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向天下人表述自我反省、自我谴责，以求得百姓和上天谅解的诏书。从其本意来看，历代帝王均认为百姓与天具有同等判断力和执行力。罪己诏的起源比较早，论其起源 , 当从禹、汤开始。

        史载 : 大禹登上帝位后 , 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 , 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 左右问其故 , 禹曰 : 尧舜之时 , 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 , 而予为君 , 百姓各以其心为心 , 是以痛之”。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 , 深感内疚 , 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 , 于是自责。大禹是历史上第一个认为自己没有治理好天下的人，但其子孙没有将这种“罪己”精神发扬光大，其子启继承父亲帝位后不再“禅让”他人，理直气壮做起世袭制。到了夏桀当政，终究因为不得民心不顺天意而亡国。

        商灭夏后 , 汤布告天下 , 安抚民心 , 史称《汤诰》。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 曰 : “罪当朕躬 , 弗敢自赦 , 惟简在上帝之心 ,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 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此后 , 适逢商连年大旱 , 五谷不收 , 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 , 要用人为牺牲 , 向上帝祈祷求雨。于是 , 汤“剪发断爪” , 身为牺牲 , 祷于桑林 , “以六事自责” , 曰 :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 , 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 , 民大悦 , 雨亦大至。这里边有经不起科学推断的情节，也让“罪己”之举渐渐虚化：不是向百姓认错，而是向虚无的“天”认错。后来，颁布《罪己诏》逐渐变成一个固定“仪式”，当国家出现比较严重的天灾、政权受到严重威胁、帝王犯了重大失误等，一般都会发布罪己诏，一来乞求上天原谅，而来做做样子，赢一点民心。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见《左传——庄公十一年》）大意为：夏禹王、商汤王敢于向天下检讨自己的过错，其国家当然会兴盛；而夏桀王、商纣王只会把自己的过错诿罪于别人，其国家的灭亡是一定的。禹汤之后，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等，也曾颁布过《罪己诏》。在中国历史上，能颁发《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就有29位。

        《诗经》中的《周颂•小毖》就是周成王的罪己诗：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周成王的“认罪”，态度是诚恳的：“我必须深刻吸取教训，作为免除后患的信条；不再轻忽小草和细蜂，受毒被螫才知道烦恼；如今才相信小小鹪鹩，转眼便化为凶恶大鸟；国家多难已不堪重负，我又陷入苦涩的丛草！”不外乎就是小患不除，导致最终难以收场。千错万错，错在自己当初忽视细微隐患。身为帝王，身不由己。以天下为己任，责任重大。

        公元前627年，秦穆公发兵攻打郑国，他打算和安插在郑国的奸细里应外合，夺取郑国都城。大夫蹇叔以为秦国离郑国路途遥远，兴师动众长途跋涉，郑国肯定会作好迎战准备。秦穆公不听，派孟明视等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在部队出发时．痛哭流涕地警告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果然不出蹇叔所料，郑国得到了秦国袭郑的情报，逼走了秦国安插的奸细，作好了迎敌准备。秦军见袭郑不成，只得回师，但部队长途跋涉，十分疲惫。部队经过崤山时，仍然不作防备。他们以为秦国曾对晋国刚死不久的晋文公有恩，晋国不会攻打秦军。哪里知道，晋国早在崤山险蜂峡谷中埋伏了重兵。一个炎热的中午，秦军发现晋军小股部队，孟明十分恼怒，下令追击。追到山隘险要处．晋军突然不见踪影。孟明一见此地山高路窄，草深林密，情知不妙。这时鼓声震天，杀声四起，晋军伏兵蜂拥而上，大败秦军，生擒孟明视等三帅。秦军不察敌情，轻举妄动，“打草惊蛇”终于遭到惨败。当然，军事上有时也可故意“打草惊蛇”而诱敌暴露，从而取得战斗的胜利。尚书》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袭郑惨败后的反省。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中央政府失去了权威，藩镇割据的局面己经形成。各地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不把中央放在眼里。很多节度使的子弟在父亲或兄长死后，就策动手下将领拥戴自己继承父兄职位。这无异于剥夺了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权”，唐天子在心底里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局面。无奈中央实力不足，不得不姑息迁就。因此，各藩镇在唐中期以后，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唐德宗李适继位后，决心改变这种局面，重建中央权威。公元781年，恒州节度使李宝臣和青州节度使李正已去世。唐德宗拒绝了两节度使儿子继承职位的要求，结果导致河朔四镇（幽州、恒州、魏州、青州）联合起兵，宣布脱离中央。接着汝南节度使李希烈也趁机宣布独立，甚至自行称帝。唐德宗诏调全国兵马，先行讨伐妄自称帝的李希烈。

