯群弟兄不顾贵州财政困难，妄借外债，新派与旧派之间斗争激烈。“五四”运动时，王文华通电全国，声讨卖国贼，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亲往讲武学校演说，又支持其妹夫、讲武学校校长何应钦创办“少年贵州会”，发行《少年贵州报》，演出话剧，办补习学校，抵制日货。1920年初，熊克武以“川人治川”为号召，掀起排斥滇、黔军的高潮。王文华再度由贵阳赴重庆，指挥黔军加入川战。同年8月，川、滇、黔拟设联军司令部于重庆，王文华被推为筹备员，实际负责重庆一带防务。10月，熊克武联合各路川军大败滇、黔军，王文华部被迫撤离重庆。“民九事变”之后，贵州各界电请在上海的王文华兼贵州省长。王文华为避“以甥逐舅”之嫌，借病辞谢。12月，王文华赴广州晋见孙中山，被委为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文华在上海还联络辛亥革命后流亡沪上的周素园等贵州革命派人士，动员他们一同回黔执政。王文华的行动，遭到北洋军阀和贵州旧派的仇恨，并利用王文华与袁祖铭的矛盾，收买刺客，于1921年3月16日在上海将王文华刺杀身死。终年34岁。1930年6月，国民党政府追赠王文华为陆军上将。

1913年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称帝的野心迅速膨胀。1915年8月，他的美国顾问古德诺抛出鼓吹帝制的《共和与君主论》，同时筹安会出笼。12月11日，他的亲信两上“推戴书”。12日，袁颁发接受帝国令。15日，他大肆封官封爵，准备在次年元日登上皇帝的宝座。这时，在北京的革命党人已策划反对。进步党首领梁启超发表了洋洋万言的《显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严斥帝制谬论，他与被袁羁縻在京的学生蔡锷密谋联络贵州的革命人士举事。一则是云贵连壤，历来政治军事关系密切，再则贵州上层人士中不少是革命党人和进步党人，梁又是支持维新的贵州籍清末名宦李端棻的门生和妹婿。1915年10月，蔡由北京脱身到天津。1月17日，梁、蔡约集汤觉顿和贵州人戴戡、王伯群、陈国祥、蹇念益举行七人密会。会上，王伯群表示：“贵州陆军实力，在吾弟文华之手。当局（指刘显世）文华可以左右之；所部成军虽浅，气盛，可以一战。”蔡锷大喜，拍案而起说：“吾知贵昆仲非常人也。黔事即有把握，吾决冒险入滇。”当即决定滇黔同行举义，作出计划。会后，伯群即将会议情况密告文华，嘱其“秣马厉兵，当时起事”，自己则携带蔡锷劝说唐继尧起义的亲笔信和梁启超起草的通电、檄文等有关文件先赴昆明。蔡锷则由戴戡陪同于12月19日抵昆。21日、22日，昆明举行两次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雁宾（王文华之部将）等均代表贵州出席。25日，唐继尧、任可澄（贵州人，云南巡按使）、刘显世、戴戡、蔡锷五人署名通电袁世凯责令取消帝制。接着成立军政府。25日，云南宣布独立。1916年元日，军政府发布了由任可澄润色定稿的气壮山河的讨袁檄文，义正辞严，震动全国。天津密会本决定滇黔同时起义，檄文底稿中亦合称“滇黔首义”王文华知此精神已早为准备，并促刘显世“桴鼓旧应”“黔军青年当为之后盾”。但刘一心拥袁，反向袁告密说：“文华辜负天恩，自外生存。臣统驭无方，罪该万死。”文华知后，决然对刘说“吾誓与共和同命，势在必行。爵使请以第一团兵变告北廷，杀身灭族，文华自当之；幸而有成，名利仍归爵使。”但刘已参加对袁称帝的推戴劝进，接受了一等男爵的封赐，一心拥袁。他见到云南的通电中有自己的名字，竟又通电声明：“系由滇冒列，显世均不负责。”刘冥顽不化，耽误了贵州的起义时间。1916年1月2日，戴戡率领的护国军先遣军入黔。王伯群赶到兴义见刘显世之兄刘显潜，促其为戴让道，使先遣军成行。王文华也决心单独讨袁。10日，他由贵阳挥师出发，19日抵黔桂边境，沿隘布防，以防袁军来犯。这时，贵阳各界讨袁声势高涨，黔军中不少军官也气愤填膺。23日，王伯群抵筑，即与文华同见刘，历陈护国大义。刘仍犹豫拖延。24日，戴戡率军到筑，刘又提出次日举行军事会议讨论。会上，一些旧派反对。文华义愤难忍，毅然起立，拔枪置桌面，厉声斥责袁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今日的议者，惟有发兵讨袁，敢有附逆者，决先手刃之。”反战派皆被慑服，不敢有异言。乃决定通电讨袁。27日，举行各界誓师大会，改护军使署为督军署，发布《贵州独立和滇黔共同讨袁电》。接着，贵州组织护国军。黔军五、六团合为熊成勋旅，并入戴戡领导的护国军右翼军，入川迎战袁军。黔军第一、二、三团组成东路支队，由王文华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挺进入湘。时袁军以十倍于黔军迎面扑来，黔军却十分气盛。前锋三团连战皆捷，声名大振，团长吴传声身先士卒，不幸牺牲。东路支队在王文华的指挥下，连胜十一仗，攻克八县城。与北洋军马继增师苦战月余，经以夜袭大获全胜，俘敌2000余人，马继增也羞愧自杀。湘西大捷彻底粉碎了袁军经湘黔入滇的企图，鼓舞和推动了西南和全国的倒袁护国运动。护国军一、二路军也进展顺利。袁世凯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6月6日忧惧而亡。护国之役的胜利使文华享誉全国，被誉为“黔中第一人”。蔡锷称赞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迭复名城，强虏丧胆，逆则心摧，功在国家，永垂不朽。”当7月13日王文华率领东路军凯旋回筑时，刘显世也率军政首长和各界人士万余人到郊外远迎。人人颂扬他“文武双全器宇英伟”。而原来拥袁的刘显世也享受了护国胜利的果实。