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想起父亲。

儿时有记忆以来，年是在寒冷中度过的。冬天一到，父亲花钱的时间也到了。尽管家中并不宽裕，我们兄弟俩每一年都会换上一套新装过年。我们能干活以来，年是在忙碌中度过的。腊月一到，小孩是高兴的，父母们却是忙碌的。

那一年春节前夕，凝冻天气笼罩着整个村子。眼看着生活的取暖的干柴就快没了，父亲说：“哪怕是刚砍下的树，弄点在家里也好，免得一家人‘箍冷堆’。”走到山上，许多树都是弯着腰的，枝干上结着挺厚的一层冰块，有的还断了下来，就是路太滑，扛不动。弄了一些柴回来，家里暖和多了。第二天，父亲说：“牛圈里头堆了很多粪，掏一下好一点。”于是我赶着牛上山去。地上草上都结了冰，牛根本找不到吃的。我到竹林边，摇掉竹叶上的冰块，把竹子搬下来，牛便跑过来吃竹叶。一连搬了好几棵竹子，有的已经无法再挺立了。山上实在冷，牛无法呆下去，我便吆牛回家了。牛都还没进圈，父母便吵架了，就为一句话。母亲说：“牛都回来了，在圈里铺点草吧。”父亲说：“不铺草难道还铺被子？”于是便闹开了：母亲骂起起来，父亲砸了好几个酒瓶，背着弟弟出门了。

父亲在单位宿舍待了两三天，亲戚们觉得不妥，上门劝说。父亲流泪了，让我向前来劝说的张叔叔敬个礼。父亲回到家，那天夜里好温暖……

小时候一到过年，父亲总是很忙。年前要宰猪，宰猪要请客，全寨都要请。我的任务是请客，客人请不来，我又得跑第二、第三次。弟弟长大了，他比我有办法，直接将人家拖来了。有一年到了农历九月，猪圈里头空荡荡的。父亲不甘心，买来一头半大猪养着，为的是过年能宰年猪。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年年宰年猪，父亲花了不少钱。宰了年猪请了客，晚上还要送菜。父亲是倒插门，寨里不是舅舅就是外公。舅舅家自从遭了一场火，很难有机会宰年猪。父亲就派我们送菜去，有时候三两斤，有时候五六斤。

过年那天，母亲起得很早，早早就把水缸灌满了。水要到井边去挑，缸里装两挑，还有一挑装桶里。我们在父亲的带领下把大小桌子擦洗干净，撕掉往年的对联和“门神”，搅浆糊贴上新的。忙活了半天，母亲和外婆把糍粑蒸熟了，父亲便扛来“粑粑盆”，那是用整块木头做成的，据说用了好几代人。打糍粑是件力气活，抓糍粑是件技术活，蒸糍粑更是有讲究。那些年代，除夕当天习用高粱打糍粑。能把“高粱粑”蒸好，是一件令妇女们引以为傲的事情。有时候“手气差”，怎么也蒸不熟。打糍粑靠力气，打得汗流满面，气喘吁吁。对“初学者”来说，简直就是经历炼狱。打了两三下，力气仿佛就用尽了。记得有一年我闹肚子，打了几下就得上厕所，非常尴尬，也非常无能，还非常的无奈。

年三十晚上，每年都会宰一只大公鸡。也许你会想到鸡汤有多香，但那是，我的感觉是鸡骨头难剔。弟弟回忆起那段岁月，说留下的记忆是鸡腿没盐味。那时的压岁钱，实在年夜饭餐桌上发的。虽然很少超过一块，但也是寨里最高值了。又一次年夜饭，父亲给母亲盛鸡汤，鸡汤太烫，碗太满，留给二老的记忆不是很愉快。

年夜饭过后，我们围在火炉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专题广播。听完以后，要守夜。父亲会拿出一竿多年前的箫，吹着重复了多年的曲子。父亲大约觉得这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吹了一会儿箫，父亲会给我们讲他小时候过年的故事和一些家族的传统，每一年都一样：供桌上怎样摆碗筷，老人去世了“开路词”怎么说等等。母亲的职责是包粽子，煮粽子，天亮以前还有一次打糍粑。我的任务是给神龛烧香，上香之前要检查，不能让香炉里的香燃尽。这样的一直烧香到天亮。稍大一点年纪，我也和母亲一起，带上香和纸钱，还有一把米，到井边“买新水”。在井边，向井里撒一把米，说是给龙王爷粮食。井里已经有很米了，说明有人家比我们还早。我们把点燃的香插进纸钱，再插到井沿边上的泥土里，然后带回一挑水，用这挑水煮上一壶茶，倒两碗放在灶台上，说是敬灶神。会放牛以后，我会带上香和鞭炮，和表弟到水井边上“拉牛”。其实就是捡一个石头带回来，放在牛圈里，据说这样做以后，来年就会有更多的牛。

过完年，最忙的就是初三了。初二晚上天不亮要打一次糍粑，然后“送老祖人”。父亲在正月初三要到单位值班，天亮就要出发。我们在这一天要在寨里拜访两家人：舅舅家和外公家。过了几天的节，非常的忙碌。父亲脾气很暴躁，在初三这天总有很多事让他不顺心。