　　从理论上讲，唐德宗李适重树中央权威的做法无可厚非。无奈李适本人有雄心而无大略；诏军勤王，却又不肯出钱犒赏士兵，结果引发了“泾师之变”（从泾原地区调集的平叛部队途经长安，见皇帝不肯出钱犒赏，遂绝望生怨，怨恨生怒，怒而发生兵变）。兵变后，李适方才下令急运二十车金银财宝犒劳军队。可惜，迟到的恩典无法制止己起的兵变，泾原之师占领了长安。唐德宗李适不得不像他的曾祖父唐玄宗李隆基一样，仓惶出逃。国家再次陷入内乱之中。本想打击藩镇势力，重建中央权威，由于处置失当，结果求荣取辱，给天下带了更大的灾难。

　　在痛苦的现实面前，唐德宗接受了翰林学士陆贽的建议，颁布了《罪己大赦诏》。这篇由陆贽起草的《罪己诏》，选在兴元元年正月初一发布，“赦书日行五百里，布告遐迩，咸使闻知”。诏书历数了德宗自己的罪过，称：“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上累于祖宗，下负于黎庶”。除了“自我批评”外，诏书还赦免了很多叛乱将领，显示了天子的通情达理，宽厚仁慈；表示了陷国家于内乱的责任不在别人，“罪实在予”。这篇《罪己诏》情真意切，很有感召力。颁布后，“人心大悦”，“士卒皆感泣”。不少叛乱军队归顺了朝廷，内乱局面得以控制，国家得到了暂时的安定。谁说文字没有力量，唐德宗这篇代笔的《罪己诏》，就起到了挽救危局的作用。

　　尽管唐德宗不是一代明君，不得己颁布《罪己诏》换来的安定局面，也没有维持多久。在他的统治下，衰败的唐王朝不但没能实现“中兴”，反而更加衰败了。但《罪己诏》的作用，却不能因为唐德宗的无能而被抹杀。恰恰相反，它说明；在国家出现危难之际，如果统治者能以公开的方式，认真检讨自己的罪过及带来的危害，就能换来广大士卒黎庶的谅解和同情，就有可能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变覆舟之涛为载舟之水。明君以《罪己诏》为契机，可以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庸君亦可以用《罪己诏》换来短暂的安宁。尽管最后的结果不可预测。

汉武帝：汉武帝即位后穷兵黩武 , 又好神仙方士 , 大造宫室 , 挥霍无度 , 致使民力枯竭 , 寇盗并起 , 天下大乱。武帝晚年渐有所悔 , 征和年间 , 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 , 决定“弃轮台之地 , 而下哀痛之诏”。他“深陈既往之悔” , 不忍心再“扰劳天下” , 决心“禁苛暴 , 止擅赋 , 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 , 以明休息 , 思富养民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

唐德宗：唐代也有位皇帝在危难之时发过罪己诏 , 即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 , 就先后有号称“四王”、“二帝”的几个节度使举兵反叛。公元783年 , 长安失守 , 德宗仓皇逃亡 , 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次年春 , 他痛定思痛 , 改年号为“兴元” , 并颁《罪己大赦诏》 , “分命朝臣诸道宣谕”。诏书中历数了自己的罪过后 , 说 : “天谴于上而朕不悟 , 人怨于下而朕不知” , “上累于祖宗 , 下负于蒸庶 , 痛心 ?面 , 罪实在予”。此诏文字真挚动人 , 很有感召力 , 颁后 , “四方人心大悦” , “士卒皆感泣” , 民心军心为之大振 , 局势因而大变。不久 , 动乱即告平息。

宋徽宗：北宋末年 , 宋徽宗也发过罪己诏 ; 时在公元1125年11月 , 金兵进逼东京的紧要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 : “宜先下罪己诏 , 更革各种弊政 , 使人心悦 , 天意回”。诏书也罗列了自己的罪过 : “言路蔽塞 , 谄谀日闻 , 佞幸专权 , 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 , 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 , 侈靡成风。”“追思己过 , 悔之何及！”⑧随后 , 又传皇位给太子恒（钦宗） , 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于是 , 濒临灭亡的北宋又出现了一线转机。但好景不长 , 一年后 , 徽、钦二宗被金兵掳去 , 成为阶下囚。