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督军兼省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王文华不过被任命为黔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917年4月，王文华以督军代表身份赴北京参加督军团会议。途经上海，他经李烈钧引荐晋谒孙中山，陈述西南情况。孙中山赞许他“英迈进取，有陆浩东、史坚如之风。”并告党人：“西南有问题，可询电轮。”并介绍文华参加了中华革命党。文华见梁启超，梁也赞他“堪继松坡（蔡锷）负西南之责”。文华到京后，段祺瑞策动部分督军及代表联名要求解散国会，废弃约法。文华以国家大法不容毁弃拒绝签字。并与十一省的督军代表联名反对。但段悍然解散了国会，废毁了约法。文华愤然回沪见孙中山，参与策划另组政府事。8月，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决心南下举事。即任何文华为黔军总司令。文华当即表示：“竭尽全力，扩张军备，以作先生后盾。”即回黔部署军事。在沪期间，文华还会见了贵州辛亥革命的元老张百麟、周素园、平刚、方竹君等人，邀请他们伺机回黔参政。8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9月，孙中山就任大元帅职。王文华一面积极备战，一面游说西南各督军。年底，川滇黔通电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成立了靖国联军，推举唐继尧为联军总司令，刘显世为联军副总司令。王文华作为黔军总司令，又任命部属袁祖铭为支队长，率黔军三个团出碁江。自己则率卢焘、胡瑛、谷正伦各部相继入川，讨伐北军。1918年初在东路滇军和西部川军配合下，黔军一举攻克重庆，文华被任命为重庆镇守使。接着又收复了成都，依附北洋军阀的刘存厚出逃，反动势力土崩瓦解。当护法联军在四川取得巨大胜利之时，广州军政府任命杨庶堪为四川省长，开府重庆。唐继尧却独行己见，另行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开府成都。两府并存，形成川局混孔。此前孙中山已致电王文华，望滇黔军会师重庆后，即“顺流东下，直趋武汉”。文华积极支持。唐继尧却一心在四川建立霸业，扩大自己的实力。他任命了靖国联军援陕、援鄂各路军总司令和镇守使，又把护法的军事行动推给熊克武，主要目的就是便于操纵和分散熊克武的军政权力。这就造成和加剧了唐、熊之间的矛盾，护法战争并未进一步收到实效。1918年4、5月间，唐又勾结桂系军阀陆荣廷等人，策划废除军政府的大元帅制。唐还与北洋军阀暗中勾结，企图另组南方政府。西南军阀的排挤，迫使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唐即于8月份召开重庆联军会议，自己摆出“西南王”的架式，就任军政府总裁；又抛出滇川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企图将川、黔作为其附庸。王文华对唐的作为十分不满，未等会议结束即离渝返沪。此后联军解体，护法之役终于失败。孙中山对西南军阀的行为异常愤慨。他说：“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独文华不与西南军阀同。” “民八”“民九”事变与英年遇难护法之役中黔军继续壮大。这对孙中山革命力量的增强是有好处的，也使得当时倾向北方的贵州旧派势力感受到了威胁。刘显世护法只图打发王文华出省，结果事与愿违。黔军的大功劳使刘不得不任命王文华为第一师师长，同时又将王的部属袁祖铭提升为第二师师长，力图分散王的兵权并以袁倒王。王文华深知刘的用心，便召集军官会议免去袁的师长职务调任总司令部总参议，从而加深了袁对王的不满与怨恨。1919年5、6月间，贵州发生贷款修建渝柳铁路案的纠纷。旧派对此多加掣肘，新派则进行反击。结果是时任财政厅长的旧派骨干张协陆自杀，时任省议会议长的张彭年出走，时任政务厅长的陈廷策遭人击伤，旧派元气大损。此即“民八事变”。接着，刘显世与唐继尧联系，准备解除王文华驻川黔军总司令的兵权；又支持黔军中倾向自己的旧派和亲信如王华裔等打击反王文华的旗号。1920年10月，王文华下定决心，将在川的黔军调回贵州夺权，以“清君侧”为名清除手握重权的旧派势力，以便统一贵州，并反对滇军的牵制。他决定由谷正伦旅率军回黔实施。自己则偕参谋长朱绍良赴沪“治病”，并投奔孙中山。黔军回到遵义后，由警卫营长孙剑锋率部回到贵阳，在警察厅长的支持下于11月11日捕杀了刘显世的亲信、旧派头面人物熊范舆（铁岩）、郭重光（子华）等，又将刘调进贵阳的游击军三个多营悉数缴械，迫使刘显世通电解职，由任可澄代理省长。这就是贵州的“民九事变”。王文华东赴上海，既是为了避免“外甥打母舅”的恶名，更重要的是他把眼光投向全国，襄助孙中山从事北伐，同南北军继纱斗争，完成“护法”未竟之业。12月他到达广州进谒孙中报告了贵州夺取成功的情况，并表明自己的志向。孙中山即任命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派他往访旧识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争取卢参加讨伐吴佩孚。王又再次往访张伯麟、周素园等人邀他们回黔共同执政。当文华离川赴沪后，袁祖铭即赶赴北京投靠北洋军阀。王文华在上海的活动也受到北洋军阁的忌恨。国务院总理靳云鹏当即拔款20万元作袁的活动费用，袁又南下湖北投靠吴佩孚。在吴的支持下袁一面在武汉组织“定黔军”一面收买何厚光。张克明等暗中赴沪刺王。1921年3月18日（一说3月16日 [2]），当王文华应卢永祥之邀外出参加北伐会议时，被刺杀于住处“一品香大饭店”门前。

