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哀”是一种乐府诗题，起于汉末，魏晋时期也有不少诗人创作以《七哀》为题的诗作，不同作者的《七哀》诗内容、风格各异，下面为你介绍几位诗人及其作品：

 阮瑀《七哀诗》

阮瑀（约165年—212年），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市尉氏县）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

阮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

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

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

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

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

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

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

此诗表达了对人生短暂、时光易逝的感慨，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奈。诗人感叹青春不再，富贵难留，死后一切皆空，充满了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 

阮瑀对曹操有着一种无法被忽视，也不愿被漠视的抗拒——不与语。这样的冷眼看得多了，曹操心里也开始恼恨起来。于是有次宴请宾客的时候，曹操将阮瑀安置在了伶人一席，想要对他进行一番羞辱。实际上，总体说来，曹操对于他底下的谋士部将还是很客气的。当初孔融推荐祢衡给曹操，这个坏脾气又恃才傲物的男人却将曹操大骂了一顿，后来更是在宴会上裸身击鼓，态度无比轻慢。而对于这样的人，曹操也都只是将他送给了刘表，不再加以理会罢了。后世有人说曹操是为了保持宽容爱才的名声，恐怕杀了祢衡以后天下贤人皆背弃而去，这也不尽然。祢衡狂妄，天下人皆知，即便曹操杀了他，也未必能够产生什么威胁性的影响。不过就此看来，曹操待这些给他白眼的名士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大约就是在宴会上折辱他们。祢衡气盛，非要拼个你死我活，我不好你也别想有面子。阮瑀则要温和许多。彼时他神情自若，抚弦而歌，歌曰“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

当权者多爱听好话，这样歌功颂德的曲子又是之前不肯理会他的阮瑀所唱，曹操听了心里岂不欢喜？更何况“为曲既捷，音声殊妙”，阮瑀因此得了一个司空军谋祭酒官的职位。司空军谋祭酒官，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军事参谋长。阮瑀的参谋水平几何，至今已不可考，然则他写的军事檄文，却是一等一的好。曹丕在《典论·论文》里面评价他和陈琳，“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又在《又与吴质书》中写，“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翩翩这个词用得极好，放在阮瑀身上，简直妙绝。阮瑀出身儒学世家，少年又师从蔡邕，即便处在魏晋那个越名教，薄信义，礼崩乐坏的时代，刻在骨子里的君子之风是抹不去的。他写《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书》，“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亦犹姻媾之义。恩情之深，违异之恨，中间尚浅也。孤怀此心，君岂同哉？”读来简直温声一片，颇有春秋之风，杀气都掩藏在最底下。同陈琳的咄咄逼人相比，阮瑀更加谦和淡然，果然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所谓翩翩君子，温润如玉，不过如此。

曹丕在称赞他的文笔时说：“书记翩翩，致足乐也。”指的便是阮瑀。

这句话的意思是，阮瑀的文笔非常优美，就像翩翩起舞的鸟儿一样，令人感到无比的愉悦和满足。曹丕对阮瑀的才华赞不绝口，认为他的文字表达能力非常出色，足以让人感到快乐和满足。

这个男人出身名门望族，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无不精通。本人也自视甚高，是建安七子中脾气最为固执的一人，他的才华在当时被人们广泛认可。

曹操看中阮瑀的声望，竭力邀请他共同图谋天下大业，然而阮瑀却一口回绝。曹操不愿放弃这位人才，一再邀请，但阮瑀却一再推脱。最终，曹操变得不耐烦了，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效仿古代的晋文公。当时晋文公邀请介子推下山未果，便放火烧山，逼迫他屈服。然而，介子推坚决不从，最后背着老母亲在山中被烧死。曹操料到阮瑀没有介子推那样的气节，于是放火烧掉了阮瑀隐居的山林，以此逼迫他下山。

由于阮瑀是被逼迫的，他内心自然不满。虽然他跟随了曹操，但总是心不在焉，没有全心投入到工作中。曹操看穿了阮瑀的小把戏，想要羞辱他一下。有一天，曹操在大宴群臣时，要求阮瑀加入乐工，为大家演奏一曲。曹操本想着借此机会羞辱阮瑀，让他以后不敢再懈怠。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阮瑀没有推辞，他盘膝而坐，弹奏了一曲。在乐曲的伴奏下，他乘兴高歌，歌颂曹操的功德。因此，一曲演奏完毕，曹操非常高兴，从此对阮瑀更加重用。