清世祖：在古代皇帝中 , 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了。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 , 自然灾害很多 , “水旱累见 , 地震屡闻” , “冬雷春雪 , 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 , 上干天咎 , 所以 , 不断自我反省 , 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 , 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 , 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 , 条条都是原则问题。归纳起来 , 可分作七大方面 : 一是政治上“自亲政以来 , 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 , 因循悠忽 , 苟且目前。”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 , 诚悃未遂。”未尽孝道 , 反使圣母哀痛。三是对诸王贝勒“晋接既 ? , 恩惠 緮鲜 , 友爱之道未周。”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 , 用人“未能随材器使 , 以致每叹乏人” , “见贤而不能举 , 见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设立十三衙门 , 委用任使宦官 , “与明无异”。六是“国用浩繁 , 兵饷不足 , 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 , 未尝节省”。七是“朕性耽闲静 , 常图安逸” , “朕每自恃聪明 , 不能听言纳谏” , “既知有过 , 每日 ?责生悔 , 乃徒尚虚文 , 未能省改”。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14大罪状 , 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 , 在盖棺论定的“自我鉴定”中 , 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 , 实属亘古第一人。

　　第一个颁布罪己诏的帝王

　　罪己诏的雏形出现很早，可以追溯到夏朝的大禹和商朝的商汤，《左传》：“禹汤之罪己，其兴也勃焉。”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君王也不是神，勇于自我反省的也不在少数，口头承认自己的错误，反省德行和施政失误，就是罪己诏的最早雏形，严格意义上讲，它还算不上真正的“诏”。

　　汉文帝二年，出现了日食。日食在古代被视为重大灾异现象，太阳指代君王，所以，日食通常被认为是帝王德行有亏。刚刚即位一年的汉文帝，于是心情沉痛地颁布了一份诏书，承认自己德行不够，招致上天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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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适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之所不及，匄以启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职任，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

　　历史上第一份罪己诏诞生了!

　　汉文帝的这份罪己诏，几乎成了后世帝王的范本，甚至基本措辞方式都被沿用。首先承认个人失德，施政有误，导致天生灾异，百姓受苦，表达对祖上的忏悔、对臣僚的歉意和对百姓的悔过，最后公布新的改进方案，以求得生民与上天的原谅。

　　随着历史的演变，罪己诏从最初的帝王个人“检讨书”，演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甚至变成了一种统治工具。

　　罪己诏的三大功效

　　罪己诏的颁布一般在三种情形下使用，一是出现重大的灾异现象，二是政权遭遇重大危机，三是帝王施政出现重大失误。当然，后期为了某些特定目的，罪己诏变得有点畸形。

　　1.面对重大灾异，帝王的自我反省罪己诏

　　汉文帝的罪己诏就属于这种类型，也是罪己诏表现最活跃的形式。古人信天命，认为皇帝是替天牧民，当皇帝圣明时，就降祥瑞以示嘉奖，当皇帝出现失德情况，就会以天象示警。

　　所以，当出现流星、日食、地震、洪水、干旱、蝗灾等异常天象时，人们立刻会联想到皇帝是否有过。看起来皇帝也不好当，老百姓光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的日子。

　　2.政权出现重大危机时，帝王通常颁布罪己诏以安抚人心最典型的就是崇祯皇帝，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他一生五次颁布罪己诏，希望通过个人的垂范，打动臣僚，重振国民士气。然而，就像一个天天写检查书的调皮孩子，写多了，别人就拿这事当玩笑，无论崇祯皇帝多么诚恳，听的人都不会放在心里。

　　3.帝王出现重大施政失误时，用于自我检讨，宣布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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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最具代表性。汉武帝一生穷兵黩武，好大喜功，把祖上三代人积累起来的财物，全部耗在了对匈作战，和大兴土木上。其结果就是，到汉武帝末年，全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天下流民四起，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随着巫蛊之祸血的教训，汉武帝平生第一次对自己深刻反思检讨，这才意识到，如果不改变政策，西汉帝国必将重走亡秦老路。《轮台罪己诏》就是对施政方针的一次全面纠偏，也向天下宣布了今后的调整方向。

　　罪己诏向政治秀的演变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功效外，罪己诏还有众多的其它表现形式，可以简单概括为皇帝的“政治秀”，是皇权统治的辅助工具。

　　比如，避重就轻式的罪己诏。触及皇帝本质问题的事件不谈，在一些鸡毛蒜皮的，或者司空见怪的事件上做文章。最常见的就是说灾异事件，所谓灾异就是天文现象和自然灾害，中国幅员广阔，每年出现点特殊天象或灾害不可避免，这东西说多了就见怪不怪，拿这个说事，看着态度诚恳，其实没人当回事。