贵州兴义泥凼何氏，清中期由江西金溪县迁来，自何应钦起，上可追溯五代，即天祖何景鸾，高祖何振璜，曾祖何银鹏，祖父何春荣，父何其敏，以织染为业。何家字辈为“景振银春其，应绍开国启，金仕吉明时，玉科朝中选”，从“景”字开篇。至何应钦的“应”字辈，有五子应桢、应禄、应钦、应瑞、应炳和六女应凤、应碧、应翠、应秀、应满、应相计十一人，可谓人丁兴旺。长子应桢曾任代理兴义县长、教育局长，次子应禄长期经商，后选为兴义县参议，三子应钦长期担任军政部长、参谋总长，长居国民党中央二号人物，四子应瑞首任贵阳市长，老五应炳掌权中央邮政，任储金汇业局局长，因五子位高权重，时称“何氏五虎”，以应钦最为有名。何应钦的二哥何应禄，除短暂挂名于兴义参议院外，一直未入仕途，承祖业经商，是“何氏五虎”中唯一的商人。

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敬之，贵州省兴义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沪军。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到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

1916年秋回国，到贵州任讲武学校校长、黔军参谋长等职。1924年赴广州，任大本营参议、黄埔军校总教官兼教导第一团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1927年4月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浙江进行反革命屠杀。1930年3 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此后任“剿共” 军队前线指挥， 积极参与第一、二、四次“ 围剿”。1933 年5月，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6月又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同年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参谋总长、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1941 年1月同蒋介石策划皖南事变。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递交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签署的投降书。

1946年6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1948年5月，任国防部长，次年3月任行政院长，5月辞职，8月去台湾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理事长、“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等职。1987年10月在台北病逝。

何应钦自幼身体强健，7岁发蒙就读于泥凼私塾，勤奋好学。1905年，考上县里兴义高等小学堂（前身为笔山书院，现兴义民族师范学院）。1907年冬，贵阳陆军小学在全省征选学生，何与同班同学李毓华、李儒清等同到贵阳，考取该校。1908年，被选送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次年秋，清政府陆军部招考留日学生，何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应选，入日本振武学校。何应钦在日本振武学校读书时，蒋介石（蒋志清）也就读于该校，比何高一级。何在学习期间。一面接受军事教育，一面开始接触到反清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中，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者达数百人，何也加入了这一革命组织。1909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入日本振武学堂。被逐昆明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何与其他同盟会员回国，与蒋介石同在驻节上海的陈英士（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任职，先后任科员、连长、营长。讨袁失败后，何再次东渡日本继续学习。结业后转入日本士官学校27期步科。何应钦1916年秋，何应钦在士官学校毕业，逢贵州督军刘显世创办讲武学堂，刘电嘱其子刘燧昌（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聘何等数人回贵阳为刘训练新军。经刘显世和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保荐，任黔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兼学生营营长。1917年4月，何应钦与刘显世之外甥女、王文华之胞妹王文湘于在贵阳结婚。当时黔系军阀内部，以王文华为首的“新派”与刘显世为首的“旧派”内讧中，何成了“新派”的骨干。当时贵州政局中，由于王掌握了军队，实力雄厚，何在短短的近两年时间里先后当上了贵州讲武学校校长、省会警察厅厅长、全省警务处处长、第五混成旅旅长等要职。何善抓机遇，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他组织了“少年贵州会”宣传民主与科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发起召开贵州国民大会，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抵制日货，反对巴黎和会及北洋卖国政府。