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1879-1953），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Джугашвили），1879年12月21日出生在格鲁吉亚市的一个农奴家里。父亲祖辈皆为农奴，母亲亦为一个农奴的女儿。约·维·斯大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担任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长达30年之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 1894年，斯大林在第比利斯正教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开始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比利斯组织，从事宣传工作。1899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从此逐渐成为职业革命家。从1900年12月列宁在国外创办《火星报》时起，斯大林就拥护该报的立场，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发展党的组织。这时，斯大林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1901年3月至1917年2月，斯大林一直从事地下活动。此间，斯大林先后被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出5次，始终未间断过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1912年1月在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4月，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了《真理报》。1917年2月革命后，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17年10月16日，斯大林出席了列宁主持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武装qiyi的决议，会上选出了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武装qiyi的革命军事总部。同年，斯大林协助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期间，斯大林担任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受列宁的委托，先后转战西方战线、南方战线以及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等职。1922年4月，在列宁病重时，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后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列宁逝世后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继承了列宁的伟大事业，在当时国际资本主义对苏联的重重包围、封锁下，在国内异常困难、复杂、艰巨的环境中，竭尽全力排除各种干扰，始终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仅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苏联这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国，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被战争中断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对工业布局作了全盘调整，仅仅两年时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或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涉及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社会发展阶段等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斯大林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在探索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从而形成了体系完备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理论逻辑上讲，“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去分析社会形势，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是对列宁“一国胜利”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从历史进程来考察，这一理论是苏联20世纪20～30年代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与党内斗争的产物，科学地回答了在苏联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从思想上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从“一国建成”论入手来研究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首先，从国际形势方面看，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从1918年起，在欧洲许多国家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国家则爆发了民族民主革命。从1921年起，革命高潮逐渐消退。从1924年起，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度过了战后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西欧资产阶级政权再度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新的世界革命的高潮在可以预期的将来难以形成，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获得了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而且能够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对付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苏联。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苏联不但得不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支持，而且还将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这一新形势，苏联国内许多人产生了怀疑情绪，认为在得不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提供的物质支持的条件下，在落后的苏联是很难建成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求苏联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策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中。 从国内形势看，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在国内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在国际上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到1925年底，国民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并开始获得一定发展。农业总产值已达战前的87%，大工业产量约占战前的75%，国内商品流转总额达到战前的70%。苏联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有了很大增长。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工业已占工业总产值的80%；1924年初至1925年夏，加入各种合作社的农户已由174万户增至500万户。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国营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超过战前水平。在工农生活改善的基础上，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有所上升。同时，随着生产的恢复，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包括城乡劳动人口失业和城乡资产阶级的形成等。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允许企业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根据国家法令，企业有权辞退多余的职工，因此广大城市和农村在开始出现一批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失业者，两极分化加剧。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富农势力的发展，则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的担忧和对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人们对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能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产生了疑问。苏共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否认一国凭借自身的力量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争论的另一方是以斯大林为首，基本观点是一国不仅有可能、有必要，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建成社会主义。正是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又称列宁格勒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的理论争论和政治斗争中，斯大林逐步提出并完善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924年中之前。在此阶段，斯大林一直认为只有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一国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这种认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所有领袖都无一例外地持有这种观点。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充满信心，抱有希望，大家都认为它是十月革命的归宿，更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巩固政权，也不可能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方面，列宁曾作过大量的、公开的论述。他说：“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我们一直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而且只能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个部队。我们这支部队所以走在前面，绝不是由于我们程度高、素质好，而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在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胜利。” 