　　再比如，故意夸大说辞，以“卖惨”的方式，换取“圣明”的形象。比如李世民，曾经在贞观二年发布罪己诏，请求上天把灾难加在自己头上，换取百姓的年年丰收。这种过于夸大的表现方式，给人一种皇帝爱民如子的感觉，其实是一种政治作秀。

　　还有一种罪己诏，表达的是皇帝内心深处无法自拔的矛盾冲突。比如顺治皇帝，这位六岁登基，自幼母爱缺失的少年天子，是一位典型的叛逆皇帝，他一生都处于与母亲作对，与朝臣作对，与世俗作对，甚至与自己作对的痛苦中。在理智与叛逆交替的折磨中，一份份罪己诏，透露的是顺治帝个人内心的挣扎。

　　还有一种被人冒名的罪己诏，即别人冒充皇帝的名义，下发的罪己诏。一般情况下，是在皇帝驾崩后，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诏书，顺治皇帝和光绪皇帝就被人冒名过，在这二位皇帝驾崩后，顺治帝的生母孝庄，和光绪帝的“亲爸爸”慈禧，分别以二帝的名义，发布过措辞严厉的罪己诏。

　　历史上最狠的一份罪己诏出自于崇祯皇帝，当李自成攻破皇城后，崇祯留下最后一份罪己诏，宣布了对自己最严厉的处罚：死刑!

在古代，皇上乃是真龙天子，凌驾于万民之上。弄臣们总爱说：「您是皇上，当然做什么都是对的。」皇帝自己也说：「我是皇帝，我有什么不能干的。」即使心里知道错了，也要咬着牙不承认。可历史上也真有那么些位，敢大大方方承认的，有的甚至「上了瘾」，隔3、5年就得发个「文」认个错。

在我们大多数人有限的认知里和曾经学过的历史书中，皇帝认错的情况几乎没有见过，但这并不代表没有发生。不过确实皇帝通常是不会认错的，除非出现了大的变故：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这个时候皇帝就会颁布一道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的口谕或文书，名为「罪己诏」。

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他说：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到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

在一些古代典籍中还可以看到比较详细的，比如《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还有《吕氏春秋》中的「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商朝灭夏后，汤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所以，古人认为「罪己诏」的起源，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179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预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回绝了立储的建议，表明了求才之心。

文帝之后，最著名的罪己诏就是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了，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内容丰富、保存完整的罪己诏。汉武帝雄才大略，一生致力于开拓西域，使国力大损，后来又建明堂，垒高坛，挥霍无度，导致霍乱四起。晚年终于深深悔过，弃轮台之地，下诏罪己，并在诏书中改变了一贯的战争思想，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安定生产方面。

汉武帝《轮台罪己诏》。穷兵黩武 , 又好神仙方士 , 大造宫室 , 挥霍无度 , 致使民力枯竭 , 寇盗并起 , 天下大乱。武帝晚年渐有所悔 , 征和年间 , 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 , 决定“弃轮台之地 , 而下哀痛之诏”。他“深陈既往之悔” , 不忍心再“扰劳天下” , 决心“禁苛暴 , 止擅赋 , 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 , 以明休息 , 思富养民也

唐德宗公元783年 , 长安失守 , 德宗仓皇逃亡 , 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次年春 , 他痛定思痛 , 改年号为“兴元” , 并颁《罪己大赦诏》 , “分命朝臣诸道宣谕”。诏书中历数了自己的罪过后 , 说 : “天谴于上而朕不悟 , 人怨于下而朕不知” , “上累于祖宗 , 下负于蒸庶 , 痛心 ?面 , 罪实在予”。

宋徽宗公元1125年11月 , 金兵进逼东京的紧要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 : “宜先下罪己诏 , 更革各种弊政 , 使人心悦 , 天意回”。⑦诏书也罗列了自己的罪过 : “言路蔽塞 , 谄谀日闻 , 佞幸专权 , 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 , 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 , 侈靡成风。”“追思己过 , 悔之何及！”

清世祖顺治皇帝

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 , 条条都是原则问题。归纳起来 , 可分作七大方面 : 一是政治上“自亲政以来 , 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 , 因循悠忽 , 苟且目前。”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 , 诚悃未遂。”未尽孝道 , 反使圣母哀痛。三是对诸王贝勒“晋接既 ? , 恩惠 緮鲜 , 友爱之道未周。”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 , 用人“未能随材器使 , 以致每叹乏人” , “见贤而不能举 , 见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设立十三衙门 , 委用任使宦官 , “与明无异”。六是“国用浩繁 , 兵饷不足 , 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 , 未尝节省”。七是“朕性耽闲静 , 常图安逸” , “朕每自恃聪明 , 不能听言纳谏” , “既知有过 , 每日 ?责生悔 , 乃徒尚虚文 , 未能省改”

