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苏轼）是中国宋代著名文学家、诗人、书法家和政治家，他与西湖之间有着深厚的情缘。

苏东坡曾两次任职于杭州地区，而西湖则是杭州的著名风景名胜区之一，以其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悠久的文化历史而闻名于世。苏东坡在他的诗词和文章中多次描绘了西湖的美景，并表达了对西湖的热爱和赞美。

苏轼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时，恰逢供给市民饮水的六井年久失修，不能供水了，苏轼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与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使百姓重饮六井水。

苏轼第二次刚到杭州，就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冬春水涝，之后又遇大旱。苏轼决定把用来修葺官舍的钱，先买米赈济饥，又反复上疏，奏请朝廷减轻本路赋税，免除积欠，加大常平仓米的购入，以备饥荒。由于苏轼的反复请求，朝廷决定拨本路上供米二十万石赈饥，宽减上供米三分之一，并赐度牒三百道以助赈饥。结果米价渐落，元佑5年春没有人饿死。但是，一些地方官吏无意恤民，专事献媚，看到元佑5年春没有死人，就立即报告朝廷，声称本年丰收，别无流民，要求收回度牒钱粮。苏轼反驳道：“去岁灾伤之甚，行路备知，便使今年秋谷大稔，犹恐未补疮痍；而况三夏之交，稻禾未了，未委(不知道)逐路提转(提刑转运官)如何见得今年秋熟，便申丰稔?” 五六月间，浙西数郡果然大雨不止，太湖泛滥，庄稼淹没，六七月份米价再次上涨，“灾伤之势，恐甚于去年”。因为去年之灾，如人初病；今年之灾，如病再发。即使病情差不多，但因元气早伤，便难支持。加之这年春夏之交，风调雨顺，家家典卖负债以事田作，想夺一个大丰收。现在淫雨风涛，把将熟的农作物摧折殆尽，“民之穷苦，实倍去岁”。即使这样，一些地方官仍忌讳言灾。秀州嘉兴县的官吏，因不受灾伤词状，以致踩死四十余人。苏轼却接连多次向朝廷报告灾情，要求宽减本路上供米，并高价收购常平米，以备来年出粜救饥。应苏轼之请，朝廷拨上贡米二十万石赈饥，置饭舍以待饥者；设药局，置病坊以治病者。元佑四五年的灾情，比熙宁八年的灾荒还要严重，但因苏轼救灾得力，使饥者得食，病者得医，米价未能暴涨，后果要轻得多，而赈灾费用也少得多。

元佑四五年灾荒之际，瘟疫流行，杭州是水陆交会的地方，疫疾死亡率比别处都高。苏轼派人作稀粥、药剂，救活了很多人。考虑到杭州重镇，苏轼捐了五十两黄金，加上公费，合起来办了一个病坊，叫做安乐坊，收纳贫困病人，为其治病。苏轼亲率医生分坊治病，得医而愈者千余人。在古代官方慈善医疗事业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苏轼元佑四年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时，西湖的沼泽化已经十分惊人了。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而西湖起着为百姓和农田提供水源的作用，“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直接影响着杭州的存亡。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后人称为苏公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后来演变成“三潭印月”。

杭州中贯运河，舟行市中。但长期以来，地方官贪图方便，引引潮水入河，海潮每至，泥沙淤积，漕河失利，舟行困难，不得不三年一淘，劳民伤财。苏轼亲自视察杭之水系后，带领人民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水皆深八尺以上，是几十年来浚河从未达到的深度。又根据精通水利的苏坚的建议，在两河间筑堤闸，控制河水与潮水。自后潮不入市，河道不淤，舟楫常行。

苏东坡发现，上次修好的六井和沈公井再度废堙，杭州人饮水非常不便，一斛水甚至卖到八钱。苏轼决心彻底永久解决百姓用水问题，亲谒茅庐拜求前次参与治井现已年过七十的老僧。苏轼采纳了老僧的建议，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以瓦筒把六井水直接引至千家万户，并扩大了供水范围。从此，“西湖井水，殆遍全城”。

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因“讥讪先朝”的罪名被贬到岭南，以宁远军节度副使一职安置惠州，不得签署公事。刚到惠州的时候，当地群众的淳朴热情，让苏东坡暂时忘了被贬谪的苦闷，心中多了不少温暖。