他又说：“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借助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 他还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 列宁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从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 列宁因此告诫全党：“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狭隘的民族革命转到世界革命。” 1918年列宁在谈到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时就写道：“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定将胜利”。列宁的这一思想，是他在分析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形势得出的，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因为当时列宁认为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而且俄国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是“平衡成熟的”，俄国革命孤立的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列宁也看到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下苏维埃俄国很难长期保持下去。1921年6月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因此，他反复向全党阐述这样一个道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努力”。列宁反复强调这一点是鉴于当时苏俄所处的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内苏维埃政权正在同帝国主义卵翼下的白匪进行着残酷的国内战争；在国际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正在兴起。因此，列宁用了很大精力组建世界范围的共产党即共产党国际，以便更有效地领导国际革命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列宁的以上认识，在党内并没有遭到任何质疑。直到1924年5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初版中表述的，仍然是与列宁上述观点一致的思想。他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努力。”第二阶段是1924年底到1925年初。这是一个十分短暂的阶段，是斯大林的思想从“不能建成”论一步一步向“能够建成”论转变的阶段。斯大林在1924年12月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为了批驳托洛茨基讲的“‘工人’的国家在经济上还远没有走进社会主义阶段，俄国的经济高潮只有西欧国家无产阶级胜利后，才能到来”的观点，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论证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与列宁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列宁在1922年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 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又说：“国家支配着一切基本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斯大林通过对比，认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直接否定，是不相信俄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来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批驳反映了他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 紧接着，1925年1月，斯大林在《给德-奥夫同志的信》中，明确地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一般胜利。在这封信中，斯大林将“一般胜利”与“完全胜利”连在一起，具体界定了二者的含义。他写道：“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指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要得到免除复辟的完全保障，就只有通过‘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在这里，斯大林将“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明确划入了“一般胜利”的范畴。所以，尽管斯大林此时尚未对苏联能够单独建成社会主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他的思想确实正在接近这个目标。第三阶段是在1925年中之后。1925年中之后，斯大林公开提出并最终形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首次正式提出“一国建成”论，是在1925年5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问题正式区别开来。斯大林在会后所做的工作总结中，就这两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提出苏联有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 1926年1月，斯大林发表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他在这里承认，他在1924年4月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所提出的“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无法解决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的任务”的论断是有缺点的，“缺点就在于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予肯定的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否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和旧制度复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予否定的回答”。斯大林认为，能否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同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将其混为一谈。不能因为不能免除外国武装干涉而否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他指出，《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那段话的缺点，就是将上述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 1926年12月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报告中，全面论述了“一国能够建成”论。在这个报告中，他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他认为，这一标准就是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所以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苏联本国的资产阶级。那么苏联能不能实现这一任务呢？他回答说，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党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同时，他指出，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不仅是从政治上战胜他们，而且是从经济上战胜他们，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他论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实现农业和工业结合的方法，指出为了把农业和社会主义的工业结合起来，首先必须有巨大的产品分配机关网，巨大的合作社机关网，即消费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机关网。从1924年初到1926年底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争论过程中写下了《论列宁主义基础》《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与答复》《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反对派》《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著作，在其中连续地探索、阐明从而构建了斯大林同志的比较完整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其一，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首先夺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即能够首先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建成社会主义；其二，社会主义在苏联建成的标准是：苏联无产阶级依靠本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即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其三，能否正确处理工农关系，乃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完全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其四，苏联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依赖性，不妨碍苏联保持经济上的独立性和建成社会主义；其五，苏联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及其发展基础，二者不能对立起来。 斯大林特别指明了“一国”的含义。他说：“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有过而且发展过帝国主义，那里有一定数量的大工业，那里有一定数量的无产阶级，那里有领导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就是年轻的苏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和保证。斯大林在批驳托洛茨基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相混淆的谬论时，阐述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在一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从而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理论。首先，斯大林阐明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含义，指出，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 ，“就是在斗争进程中用本身的力量战胜我们苏联的资产阶级” ，“也就是依靠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 ，建立完全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样，斯大林就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和具体的标准。其次，斯大林阐明了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含义。他认为，这就是依靠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造成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的充分保障。那么两者之间区别何在呢？