阮瑀曾师从蔡邕学习琴艺，深得真传，因此曹操的小小为难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在追随曹操之前，阮瑀也曾想过要为朝廷效力，但由于社会黑暗，世道不公，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隐居深山。如果不是曹操放火烧山，这位才子或许只能在深山之中度过一生。

曹操对阮瑀有知遇之恩，但阮瑀并不热衷于仕途。他早已看惯了人世间的苦难，对官场感到心灰意冷。虽然他后来追随曹操建功立业，但内心仍然在极度不安和渴望之间徘徊。

阮瑀的文笔非常出色，他的文章无人能增减一字。曹操多次考验他的文笔，他都顺利过关。最精彩的一幕是，当时阮瑀正在马背上，却以马为书案，提笔写出了完美的公文。曹操接过公文一看，发现一字不用增，一字不用减，大为赞赏。

作为文人，阮瑀的确取得了成功。然而，作为士人，他始终未能摆脱仕途的束缚。他的一生中，灵魂似乎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安宁。阮瑀曾经写过一篇诗文，从中可以大致看出这个男人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驾出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

顾闻丘林中，嗷嗷有悲啼。借问啼者出：“何为乃如斯？”

“亲母舍我殁，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

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

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

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阮瑀《驾出北郭门行》

这首诗属于乐府题材，被北宋末期的学者郭茂倩收录在《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题目由古诗中“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一句引申而来。阮璃借助这个故事描述了一个孤儿忍受继母虐待的情况。

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述，他驾着马车在道路上疾驰，突然在一片树林间听到隐隐的哭泣声，声音十分悲苦。作者下车查看，发现一个孩童坐在孤坟之旁哭泣。作者走上前去询问，孩童哭诉着自己遭受虐待的经历，使得听者无不感到心酸，闻者无不感到伤心。最后，视角回到孩童生母的坟墓前，孤儿与母亲已经天人两隔，这更增添了一份悲痛和无奈。

在阮瑀平静的文字表面下，隐藏着他内心的不安。就像在茫茫月夜下生长出的茂盛的青草，即使无人欣赏也不会停止吐露生机。阮璃不愿意过多涉入这个浑浊的世道，是因为他年轻时看多了人间的悲苦，这些经历压抑着他，也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他的诗作之中。

阮瑀在仕途中小心翼翼，这很容易理解。任何人面对最初的困难和挫折，都难以释怀。曹操去世后，曹丕和曹植成为了对立的双方，而身处其中的阮瑀再次放弃了主动权。

他带着万般悲伤站在圈子外面，仰起明亮的眼睛看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燃起和结束。无论阮瑀多么不愿意涉足仕途，他和这个时代的故事都已经定格在那个瞬间。世事的变迁灼伤了他的理想，进不能继续仕途，退不能安守山林。上苍的这个黑色幽默，让阮瑀深感无奈。这个男人本应属于文字和琴韵，却因为枭雄的一意孤行而出仕，直到最后，他自己才明白，这一切的过往都是虚妄，最美好的岁月还是最初隐居山林的日子。

只是，这一切来得太晚了。

即使有可能再回到山林中，那个曾经宁静和美好的地方也早已不复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山林中的景色和气息都可能已经改变，不再是阮瑀记忆中的那个样子。或许那里的草木依然茂盛，但那只是形似，而非神似。那种淡然和宁静的气息，那种与世无争的氛围，已经在这个世界的喧嚣中消逝无踪。

阮瑀心中明白，即使他能够回到山林，也无法再找回那份最初的宁静和淡泊。他的心境已经因为世事的变迁而有所改变，他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心无旁骛地沉浸在自然的美景和琴韵之中。他的心已经沾染了世俗的尘埃，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纯净无暇。

王粲《七哀诗三首》

王粲王粲（177年－217年2月17日 ），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官员，“建安七子”之一，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

王粲自少即有才名，为学者蔡邕所赏识。司徒想征辟他为黄门侍郎，王粲因为长安局势混乱，没有赴任，选择南下依附荆州牧刘表，但未受到刘表重用。 建安十三年（208年），丞相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死，王粲力劝刘表之子刘琮举州投降，因此深得曹氏父子信赖，接连任丞相掾、军谋祭酒，赐爵关内侯。建安十八年（213年），魏王国建立，王粲任侍中。 建安二十二年（216年），随曹操南征孙权，于北还途中病逝，终年四十一岁。