《诗经》中的《周颂•小毖》就是周成王的罪己诗 ; 《尚书》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袭郑惨败后的反省。

从汉朝开始，中国历史上一共有8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如果按所占比来算的话，清朝的比例是最高的，10个皇帝有8个下过罪己诏，不过光绪的罪己诏算是替别人「顶包」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在逃亡途中感到政局已经失控，迫于内外压力，决定跟八国联军谈判求和，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罪己诏。

下过罪己诏的89位皇帝中，有一位是与众不同的，他不属于任何一代王朝，却下了中国最后一道罪己诏，他就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袁世凯。1912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来又在各省「代表」拥立下接受帝位。为了推行帝制，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最终闹得众叛亲离，不得不下诏取消帝制。

历史上发不过罪己诏的皇帝为数不少，汉明帝、汉安帝、唐德宗、宋徽宗等，在中国2000多年王朝历史上，总共有八十八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始于汉文帝，最后终于清王朝。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汉代十五位、三国魏文帝、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清朝比例最高，先后有八个下过"罪己诏"，其中在历代所有皇帝中发布罪己次数最多的皇帝应该是清世祖顺治帝。

顺治治政时期 , 自然灾害很多 , “水旱累见 , 地震屡闻” , “冬雷春雪 , 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 , 上干天咎 , 所以 , 不断自我反省 , 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 , 以罪己诏的形式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 , 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政治上谕或文书。其目的是表达自责，自我检讨，程度不一。“自亲政以来 , 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 , 因循悠忽 , 苟且目前。”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 , 诚悃未遂。”未尽孝道 , 反使圣母哀痛。三是”对宗室诸王贝勒等满洲亲贵未能照应周全，是自己的罪过。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 , 用人“未能随材器使 , 以致每叹乏人” , “见贤而不能举 , 见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设立十三衙门 , 委用任使宦官 , “与明无异”。六是“国用浩繁 , 兵饷不足 , 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 , 未尝节省”。七是“朕性耽闲静 , 常图安逸” , “朕每自恃聪明 , 不能听言纳谏” , “既知有过 , 每日责生悔 , 乃徒尚虚文 , 未能省改”。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14大罪状 , 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 。加之前期发布的各项各种类，顺治帝无愧于中国历史上罪己诏数量第一者称呼。

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两汉有24位皇帝，其中有14位下过“罪己诏”；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下过“罪己诏”；再有吴国两位皇帝下过“罪己诏”、两晋七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南朝十四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北朝一位皇帝下过“罪己诏”、隋朝一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唐朝八位皇帝下过“罪己诏”、五代六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宋代七位皇帝下过“罪己诏”、辽代一位皇帝下过“罪己诏”、金代一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元朝四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明朝三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清朝八位皇帝下过“罪己诏”。如果按所占比例来算的话，清朝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6个下过“罪己诏”。

1.顺治帝。他临死前命人草成“遗诏”，对自己亲政十年，背离满洲旧制，“渐习汉俗”，表示忏悔，历数己“罪”多达十四条。无论这道诏书是否经过满洲顾命四大臣修改，却因顺治帝被奉为清入关后第一祖，而垂训后世。

2，康熙皇帝罪己诏：（康熙十八年因地震）

“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3，乾隆皇帝罪己诏太上皇的第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藏在交泰殿的“天子御宝”，全遭回禄之灾。八十七岁的老皇帝慌了，这才破例“下诏自省”。

4，嘉庆皇帝罪己诏嘉庆4年，洪亮吉案后，因天旱而第一次下罪己诏；

嘉庆8年，因御驾在宫门口遇刺一案，二次下罪己诏；

嘉庆18年，因 邪 教-天 理 教攻入宫禁事件后，正在返京途中的嘉庆帝当然吓得不轻，没等回宫就急忙再下“遇变罪己诏”，说是即位十八年来，一贯兢兢业业，从没做过“害民之虐事”

5，咸丰皇帝罪己诏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初八，咸丰皇帝因太平天国下罪己诏。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一路势如破竹，这引起了咸丰皇帝的极大恐慌，他一方面下罪己诏，稳定人心。

6，光绪皇帝罪己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下罪己诏。1900年，因为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逃。逃亡途中，慈禧太后决定与八国联军媾和。但这与之前借助义和团坚决排外的态度相比，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为了向国人做一个交代，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下发了一份罪己诏，内有一句臭名昭著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清朝从顺治帝入关之后大下罪己诏后，后代子孙纷纷效仿，已成了一种罪己文化，天下自己的爱民如子，忧劳社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