斯大林指出：“如果说，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就是解决一个国家（当然，我们指的是我国）完全可以克服的那些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那么，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可能性就是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各国间只有依靠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才能克服的那些外部矛盾的可能性。”显然，“一国胜利”问题和“最后胜利”问题所要解决的矛盾是不同的，这就是二者的根本区别。正确认识这一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二者的区别，其结果就会是：或者否定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而走上“取消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或者把“一国胜利”当成最终目的，从而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放弃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目标，放弃对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而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最后造成这个国家的孤立和瓦解的结果。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在空间上涉及更多的条件和国家，在时间上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因而不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不以社会主义最终胜利为前提条件，而是后者以前者为条件。斯大林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是在没有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的条件下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关系的恰当处理。斯大林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总问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没有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是否可能？二是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是否可以将胜利称作最后的胜利，需要哪些条件？斯大林的结论是，如果认定党能够领导人民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应当继续掌握政权，直至社会主义在俄国乃至全世界建成。反之，如果党不能领导人民建成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放弃政权成为在野党。二者必居其一。所以斯大林认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观点的托洛茨基是投降派：“只要把我们的反对派好好抖一抖，把他们的那些革命辞藻抖掉，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们骨子里充满着投降主义。”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全党接受了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会议认为用俄国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斯大林首先从一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际性质和对世界革命意义的角度，论证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指出：“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终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这里，斯大林强调，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该确立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而不能坐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无产阶级必须经过革命道路才能指望国际环境发生某些变化，推动世界革命的进程。第一，是否承认苏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直接关系到苏联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斯大林指出：“关于前途的问题，是关于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目标的我们党的最重要问题。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指望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进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土壤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地盲目地进行建设——这就是现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不对这个很明确的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就不能真正的工作和建设。”“列宁主义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他不认为建设是碰运气，是盲目的，他不认为建设是没有前途的，它对我们工作的前途问题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它说，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是否承认苏联能建成社会主义，直接关系到苏联能否在事实上建成社会主义。伟大的信念能产生伟大的事业。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建成，就能鼓舞党和人民的信心和斗志，调动和凝聚起巨大的力量，去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而“不能建成”论则否定前途，瓦解信心，最终葬送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景。为此，斯大林提出了几点理由：①“没有明确的前途，没有明确的目标，党就不能领导建设。我们不能按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方式来生活。相反地，我们既然是革命者，我们国家必须前进，我们的实际工作就要服从无产阶级建设的基本阶级目标。不这样，我们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意义地会陷入机会主义的泥潭。”②“没有我国建设的明确前途，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工人群众就不能自觉地参加这种建设，他们就不能自觉地领导农民。没有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心就不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明知不能建成，谁还愿意去建设呢？所以，没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就必不可免而且毫无疑义地会削弱无产阶级从事这种建设的意志。”③“削弱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就不能不引起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如果不是战胜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又是什么呢？工人阶级如果有颓废和失败情绪就不能不鼓起资本主义成分对旧制度复辟的希望。谁低估了我国建设的社会主义前途的决定意义，谁就是帮助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谁就是培植投降主义。”总之，苏联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这主要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生死攸关的政治原则问题。正如斯大林所说：“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国家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我们拥有像列宁所说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那么我们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这样的社会，来完全战胜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或者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革命的基地，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我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当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延缓的时候，就应当容许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占上风，容许苏维埃政权瓦解，容许党蜕化。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所以，不相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取消主义和蜕化。俄国能否单独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论辩的焦点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俄国是否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条件。对于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条件，辩论的双方都是没有疑义的。但具体到国际条件、国内条件的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见解便鸿沟分明甚至针锋相对了。针对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斯大林先破后立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第一，强调工农结合、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论证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内部条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论的一个焦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都承认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在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去克服这种矛盾的问题上，他们存在严重分歧，这一分歧的根本在于能否用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因而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既有利益的一致性，又有利益的矛盾性，两相比较，前者是主要的，它构成工农联盟的基础。斯大林认为：“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像现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定要发生的情形这样。” 