王粲在汉末以博学多闻著称，其诗、赋辞气慷慨，亦讲求骈俪华彩。为“七子之冠冕”，又与曹植并称“曹王”。他出身高门士族，但身遭离乱，对人民的痛苦生活有一定感受。其诗赋感时伤乱，深沉真挚，但情调苍凉，悲而不壮。刘勰称为“七子之冠冕”，方东树评道：“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曹植）而下，一人而已。” 《三国志》记王粲著诗、赋、论、议近60篇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十一卷，后散佚。明人张溥辑有《王侍中集》。今人辑有《王粲集》，并附其《英雄记》。

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这是王粲十六岁时避乱荆州途中所作，真实地描绘了汉末战乱的惨象以及人民的深重灾难，“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等描写，以典型事例深刻揭示了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体现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

其二：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

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襟。

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

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这抒发了诗人久客荆州的思乡之情，通过描写日暮秋景，烘托出内心的孤独和忧愁。

其三：

“边城使心悲，昔吾亲更之。冰雪截肌肤，风飘无止期。

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登城望亭燧，翩翩飞戍旗。

行者不顾反，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

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蓼虫不知辛，去来勿与谘。”

王粲《七哀诗》是其文学成就的巅峰。他的《七哀诗》是建安文学中的杰作，深刻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深入人心。这首诗不仅反映了战乱时期百姓的苦难生活，也体现了王粲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在《七哀诗》中，王粲不仅描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还将整个时代的苦难融入其中，显示出他对国家和百姓的深切关怀。特别是那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描绘了战场上尸横遍野的惨状，令人心痛。这首诗的真实感，让人读后心情沉重。作品描写了边城的荒凉和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痛苦，反映了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破坏。

尽管仕途不顺，王粲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是无可置疑的。

王粲年少时便声名远扬，得到蔡邕的赏识。 然而，命运多舛，因关中骚乱，他不得不前往荆州投靠刘表，客居十余年却志不得伸，心中郁郁寡欢。在此期间，他创作了《登楼赋》，并在襄阳城内东南角的楼命名为“仲宣楼”，以抒发内心的情感。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刘表病逝后，其子刘琮举州投降，王粲随之归顺曹操，并深得曹氏父子的信赖，被赐爵关内侯。 建安十八年，魏王国建立，王粲担任侍中一职。然而，建安二十二年，王粲随曹操南征孙权途中病逝，年仅四十一岁。

在文学史上，王粲与曹操、曹丕、曹植等人并称为“三曹七子”，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等人合称为“建安七子”。 他的作品情感深沉，风格独特，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登楼赋》更是成为千古名篇，广受后人传颂。

《登楼赋》是建安抒情小赋的代表作，抒发了作者在乱世中客居他乡、才能不得施展的思乡、怀国之情和怀才不遇之忧。 这篇赋作不仅展现了作者对动乱时局的忧虑，更表达了对国家和平统一的渴望，以及自己渴望施展抱负、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恻怛。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王粲，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人之一。他不仅是“建安七子”中极富才华的文学家，创作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他的一生也深刻体现了乱世中文人的无奈与悲剧。

名门之后：王粲的家世与早年才名

王粲出生在东汉时期的一个显赫家族，家世非常显赫。他的曾祖父王龚和祖父王畅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声名赫赫。王龚曾任青州刺史、汝南太守等要职，他敢于直言，专门与贪官污吏作斗争，因此备受赞誉。王畅更是四次被皇帝任命为尚书令，因其公正无私，深受众人敬佩。

王粲自幼聪慧过人，记忆力极佳，甚至能将打乱的棋盘复原，这使得他小时候就名声大噪，被誉为神童。14岁时，他与父亲一同拜访了当时的大学者蔡邕。蔡邕听说王粲来访，急忙跑出去迎接，连鞋子都穿反了，这件事后来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美谈。蔡邕对王粲的重视，不仅体现了王粲的才华，也为他在文学道路上铺平了道路，使他越来越有成就。