当“惠州之命”下达后，东坡也曾有过避世消极的心态，经过赣州，写下“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但当船经清远时，一位顾姓秀才向东坡描绘了惠州的人文和景物之美，东坡欣然写道“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来到惠州后，当地人对其比较热情，让他没有一点异乡人隔阂的感觉。苏东坡在《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中写下“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惠州西湖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是一座以湖泊为主体的风景名胜区。惠州西湖原名“丰湖”。绍圣二年（1095年）九月，东坡先生在诗作《赠昙秀》，第一次将“丰湖”称为“西湖”。惠州西湖因此得名。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吏部郎中的博罗人张萱在《惠州西湖歌》中写道：“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

而惠州的其它景点，即使不是东坡先生遗迹，也或多或少与他有关系。例如“留丹点翠”中留丹亭的木刻对联“殿阁生微凉，呼吸湖光饮山绿；天地有正气，留取丹心照汗青”中的 “玉塔微澜”便取自东坡先生的“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飞鹅览胜”里飞鹅公园里巨型“鹅”字，也是根据苏东坡墨迹雕刻而成；汤泉有苏东坡写的“汤泉吐焰镜光开，白水飞虹带雨来”“永辞角上两弯触，一洗心中九云梦”；九龙潭瀑布右边的石壁上，有他的诗句“一洗心中九云梦”和另一幅“出山不浊”的题刻……。

绍圣四年 (1097年) ，六十二岁的东坡先生在惠州刚刚修好房子，却责授琼州别驾，再度被贬至更远的昌化军（今海南岛）安置，自此离开了生活了2年多的惠州。

苏东坡与惠州西湖之间的故事，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位伟大的文化名人。他的才华和热爱，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遗产，也激励着我们在自然中寻找灵感和美好。惠州西湖成为了他创作和生活的重要场所，也见证了他对艺术和人生的追求。让我们一同缅怀苏东坡，感受他与惠州西湖之间的情缘，领略他对于自然之美的颂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西湖的山水、湖光、柳岸和楼阁等景观。他以豪放洒脱的笔墨，表达了对自然的赞美和对生活的热爱。他的作品中融入了对西湖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思考，展现了他对大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独特感悟。

在中国，以“西湖”为名的地方不下二十个，一生中能与多个“西湖”结下深缘的，恐怕自古至今只有苏轼。江西九江八里湖，也称“中西湖”。

苏轼一生中曾四次到过九江：第一次，在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苏轼护送父亲苏洵的灵柩，从开封取水道回故乡四川眉山，路过九江；第二次，在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奉命从贬谪地黄州移往汝州，途中送长子苏迈前往德兴任职，又顺道前往高安看望弟弟苏辙，路过九江；第三次，在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岭南，路过九江；第四次，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自儋州北归，路过九江。四次路过九江之行中，第一次因为服孝，不适合游玩，而第四次因为已经年高体弱，都没有做过多停留，因而没有留下诗文。第二次是在结束流放生涯后来到九江，心情舒畅，故而能够饱览山川秀色，写下大量诗文。第三次则因再度被贬岭南，途经九江，留下的诗文与前次自然不同。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接朝廷诏令，移汝州。苏轼自湖北黄州到九江，经湖口入鄱湖登庐山。在湖口，苏轼写下著名的《石钟山记》，文中对石钟山的夜景作了生动形象、真切传神的描写，使人如临其境。苏轼的庐山诗，集中写作在这次庐山之行。据《东坡志林》记载，苏东坡初到庐山，因为“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但在游历中，他所到之处，常有僧人与民众惊呼“苏子瞻来了”，苏轼自己也大感意外，不觉诗意难捺，写下一绝：

　　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这一发，就不可收拾，据史料记载，这一次游庐山，苏轼共写下十二首诗文，其中有：

　　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

　　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

　　自昔怀清赏，神游杳蔼间。

　　如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

　　在庐山游历过程中，苏轼收到朋友寄来的《庐山记》一书，边走边看，书中记载了唐代诗人李白和徐凝的庐山瀑布诗，徐凝的《庐山瀑布》云：

　　虚空落泉千仞直，雷奔入江不暂息。

　　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

　　徐凝，唐代诗人，浙江桐庐人，与白居易、元稹同时而稍晚，元和间有诗名。明人杨基称“李白雄豪妙绝诗，同与徐凝传不朽”。但苏轼对李白的诗倍加推崇，而对徐凝的诗非常不屑，于是写了一首《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诗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涉浅易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绝》云：