正月里，我们会到别人家做客，亲戚们也会到我们家来做客。宴请是一件很头疼的事。为了面子，主人会把拿手的厨艺亮出来。有时候做得比别人晚了一点，会有很多不高兴。我的印象里，正月里请客的菜非常好吃，比过年的菜还要入味。但是，往往有做的不周到的时候，被父亲训斥了。

正月里最忙的一天，就是给外婆“接禄马”，就是请来“老摩”，宰上一只鸡，煮上猪头肉，看看“鸡骨卦”卜吉凶。这一天很多人会到家里来忙活：舅舅、外公必不可少。“老摩”就是另一位外公，他是这一天的主角。解释完“鸡骨卦”，我们就知道外婆的身体情况了。有一年我到远处上学，外婆走了。那一年正月里“鸡骨卦”是好的，但外婆说猪肉吃起来不香肉味。寨里的人说：那年正月我上学以后，外婆老是坐在门口，朝很远很远的地方看一直看过去。

父亲是位很爱面子的人。安葬完外婆，他就想着给外公外婆做墓碑。舅舅他们的意见是：碑上不能出现“岳父”、“岳母”字样，毕竟不姓“岳”。碑上的“孝名”排列，必须把舅舅家这边排在前头。这样僵持了很久，最后是写碑的人帮助克服了这一难关：死者的亲女儿，女婿写在一边，侄男侄女等等统统写在另一边，免得今后分辨不出来。

我在镇里建了房子，父亲很高兴。特地给我们养了一头猪。据说这头猪长得很快，估计有三百多斤肉。此前从来没有把猪养这么肥过。拉猪那天我没有去，这头猪不肯出来。去的人回忆：父亲那天发火了，说“不出来的话就困住脚，拖它滚出来”。这话我至今回忆起来，鼻子总是酸酸的。

有一年“七月半”，我没有回家。过了节，父亲上街输液。我问他感觉好些没有，他说没解决什么问题。我的第一感觉是：糟了。转院到县城，他说用的药好像不起作用。于是转院到州里。我感觉情况不妙，回来准备一些东西。父亲做完造影，我问弟弟，弟弟说就是那个东西。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止不住哭出了声。女儿听见了，问我是什么叫。我一下子止住了哭声。第二天，我跟妻说：让医生多用一点止痛药，给父亲办出院。我到另一个县城，给父亲找来偏方。我想：病情恶化以前，只要心情调理得好，能跟死神抢回许多时间的。那时父亲就在我的新房子养病，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熬药。父亲说，吃药以后小便带血，还挺疼。晚上，胸口更疼。看来这药还是不起作用。一天，我收看省电视二台的节目，说是有一位侗族医生专治癌症，一位40多岁的妇女在他的治疗下，肝功能恢复正常，现在生活很快乐。我很兴奋，想法设法联系这位医生。我打电话到省电视台，问他们是不是播出过这样一期节目。他们说有这一期节目，但没有留医生的联系方式。不过，他们说愿意帮我找一下。第二天省城来电，找到了医生的电话。联系下来，医生说药很贵，一千五一副。我跟弟弟商量：家底是否还有值钱的东西？弟弟说就三头半大猪了。我说：卖了，买一副药看看效果。

药买回来了，不用熬，开水冲泡就可以服用。用药第二天，父亲说要回老家，我问他是否还疼，他说减轻了许多，慢性病得慢慢调养。用药一周，我打电话问弟弟：这几天父亲晚上是否起来叫疼？弟弟说这几天夜里，父亲睡得很安静。又过了一周，我问弟弟，他说他们割谷子，父亲还给他们送饭菜到田里。我说医生讲的，给他摸一下肝区，感觉一下是不是平滑的。那天晚上弟弟打来电话，说没什么变化，我心里暗自高兴。

收完庄稼，我们还在忙控辍保学工作。弟弟打来电话：“父亲走路都要人扶了。”我赶回去，摸摸父亲的肝区，里面起了疙瘩。父亲说脚好像不听使唤，就像别人一棒子打倒那样。他说那一天到地里拔草，背草回来的时候用力撑起来，感觉腰疼了一下，第二天就这样了。我的感觉是：不妙了！

有一天弟弟打来电话，说父亲起不了床了。我回去，发现父亲不但不能起床，连大小便都失去了知觉。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去陪父亲。为了清洗排泄物，弟媳的手都肿了。我一看见脏东西就洗，手是没有肿，但开了很多口子。有一天早晨，母亲告诉我，说她昨晚梦到父亲起床了，这不是好兆头。我说这情况我早就清楚了，只有安排后事了。拖了大约三个月，父亲说不了话了。第三天凌晨，父亲走了。我们给他换好衣服，母亲在哭。我实在忍不住，也大哭起来。父亲有很多生活理想，他想看到弟弟建好新房子。可是现在，他永远看不见了。此后，我再也没有哭过。我想起父亲的话：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父亲走后一段时间，堂兄跟我一块走亲戚，说寨里有人说：他老人家走了，他这房子恐怕难建得起来。一年以后，据说补了烧埋费，母亲说用这笔款子给弟弟建房，我没有异议。

女儿上了大学，看见家里的箱子。我打开给她看：这是爷爷的遗物，用一些照片和笔记。那天夜里，女儿看得很认真，问了好多问题。我给他讲了照片和文字背后的故事，有一些我也不清楚。女儿问：爷爷还写诗歌啊？我说：是的，爷爷喜欢诗歌，也喜欢写点东西。尽管没有发表，那也是对生活的一种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