1920年11月，何参与和直接指挥了“民九事变”，与王文华一起迫使刘显世交出了贵州大权。1921年3月，王文华在上海被仇家刺杀身亡，黔军5个旅长各自为政，何旅兵弱，遂被二旅旅长谷正伦、警卫团团长孙剑锋逐出贵州，于1921年底奔赴昆明，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聘何为高等军事顾问。因刘显世被逐出贵阳，对何异常寒心，在昆明嘱其子侄收买刺客用枪将何应钦胸部和腿部打伤，何随身副官救护入法国人办的医院抢救脱险，休养半年后离云南赴上海，在其内兄王伯群（王文华之兄）家中继续养伤、赋闲。黄埔教官1922年夏，任云南讲武堂教务长。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孙中山命廖仲恺、蒋介石等筹办黄埔军校，四处延揽人才。何应钦赴广州，在孙的元帅府任参议。何因与蒋介石既有“同学”、“同事”的关系，又在贵州办讲武学校颇有名气，于是被蒋看中，参与军校筹建工作。黄埔军校成立，何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任黄埔军校副总教官。1945年12月何应钦于上海何任教官时，参与讨平广州商团叛乱。9月初，军校学生编为两个教导团，蒋委托何兼该校第1教导团团长。廖仲恺、蒋介石又任命何为军校教务处代理处长。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蒋介石率两个教导团讨伐。何带的第1团连战皆捷。后两个团合编为第1旅，何升任旅长。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何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将所属军队编成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编入第1军，蒋介石任军长，何应钦任师长（周恩来为该师党代表），9月，陈炯明再次兵变时，国民政府派兵第2次东征。蒋为总指挥，后分三路，何应钦、李济琛、程潜分任各路指挥。何部多有建树，深受国民政府赞赏。何于11月5日出任潮汕善后督办；升任第1军军长兼潮梅绥靖委员、军校潮梅分校校长。“中山舰事件”后，又出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参加平定商团叛乱、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陈炯明。1926年7月，北伐战争时期，何任第1军军长，何的一部保广东根据地，大部分兵力向闽浙攻击。9月，北伐军全力在湖南初战告捷，东向长江下游5省。10月，福建都督周荫人倾巢西移，企图窜犯潮梅，何乘机率部袭击周总部驻地永定，取得全胜后挥师绕道，兵分5路，在松口攻周军主力，俘敌师长以下4000余人，蒋去电嘉勉，电汇银元2万犒劳将士，升何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12月占福州，进闽北，控制福建全省，何任该省临时政治会议主席，又乘胜进军浙江，攻克杭州，后在南京外围迂回作战，等到2、6军去强攻南京后开入城内，抢占有利地势。反革命政变何应钦公馆1927年4月2日在东路军指挥部召开“剿共”会议，研究“剿共”方案。何在会上极力支持主张“剿灭中共”。1927年4月9日，何在南京直接调兵解除了林祖涵（林伯渠）所率的第6军3个主力团武装，包围江苏省党部和省总工会，逮捕了部分革命者。次日何又令军警解散南京共产党支部，逮捕全体共产党干部。何的东路军26军在上海对工人纠察队进行突袭，大规模剿杀了共产党员，这就是著名的“四一二”惨案。这年5月，继续北伐，由蒋和李宗仁、何应钦分任各路部队指挥官。何北渡长江，遭到张宗昌、孙传芳直鲁联军反攻，何、李遵蒋之命，退到长江沿线。蒋何矛盾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于通电反共反蒋。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和阎锡山为首的晋系与蒋有矛盾，公开逼蒋下野。何应钦此时判断失误，以为蒋树敌太多，已四面楚歌，必败无疑。于是暗中支持桂系逼宫。这样，蒋只好下野。当白崇禧在会上要蒋离职时，蒋回顾何，而何一声不吭，蒋伤心异常，拂袖而走。蒋事后说：“当时只要他何应钦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这是蒋、何的第一次矛盾。蒋下野后，由何、李、白组成军事常务委员会，对国民革命军实行集体领导。何、李击退孙传芳、唐生智等对南京的进攻。1927年11月10日，蒋由日本回上海。12月10日，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预会通过决议，敦请蒋复职。蒋复职后，于1928年2月，不与何应钦打招呼，乘何去南京，蒋直接去何的第一路军徐州总指挥部，撤消了何的本兼各职，将军队编为4个集团军，蒋自任总司令。后又经别人圆场，蒋才又委何为北伐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重新启用1928年10 月，任训练总监，下月又被调为裁军委员会主持工作。在国民党三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旋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又出任开封、郑州、武汉行营主任。他主持军队工作时，利用编遣、整军之法，忠心地为蒋兼并异己，扩充嫡系，南征北伐，马不停蹄。1929年，任国民党海陆空司令部参谋长。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其父何明伦去世，此时正逢蒋冯阎中原大战，何一直在前线督军，无暇回兴义奔丧，蒋深为感动，亲往设在南京的何父灵堂祭吊，并亲笔写了赞辞，使何深受感动。