　　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

　　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公允地说，徐凝的这首瀑布诗无论在意境的营造上，还是气度的表现上，当然不及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但是否如苏轼所讥讽的是一首粗鄙的“恶诗”，则见仁见智了。

　　苏轼这一次在庐山一共逗留了十多天，他认为景色最好的要算三峡桥（今观音桥）和漱玉亭了，写下《栖贤三峡桥》《开先漱玉亭》两首诗。离开庐山前，苏轼为陪同他游历的住持总老写下著名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注意，在苏轼自己的记载中，诗的第二句与现在流传的略有不同，当是后人有所改动。

　　苏轼第三次到九江，则是十年后的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岭南，因年老体衰，请求朝廷允许他乘官船由赣江水路南下，所以再次从湖口入鄱阳湖。在湖口，他遇到一个叫李正臣的人，收藏有一方九峰奇石，苏轼非常喜爱，想买下来，但因为在南迁途中，时间仓促，没有如愿，为此他写下一首《壶中九华诗》，借物抒情：

　　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

　　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

　　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

　　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

　　苏轼从河北出发南下途中，不断接到追贬官职的诏令，船行到南康军（今庐山市）时，贬谪他的第四道诏书又来到，他的官阶再度贬低，已没有资格乘坐官船。运输官听到这条命令，派一队兵来要将船收回。官兵来到时正是半夜，苏轼与军官商妥，允许他在船上住到次日中午。如果他运气好的话，那时他能到南昌，就安全无事，如果遇到逆风，他和全家以及行李就只好被抛下船来。他去龙王庙去祷告，祈求一路顺风。凑巧的是，祷告完毕，一阵强风吹来，船帆涨满，行驶极快，不到早饭时间，船就到达南昌。

　　正是在南康，苏轼写下在九江的最后一首诗《南康望湖亭》：

　　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此时的苏轼，一再遭受打击迫害，报国济世之心未改，却苦恨匡时之术不被采纳，又忧伤投老难归万里外的四川老家。诗中深沉悲凉之情与萧疏阔远之景交相融合，全诗苍凉激楚、气韵沉雄。

　　苏轼一生游历丰富，才气纵横，庐山、鄱阳湖的秀美景色激发了诗人泉涌般的才情，同时，他的诗文又反过来为九江山水增添了厚重的人文内涵，成为九江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苏东坡还曾在西湖周边的山水之间修建了别墅，名为“东坡馆”。他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时光，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文章。东坡馆成为了他与西湖紧密相连的象征，也成为了人们追忆苏东坡的重要地方。

苏轼与西湖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文化与自然的交融，更是他心灵与艺术的寄托。他通过描绘西湖的美丽景色，表达了他对自然、人生和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西湖也因苏东坡的赞美而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连。苏轼号“东坡居士”，其生命轨迹却多次与带“西”的地方相交接。武昌西山，这座不高不大的山，历史上曾携来百代千载无数大德名流同游，多么有魅力！正因为武昌西山如此胜绝，才引来苏东坡时常扁舟前往，乐此不疲，流连于武昌西山峰峦松泉间，便意适忘返。告别武昌多年，还时时铭记“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

春江渌涨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

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

西山一上十五里，风驾两腋飞崔嵬。

同游困卧九曲岭，褰衣独到吴王台。

中原北望在何许，但见落日低黄埃。

归来解剑亭前路，苍崖半入云涛堆。

浪翁醉处今尚在，石臼杯饮无樽罍。

尔来古意谁复嗣，公有妙语留山隈。

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烧苍苔。

当时相望不可见，玉堂正对金銮开。

岂知白首同夜直，卧看椽烛高花摧。

江边晓梦忽惊断，铜环玉锁鸣春雷。

山人帐空猿鹤怨，江湖水生鸿雁来。

请公作诗寄父老，往和万壑松风哀。

这首《武昌西山》有一段序文：“嘉祐中，翰林学士丞旨邓公圣求为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轼谪居黄冈，与武昌相望，亦常往来溪山间。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试馆职，与圣求会宿玉堂，偶话旧事。圣求尝作《元次山洼尊铭》刻之岩石，因为此诗，请圣求同赋，当以遗邑人，使刻之铭侧。”

　　明嘉靖初年，武昌西山曾立起一座“三贤亭”，在历史上游历武昌西山的众多大德名流中，推出对此山影响最突出的三位前贤：晋·陶侃、唐·元结、宋·苏轼。

　　苏东坡来到武昌西山后，也对这两位前贤在鄂州武昌和寒溪西山留下的逸事情有独钟。作为“三贤”中的后来者，不论是其人生功业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在武昌西山留下的影响，苏东坡都因善于从前贤身上汲取丰富营养而后来居上。