这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只要无产阶级与农民利益具有一致性，农民也乐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再加上掌握经济命脉的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府就能克服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就能领导人民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至于工农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利用自身的力量加以克服的。斯大林还指出，俄国农民与西方农民有所不同，它们更倾向于与无产阶级合作。他说：“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向来珍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把他们获得自由归功于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的苏联农民，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 所以，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工农矛盾必然尖锐，农民必然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的论点是荒谬的。斯大林用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他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第二，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论证了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外部条件。托洛茨基派无视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把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别混为一谈，错误地认为垄断前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比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激烈，得出了“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论”的荒谬结论。斯大林在批判托派这一谬论时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依然存在，而且大大加强了它的作用。这就使苏联取得了“喘息”时机，使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联一国获得了建成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国际条件 。斯大林认为目前的这个“喘息”时期至少是以下四个基本事实为依据的：“第一，帝国主义者阵营内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减弱，这些矛盾使他们难以勾结起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日益增长。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还无力直接进行反对本国资本家的革命来支援苏联的无产者。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已经无力推动‘自己的’工人来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了，因为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正在增长而且不能不日益增长起来。而现在没有工人是不能进行战争的。第四，苏联无产阶级的强大有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苏联红军的组织力量。” 斯大林的这一冷静分析和判断，为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是正确的。此外，斯大林还驳斥了托洛茨基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有无西方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的观点。斯大林指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当然离不开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但对这种援助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因为西方无产阶级对俄国的支持可以有多种形式，除了西方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夺取政权这种“直接的国家援助”形式外，还有别的形式。例如，欧洲工人对俄国革命的同情，他们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计划的决心，就是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斯大林针对托洛茨基混淆建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的关系这一问题时指出：“谁也不否认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但这种依赖是双方面的，不只是我们的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依赖我们的经济，依赖我们的石油，我们的粮食，我们的木材以及我们广大的市场。”斯大林关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为苏联人民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信心、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没有这个理论做指导，就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 （1）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本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与当时苏联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纵观《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世界历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胜利”论到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再到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论，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和核心，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假如没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就会止步不前。因为，在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状态下，去探究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循环往复，就会沦为制造新的乌托邦。在这种情形下，全部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向前发展的实际方向，就将这样或那样地丧失革命性和实践性，就将遭到更多地修正和抛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地成为列宁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生长点。（2）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行动纲领和强大动力。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置身于当时的苏联来看一看：给予厚望的西方革命没有到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尝试即“战时共产主义”已经失败；“新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成就，但也造成了一批城市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者，造成了一批失业者和被雇佣者，使落后的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突出起来。新的难题很多，但此时革命导师列宁又已去世。总之，先天已不足，后天又失调；国际上有强敌环伺，国内党内矛盾重重；客观形势十分凶险，主观力量又有重大损失。在这样一种危局中，人民群众对未来充满着焦虑、困惑和迷茫，以往的革命热情渐渐代之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颓废情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犹如一柄炽炬，把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追求和创造新生活的内心希望重新点燃；犹如可以遥望的灯塔，牵拉着航行者的信念、光荣和梦想；犹如一把无形的擎天柱，激励着人民群众的意志胆略和壮美情怀，使断送苏联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而这一理论的内容，就是质朴而简明地建成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引导劳动人民在解放自己的道路上步步扎实前行的指南，就是苏联人民完全懂得的唯有发奋才能驱散阴云、扩充光明的宣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个革命口号，对于坚定苏联人民的革命信念，动员苏联人民的建设热情，号召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从物质上、道义上支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等方面，确实起过积极作用。（3）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面旗帜，统一了布尔什维克dang内的思想，为党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20年代中期，联共（布）dang内先后产生了几个反对派，党面临着组织上分裂和思想上瓦解的危险。在当时的情况下，党需要一面旗帜来维护党的组织统一和思想统一。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恰恰起到了旗帜的作用。它不仅批判和战胜了托洛茨基的“不断GM论”，而且批判和战胜了“新反对派”的投降主义，驳斥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各种不正确的观点，用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了全党，并确立了该思想在布尔什维克dang内的指导地位，解决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党组织的建设中，党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了极少数不肯改正错误的反对派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从而在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巩固了党的团结和实现了党的组织的统一。同时，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应有内容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应以不同的思想理论为依据和指导。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联共（布）dang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领导人民在苏联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当时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一国建成论”为理论依据。以这一理论为依据，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目标明确、方向正确。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沙皇俄国的经济不仅落后，而且还严重地依赖外国资本。