1930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后任“剿共”军前线指挥，参与对中央苏区的一、二、四次军事“围剿”。3月10日，何当上了蒋的军政部长。6月，李宗仁攻长江，何坐镇武汉指挥，将李击退；朱德、彭德怀乘蒋桂战争之机率部攻长沙，也遭到何部镇压。1931年2月，任南昌行营主任，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指挥部队对湘赣地区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进行第二次“围剿”。但红军在15天里连打5个胜仗，打垮了他的15个师。当时蒋刚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心绪颇佳，不仅未责备何，反而任其为前线总指挥，兼国民党空军司令，蒋亲自出马任第三次“围剿”红军总指挥，但最后仍惨遭失败。1932年春，任湘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但因日军进逼华北，蒋认为何与日本关系素来较好，能调和日本人口味，于是命何去职北上，出任中央政治会议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的长城战役，日本侵略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当局在华北的主要负责人黄郛、何应钦已准备放弃北平。 [3]1935年初，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期间,曾遭到过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两次暗杀。 1935年5月，梅津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的无理要求。 1935年6月，何应钦尽管痛恨日本关东军对他策划的暗杀阴谋，但迫于日军的淫威，又顾及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秘密签订了《何梅协定》。 此后，何遂回南京行使军政部长之权。1936年6月，“两广事件”发生，粤桂军阀以抗日为由逼蒋下台，由于何应钦等施加压力，事件平息。9月，何以军政部长身份兼广州行营主任。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寿辰。这时，蒋介石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土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他的这个建议是向何应钦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拘捕了正在西安督师的蒋介石，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后的第二天，何应钦亲率数十万大军逼近陕西潼关，扬言要“血洗长安”，营救蒋介石。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坚决主张用武力讨伐平息事变。1945年12月何应钦于上海12月17日，在何应钦通电就职“讨逆总司令”之时，国民党军机对陕西三原、渭南和赤水车站等地的大肆轰炸已进入第二天，数百居民死伤。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何在四川主持整军会议，即被蒋召回南京，商讨抗日大计，并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在讨论南京战役计划时，何等多数将领主张用20个团左右兵力，以歼日军有生力量。但蒋未采纳，结果大败，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1938年1月，何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负责战时军制计划和参与各个战役的指挥。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调离。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袭击北撤的新四军，制造了皖南事变。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最严重的抗议，怒斥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13]滇缅作战1943年2月7日，何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偕同史迪威等飞赴印度检阅中国远征军，3月3日返抵重庆。何此行奠定了中国军队驻印训练及远涉缅甸丛林配合英美盟军作战的基础。1944年11月20日，何担任了近14年的军政部长职务，被蒋介石的另一亲信陈诚夺去。1944年12月25 日，何在昆明就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统一负责西南各战区部队作战、指挥及训练，兼指导贵州全省党政事宜。何在昆明训练由美国提供装备的36个陆军师，再次受蒋委托指挥中央军。昆明练兵集中了国民党中央军大部主力，是蒋的王牌。1945年1月底，中国远征军攻克缅北重镇苗斯，与滇西的中国军队在滇缅公路会师。何于2月初飞赴该地，主持升旗仪式，后参与指挥了中国远征军的第二次入缅作战。