　　据《记樊山》记载，15年前苏轼落帆歇脚时，就对陶公鞠躬尽瘁，死于樊口表达“凄然”之意。深入探究陶侃镇守武昌的所作所为给予苏东坡的影响，可以说是明暗交织、耐人寻味。

　　陶侃先于晋永嘉五年任武昌太守。后于东晋咸和五年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被封长沙郡公，镇守武昌，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辉煌、也是最后的五年，期间留下非常多的佳话。游武昌西山后，苏东坡对陶侃“武昌官柳”“禹寸陶分”两件逸事印象最深。

　　“武昌官柳”又称陶公柳和侃柳。《武昌县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陶侃为武昌太守，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见后，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官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此事过后，“武昌官柳”之名逐渐传开，不仅带来古鄂州沿袭至今的在水旁、路边植柳习惯，历代文人墨客还不断赋予其丰富内涵。

　　“空有孙郎石，无复陶公柳”。苏轼首游武昌西山便写入《游武昌寒溪西山寺》里的这两句诗，一边呼应了孙权试剑石、比剑石，一边点出了东晋大将军陶侃的“武昌官柳”故事。告别武昌几年后，他还在著名的《武昌西山并叙》里，开篇就发出“春江渌涨葡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的感叹。这两段诗，既包括苏公对陶侃在武昌治军纪律严明的褒奖，也包括他对陶侃为官一地、造福一方的仰慕。可见，刚到黄州的苏轼，虽然是“不得签书公文”的被贬戴罪之人，但也会从前贤陶侃“武昌官柳”故事中，汲取积极向上的力量。

　　“禹寸陶分”成语中的“禹”指大禹，“陶”指的是陶侃。晋咸和年间干戈稍息，其手下将领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就纵酒聚赌。陶侃发现后，命人将酒器赌具掷入江中，并训诫：“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这跟《淮南子》所载大禹之语“大圣大责尺璧，而重寸之阴”如出一辙。后来，清代文人郑板桥化古人之名言，为苏州网师园濯缨水阁写联：“曾三颜四，禹寸陶分。”这副对联以最精练的语句，透出极为深邃的道理，激励人们珍惜时光、积极进取。

　　陶侃的惜时重分、只争朝夕、居安思危，对此时正陷于贬谪戴罪之困的苏东坡来说，肯定会产生积极的激励作用。苏东坡仕途最后一站的“定州整军”，就有受陶侃“武昌整军”的明显影响。

　　剖析陶侃镇守武昌逸事对于苏东坡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影响，其突出的一点，就是陶渊明曾祖父的身份。因苏东坡一生非常追慕晋代归隐田园诗人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正好跟苏东坡的“震霆凛霜我不迁”的正直秉性合拍。苏公贬谪戴罪黄州的闲人、散人、“幽人”身份，又跟陶渊明辞官归隐生活相似。在鄂州武昌了解陶渊明曾祖父陶侃的逸事佳话，自然更拉近了跟陶侃这位曾孙的情感。所以从黄州开始，一直到惠州、儋州，苏东坡以步韵、次韵、从韵等方式，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将喜怒哀乐、甜酸苦辣尽情宣泄，便忘却了贬谪戴罪、苦闷困顿之身，还可防好事小人“惦记”。这不仅极大丰富了苏东坡的创作空间，还开创了中国诗坛独树一帜的诗体。因此，史学界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和陶诗”自苏轼始。

一个东坡，眉山起步，辗转南北，河南陕县掩忠骨；几处西湖，源头各异，无论高低，均与子瞻有宿缘。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留下遗嘱：“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这是苏轼弥留之际给弟弟苏辙的遗言。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今苏坟寺村)安葬。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苏辙卒于颍昌，其子将之与苏轼葬于一处，称“二苏坟”。苏洵本葬于眉山故里，元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冬，郏城县尹杨允到苏坟拜谒，谓“两公之学实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眉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陟降左右。”遂置苏洵衣冠冢于两公冢右。这样，原来的二苏坟就成了三苏坟。有意思的是，它位于河南郏县城西27公里处的小峨嵋山东麓，茨芭镇苏坟村东南隅，背靠莲花山，面对汝水，山川秀丽，风景宜人，至今有近900年的历史，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景仰，留有许多珍贵的诗文碑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