东汉末年的乱世：王粲的仕途困境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尤其是长安地区，混乱不堪。王粲的仕途也充满了坎坷。193年，朝廷任命他为黄门侍郎，这本是他施展才华的好机会，但由于朝廷内部的斗争，他始终未能有所作为。

王粲深知东汉末年的乱局有多么难以收拾。尽管他在长安担任过官职，但当时的混乱局面使得他即使有再大的才能也无法施展。这种无奈的境遇让他感到非常痛苦，也让他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乱世中，读书人如同风中的浮萍，命运不由自己掌控。

投奔刘表：王粲仕途的错误选择

王粲在长安无法立足，便决定投奔自己的老乡，荆州牧刘表。他原本希望在刘表手下大展宏图，但刘表只看重外表和性格，对王粲并不重视，没有给予他应有的机会。这成为王粲仕途上的一大挫折。

在刘表那里，王粲事事不顺，心情极为压抑，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他不仅感到仕途无望，还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可能存在局限性。

后来，王粲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压抑的生活，便投奔了曹操。曹操识才重才，对王粲非常赏识。在曹操手下，王粲终于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的才华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不仅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政治活动，还为曹家父子提供了不少文学上的帮助。

从此，王粲的仕途迎来了转机，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尽管之前经历了挫折，但在曹操的赏识下，他终于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王粲的矛盾人生

王粲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在文学上成就非凡，成为“建安七子”中的重要人物；另一方面，他的仕途却充满了坎坷，如同过山车一般。他既是文人又是官员，既想在政界有所作为，又无法摆脱乱世带来的种种不顺。

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他的选择上，也深深烙印在他的作品中。王粲的诗文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反思，令人读后心情沉重。然而，回顾他的一生，一个文人想在乱世中立足，实在是难上加难。

王粲的一生，文学上成就斐然，仕途上却饱受挫折。他的《七哀诗》深刻反映了东汉末年的混乱局面，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然而，王粲的一生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文人的悲剧，想要有所作为，最终却未能如愿，令人唏嘘不已。

在王粲病逝后，曹丕亲自率领众文士为其送葬。 为了缅怀这位挚友，曹丕提议大家学一次驴叫来为他送行。于是，在一片驴鸣声中，王粲的葬礼显得格外悲壮。葬礼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诔》，表达了对王粲的深切悼念。这种深厚的情谊和文学创作，无疑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出自李清照的鹧鸪天，描绘了秋日凄凉景象，与王粲《登楼赋》所表达的心境相似。李清照南渡后，身陷国破家亡、夫死流离的困境，怀乡之情浓烈，其词作正体现了王粲《登楼赋》中的思乡、怀国之愁。明代王世贞曾作《仲宣楼记》，进一步彰显了王粲及其作品的影响。

曹植《七哀诗》

曹植（192年—232年12月27日），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出生于东武阳（莘县朝城；一说生于山东省菏泽市鄄城） ，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第三子，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 魏文帝曹丕之弟。中国三国时期文学家，诗人，音乐家。 

曹植少年早慧，年十岁余，便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亦能文，援笔立成，深受曹操宠爱，几欲立为太子，终因任性而行，饮酒无度失宠。曹操死后，曹植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的十几年里，多次被迫迁徙封地，初封平原侯，后徙临淄侯。曹丕、曹叡相继称帝后，屡遭迫害，创作了广为人知的《七步诗》表达当时的煎熬与愤懑。后被贬为安乡侯，又徙封陈王，最终因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郁郁死于壮年。 

曹植在建安诗坛上取得比较高的成就。他在汉乐府古诗的基础上，对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8]其现存诗七八十首，是建安诗人中最多的。前期的诗歌以《白马篇》为代表，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后期因为生活的突变而导致诗风的转变，从以前轻松乐观、浪漫向上的情调改变为是忧虑、悲愤、抑郁和痛苦，代表有《赠白马王彪》等。除诗歌创作外，曹植的散文和辞赋写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有《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求自试表》等历代传诵的名篇。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诗歌运用比兴手法，以“愁思妇”自喻，抒发了自己被猜忌、遭排挤，抱负不得施展的苦闷。诗中明月、高楼等意象营造出一种哀怨、凄凉的氛围，情感细腻动人。 - 第一首是王粲十六岁时避乱荆州途中所作，真实地描绘了汉末战乱的惨象以及人民的深重灾难，“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等描写，以典型事例深刻揭示了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体现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