3月7日克腊戍，30日与英美盟军胜利会师，第二次缅甸战役胜利结束。主持受降(左四)何应钦芷江受降仪式后与将领交谈1945年3月底，何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策定打通广州到海口的计划，遭到日军破坏；何即从4月初开始组织湘西战役，首先督率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阻敌于雪峰山，命第二方面军汤恩伯部攻击日军侧背。5月初，又令陆军全线反攻。6月2日，湘西会战结束，歼敌万余。同时，他令二、三方面军向广西进军，5月收复南宁、河池，6月克柳州，7月克龙州，复桂林。何在此期间曾飞赴前线各要点考察部队情况，将陆军总司令部由昆明推进到柳州，在南宁设指挥所。当何在南宁行署按计划向广州和雷州半岛进军时，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14]8月18日，蒋介石委任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负责中国战区内接受日军投降事宜。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7道命令。 [10]日本投降书8月21日，何应钦的代表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日军代表的洽降。 [10]1945年9月8日上午9时，由8架战机护航，何应钦乘坐“美龄号”飞机从湖南芷江飞临南京，布置第二天的受降仪式。第二天上午9时9分，在南京原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 [11]受降仪式开始时，坐在受降席上方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二级上将、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陆军中将、空军作战指挥部参谋长张廷孟空军上校。 [17]下方投降位置上是日本驻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小林线太郎中将，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和舰队司令官福田中将等人；东西两侧观察席上有美国军官和中外记者，中国官员汤恩伯、李明扬、郑洞国、廖耀湘、谷正纲等人。何应钦接下的日本投降书何应钦受降日军参谋长把日军的编制、人数、装备、驻地等清册双手捧交给何的参谋长肖毅肃。肖用一只手接过清册。接着是日本侵华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递交投降书，小林两腿立正，弯腰低头，双手将降书送到何手里，何连忙接过降书。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戚厚杰分析，当时，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侵华日军的指挥巢穴所在，选择在南京的军事机构中受降，必定对侵华日军产生巨大震慑作用。 [2]中国战区受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是名垂青史的重大事件，有力地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胜利之姿。 [11]因病去职何应钦1946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成国防部，何受陈诚等排挤，失去了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两个重要职务，而由陈诚和白崇禧分任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何仅任小小的重庆行营主任一职。被蒋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1948年5月31日，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48年底到1949年末，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13日，何应钦内阁在广州集体辞职，把职权交给了阎锡山的战时内阁，他自己则先到香港，后到台湾。晚年冷落何应钦题词何随国民党迁到台湾后，寓居台北牯岭街，自称闭门思过，不闻政事。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恢复“总统”职权。何备受冷落，被排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只任一席中央评议委员；军队中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官场失意，但他仍以民间方式继续为蒋效力。他发起组织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当了几年常委，便一直任会长；他又恢复了“中国童子军总会”，一直挂副会长头衔（会长为蒋介石）；他又是台湾道德重整会会长，前后十次出国进行“国民外交”。八十年代后，他与郭为藩、李廉、沈君山、倪抟九、周应龙还当上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主任委员。1986年4月，何应钦中风，被送进医院。

1987年10月21日，因病在台北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