因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此，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首先就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尽管列宁生前还未来得及实现国家工业化，但他所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使被战争极度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工业化准备了条件。斯大林实践了列宁的国家工业化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联共（布）内围绕如何选择工业化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问题展开了几场争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正是在这些争论和斗争中不断发展成熟的。第一次争论是在布哈林、斯大林等人与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间展开。1925年12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倾反对派在十四大上提出了“超工业化论”。托洛茨基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一切以工业为中心，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实行所谓的“工业专政”。他们把高速发展工业同战胜资本主义相联系，反复强调工业落后的危险性，要求坚决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保障工业化的高速度。关于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托洛茨基等人认为，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以保证整个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具体地说，国家财政投资大力支持工业；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对农民课以高额赋税。时任党zhongyang书记和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托洛茨基的有力支持者。他把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中期苏联经济中出现的商业危机视为工业固定资金不足，认为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增加工业固定资本来扩大生产。那么，如何获取这部分资金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他认为，在苏联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只有迅速实现工业化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且由于苏联相对弱小的工业承担不了积累资金的重担，在不可能通过掠夺殖民地的途径积累资金的情况下，苏联只有通过行政的手段从农民身上获得工业化的资金。当然，由于1928年左右的粮食收购危机和富农反抗苏维埃政权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同志不得不加快了集体化的进度，随着工业化的逐步铺开，农业也发挥了作为资金积累来源的主要作用，但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实践上，斯大林同志绝非托派一样使用“超工业化”手段。因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一方面也要来源于苏联国内工人阶级的奋斗，另一方面，根据某位同志的资料，1930年代，苏联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是石油矿产之类，而苏联的农产品出口量比沙俄时代下降了四分之三，1928年苏联的农业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但出口下降到了沙俄时代的40%。布哈林坚决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他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以外的经济——小生产不能实行剥夺，不能通过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办法来排挤农民经济，而应该通过合作社使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生产 。如果听任原始积累的骑士去同小生产打交道，就会损害工农联盟。布哈林认为，如果采取剥夺和“吞没”的方针，就会使农业衰败，农民收入降低。而农民的市场容量，是直接决定轻工业、部分地是决定冶金和其他工业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必须同农民经济中的积累问题相联系。如果农民需求缩减，就会出现销售危机，社会再生产过程就会缓慢，而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经济的“函数”。采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无异于“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 斯大林在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上赞同布哈林的看法。他认为，“左”倾反对派提出的掠夺积累工业化资金的做法将会“瓦解城乡结合，破坏工农联盟，从而摧毁真正工业化的任何可能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的来源是国有工业的利润、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和财政预算。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在这次争论中有了新的发展。斯大林十分强调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的作用，而且还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看成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唯一可行的道路。他写道：“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一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况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会走这条路。” 对苏联来说，要保证受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独立，不隶属于世界资本，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作工业化。斯大林清醒地看到了重工业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把重工业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他认为，“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因为只有重工业才能改造并振兴全部工业，运输业和农业” 。1925年5月，斯大林指出，“金属工业的发展是全部工业发展的基础，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他还将重工业尤其是机器制造业比喻为整个工业的“中枢神经”和“核心”，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杠杆”和“钥匙”。总之，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保证了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所需要的设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斯大林提出要高速度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他的一贯思想，它甚至可以说是斯大林经济建设思想的“灵魂”。斯大林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其他主张，都是由此引申出来的。 所谓“高速度”，首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速度更高的速度。“高速度”的提出，是与“赶超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是后者的实现手段。所以，“高速度”在数量上的底线，就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要快。 为什么要高速度的发展？斯大林认为最重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从外部环境看，高速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同资本主义开展经济竞赛的需要。斯大林指出苏联无产阶级是在经济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度取得政权的。在这里，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但经济技术十分落后，除少数大工业多少有点现代技术装备以外，其余的千百个工厂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技术装备。可是在苏联周围存在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都拥有先进得多的现代工业，而且还在不断向前发展。斯大林估计，苏联“比先进的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 。在这种条件下，要保证苏联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要使苏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灯塔，这就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苏联的工业，竭尽全力使苏联成为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国家。为此，必须有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斯大林提出“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 。苏联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好的。但这还不够。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还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国家。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高速发展重工业是巩固国防的需要。斯大林多次强调，为了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苏联一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他清楚地看到，由于优先发展轻工业的道路经常要经过上百年才能实现工业化，这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是完全不适合的，因此，苏联为了在异常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巩固的国防。他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可置疑的。” “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斯大林的这些论述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依赖的物资武器恰好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所发展起来的国防工业。

      一木感言：争论有时候产生离真理很近的结论，有时候适得其反。当争论的胜利者成为领袖，虽然整个社会显得有些独裁，但毕竟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当争论的胜利者悄然离逝，其理论不能成为人们的共识，悲剧也就随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