曹植，这位曾被曹操寄予厚望的儿子，因才华横溢而备受瞩目。然而，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以及抑郁，他未能登上政治舞台便结束生命。尽管他最终未能登顶政治舞台，却在抑郁中结束了生命，给世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究竟是何原因导致曹植走向了这样的结局？据《三国志》记载，曹植的死因是抑郁而终。

◉ 才华横溢却政治失意

陈寿在《三国志》中记载曹植之死时写道：“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意为曹植常常心情沉郁，最终因病离世。然而，后人史书中对曹植死因的记载往往简略，未详细探究其确切死因。而在《太平御览》所引用的《魏略》中，则有一条关于曹植死因的记载：“陈思王静意著作，食饮损减，得反胃病。”反胃病，顾名思义，是指食物在胃中不消化，导致肚腹胀满，最终将食物吐出。这种病症通常由饮食不当或过量饮酒引起，酒精在肠胃中堆积导致。

◉ 抑郁致病与饮酒问题

再观曹植的生平，这位诗人向来嗜酒，常常以酒为伴，无论是创作诗篇还是闲暇时光，酒杯总是不可或缺。《三国志》和《魏略》对曹植的死因有不同的记载，其中反胃病和饮酒问题被认为是可能的因素，反映出其政治困境与其健康问题紧密相连。然而，后期曹操对曹植的冷淡，以及曹丕父子对他的猜忌，都深深刺痛了他的心灵，使得他的饮酒量愈发无法自控。在曹丕称帝后，曹植更是屡遭贬谪与改封，饱受猜忌与迫害。曹丕逝世后，其子曹睿继位，曹植曾数次上书请求任用，但终未能如愿。最终，他在忧郁中离世，享年四十一岁。这样的曹植，其死因无疑与其性格和境遇密不可分。

◉ 性格与境遇对命运的影响

尽管民间普遍认为曹植因何而死，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死因与其性格有着紧密的联系。曹植的狂放不羁和任性而为的性格特点，使得曹操最终选择抛弃他而选择曹丕作为继承人。当然，曹丕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但在世子之位争夺的关键时刻，曹植的性格特点无疑对他的命运产生了不利影响。从曹植早期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确实是个热爱自由、喜欢喝酒的文人。曹植的性格特征如狂放不羁和热爱自由，虽然使他在文学上有成就，但在政治继承人的选拔中成为不利因素，这也影响了他的命运。在跟随曹操出征的日子里，曹植深切体会到了百姓的苦难，并在诗中表达了对他们的深切同情。这显示出，尽管出身王侯之家，曹植却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虽然曹植在不同时期的性格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在其诗歌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贯穿曹植一生的，是他本性中的友爱和注重感情。

起曹植，很多人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那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再加上一段七步成诗的故事，几乎成了“天才+悲剧”这对词组的代名词。的确，他才华横溢，文采冠世，是三国时期最闪亮的文学之星之一；但他的一生却像一场冗长的压抑剧，时时有光，却从未真正被放到光里。我们今天要谈的，不仅仅是他的诗才，而是：一个人如果只有才情，却失了分寸、识人、处世之能，在充满风浪的宫廷政治中，他的天赋终将被命运一次次翻覆，最终连反抗都显得文弱无力。

曹植的出身堪称优渥，他是曹操与卞夫人所生的第三子，自幼聪颖，七岁能诗，十岁能文，少年时便引得满朝文士侧目。曹操爱他，不只因为他是亲生儿子，更因为他身上那种才气中带着一股“不世出”的英俊与锋芒。史书说他“颖脱不羁，有逸才”，这“逸才”两个字，是褒，也是隐隐的忧。曹操本就是一个极精于人性的权谋家，他一眼看出曹植的才，却也察觉出他性格中那股“放而不收”的张扬。

可那时候，曹操还是愿意赌一把的。他曾一度把曹植当作储君培养，甚至让他参与政务，锻炼威仪。那时的曹植，风头一时无两。建安七子以他为圭臬，朝中大臣趋之若鹜。他也写出《洛神赋》《白马篇》《吁嗟篇》等脍炙人口的佳作，风骨俊朗、辞采华丽，真正是“下笔如有神”。可也正是在这光芒万丈的背后，他把父亲的赏识当作了护身符，把众人的赞誉当成了底气，开始忽略了自己正处在一个“斗争就是日常”的权力旋涡里。

宫廷之中，最忌的不是无能，而是太露锋芒。一个太子位悬而未定的王朝，最容不得的，就是一个太过才高的人，既无老臣之稳，又无厚德之资，却偏偏喜欢高谈阔论、舞文弄笔，甚至连喝酒都豪迈张扬。曹植偏偏样样沾。史书中说他“性刚果而任情”，就是说他爱怎么来就怎么来，情绪上头的时候，谁劝都没用。一次随军出征，他酒后无状，几近失仪，甚至差点酿成军事丑闻。这让原本倾向他的曹操大失所望。那一刻，老父亲心里或许已经开始换算盘珠子了。

与此同时，曹丕暗地里稳扎稳打。他才不如曹植，却胜在心机沉稳、结交得力、姿态低调。他少说话，多观察；不抢风头，却处处收买人心。他明白，这个家不是按“谁更会写诗”来选继承人的，而是看谁更能“撑住场面、驭得住人”。这就是曹植所不懂的地方。他太相信“才华就是资本”，却忽略了，在那个时代，才华是锦上添花，不是登基上位的通行证。

曹操死后，太子之位最终落到曹丕手里，曹植从此一落千丈。刚开始他还有些反抗的念头，也确实写了不少讽谏之作，含泪带刺，字字沉重。但政治不是诗歌，不讲风格，只讲势力。曹丕对他防范甚严，虽无明言，但步步设限，派人监视，限制行动，甚至连“兄弟相聚”的机会都极少。最让人揪心的是“七步诗”一事：据说曹丕命他在七步之内赋诗，否则就要治罪。这时候的曹植，再无少年意气，只有一腔压抑的凄然。他写出那首千古流传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你说这不是天才么？可天才写出再好的诗，也救不了现实中的“被废”命运。

曹植的一生，从此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封王迁徙、生死制衡。他辗转于多个封地，从临淄到雍丘，从东阿到临涣，每到一处皆不得久留，朝廷的意思很明显——别给你时间扎根，也别给你机会结党。你有文才，就留给后人看；你有志气，就窝在角落咽下去。这种“困而不死”的调度，最是杀人于无形。史书记载，曹植后来一度郁郁寡欢，饮酒成性，甚至身心俱疲，常常发病。这位当年的“文坛少主”，已成王朝棋盘上一个“不得不留”的文艺标本。

可即使如此，他依旧在写。你看《赠白马王彪》《自为诔文》《求自试表》等等，文风日益沉痛，却依然文笔精致，情感真切。他没有放弃才华，但也终于看明白，才华不能为他换得自由与尊严。这个醒悟，来得太晚，但也太真实。他从未停止过反思，但他的反思已经变得无力。他明白这个家族的规则，却再无资格改变它。

被流放的才子，写出的文字往往比在京得志时更动人。曹植就是如此。少年时的《白马篇》雄健飞扬，写的是热血与理想；而中年后的《赠白马王彪》却写出了心灰意冷、命运难违。他写道：“悠悠我心，郁若九忧。”这“九忧”不是修辞，是他心中无解的九道暗涌。一个人被政治打磨得毫无锐气，依旧还在提笔，就是为了在余生里证明一点点“我还没被磨灭”的自己。

他被贬到雍丘那年，已是中年。他曾经意气风发，满朝称颂；如今不过是朝廷“安排”下的闲散王爷。当地百姓听说陈思王要来，都觉得这是一位才子之王，个个满心期许。可他一到地方，随行不过几人，仪仗冷清如寂，哪里像个“封王”？有人叹道：“真是世事无常。”可曹植对此，却已习惯。他笑了笑，说：“有诗可写，我便安。”他的落寞里有清醒，清醒中有倔强，而倔强的根，就是那笔文气。

但他心底当然不甘。他给朝廷写过一份长达万言的《求自试表》，声泪俱下地回顾了自己的过失与忠诚，请求能再度被信任、重新为国效力。那篇表文文采斐然，情意凄切，是千古奏疏中的经典。但他的兄长曹丕，冷眼看之，不予回复。这时候的曹植，像是站在封建君权面前的一个孤独孩子，手中还有玩具，却再也没人愿意看他表演。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错了？是不是这世界真的不能容纳一个有才、但不够“稳”的人？

是的，宫廷从来不需要理想主义者。权力之地，只信权衡，不看情感。而曹植，恰恰是那个太相信情感的人。他对兄弟的依赖、对父亲的渴望、对文士群体的友情，全都是真的。他写诗不是为了炫技，而是想用文字说出心声。他希望天下人明白，他并不是“不堪大用”，而是“怀璧其罪”。可这恰恰是他永远无法打破的天花板。他越真，越不合时宜。他越文弱，越难立足。

我们说，一个才子最怕的，不是没有伯乐，而是被误认作敌人。曹植就是这种命运的牺牲者。他不是不懂政治，但他太晚才明白，政治不是凭才情说话，而是靠站队、谋略与天时。更可悲的是，他的才情越是出众，越被视为威胁。曹丕晚年，曾想彻底削弱曹植，甚至考虑废其封国、禁其言论。但群臣多有反对，朝野仍有人对他心怀敬意。于是他被安排得更加隐蔽，不让说，不让写，不让传。他成了活着的“不能提”的人，只剩文字流传在乡野之间。

当曹丕死去、曹睿即位，形势本有一丝缓和。新皇年少，曾受教于曹植旧部，对他心怀敬意。曹植上表恳请朝廷宽政、减税、重用寒门，他本以为能“重整山河”。可朝中老臣以“防微杜渐”为名，依旧将他疏远。权力系统是冷的，冷得像铁，不会因一人之才稍作妥协。于是他写下《登楼赋》，句句伤心：“登高望远，涕泗交颐。”他不再骂兄长，也不再哀己命运，而是开始写“天地之大，人生之微”，一种从“我命如何”走向“万事皆空”的哲思。

这正是曹植后期作品的最大转变：少年曹植写人写志，中年曹植写情写哀，而老年曹植，写的是命。他渐渐明白，人与天斗，有时不是抗争，而是认命；认不是屈，而是通达。他的悲剧不是被囚禁，而是逐渐学会了“收心”。他的生命并未终结于某个刑罚，而是慢慢在“理解无法改变命运”的过程中，走向枯萎。有人说他被废是因为兄长猜忌，也有人说是他自己性格乖张。可这两种说法都太轻巧。一个人的命运从来不只是性格或政治的问题，而是当他被推到权力结构的夹缝时，是否还能保有自我。而曹植保住了自己的笔，却失去了行走的自由。

他死后被谥为“思”，也算是朝廷对他一生“多思少得”的一种象征性补偿。可世人从未忘记他。他的《洛神赋》千古传诵，《白马篇》至今仍是少年胸怀的代言。他活着时被误解，被约束，被排斥；但他死后，竟成了整个曹魏时代文学的代表，甚至成了“才子命薄”的文化原型。你说命运是不是讽刺？他生前无权无势，被视为隐患；死后却被称颂为“建安风骨”的旗手。历史似乎是在用他的一生告诉后人：才华能写下千古文章，却不一定能改写当下命运。

但我们也不必过分哀伤。因为正是这样的曹植，才成就了他那种“带血的才情”。若他一生顺遂，或许也写不出《自为诔文》那种“未死先悼”的动人肺腑。若他顺利继位，或许他的笔就不再锋利、他的心也不会沉透。人有时不是靠成功被记住，而是靠“未竟的愿望”成为永恒。曹植的一生，是文学的苦酒，是才华的苦旅，是命运的刮风口。他为才子一词加上了代价的注脚，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天才不是被命运成全，而是被命运困住后依旧不熄的那团火。

回头看，“才高何用？”其实不是一句讽刺，而是一句反问。它问的是：才华之外，你还有什么？是韬光养晦的耐力？是识人用人的格局？是面对误解时的沉着？是逆境之中不丧志的勇气？这些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脱离“悲剧模板”的东西。而曹植，虽才高八斗，却独缺其一——心里太真，手腕不够。可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愿意记住他，敬他，不只是敬他的诗，更敬他那颗至死不悔的才子之心。

这世间从来不缺有才的人，缺的是能驾驭才华、守住风骨、穿越时局的人。曹植做不到，但他留下了一份文气，让后人知道：诗可以救不了命，但可以救心；文不能抵挡风刀霜剑，但能在人间偏角，替你保住最后一寸温柔和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