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多省响应，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孙中山先生回国，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成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上世纪影响中国和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可歌可泣，值得记忆。

      孙中山之所以被尊为“国父”，是因为他开创了新纪元。他秉承“天下为公”传统，以中华之恢复为旗帜，绘制宏伟建国蓝图，为泱泱大国之崛起指明奋斗方向。先生职业是医生，事业是革命，伟业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统治之根基。

     至于袁世凯夺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那其实是权宜之计。孙有想法，没有办法。袁世凯的办法。第一步是劝退清帝。1月16日，袁世凯与内阁大臣联衔向朝廷上了一个密折，分析当前形势，建议朝廷尽快召开皇族会议，讨论究竟是否能够接受南方革命党人提出的共和方案，向清政府提出：如果不能接受，那么应该怎么办？在这份密折中，袁世凯详细回顾了南北议和的全过程，强调现在是海军尽叛，军饷无着，强邻虎视辽东，库伦不稳，人心涣散，继续僵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为朝廷计，为皇太后和皇上计，袁世凯态度明确，建议接受南方革命党人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这样不仅能保证皇室的尊严和体面，也为大清国历来宣扬的爱民如子树立一个典范，提供一个证据。袁世凯又说：我朝继承历代帝系，师法孔孟，以为百王之则，是民重君轻，圣贤业垂法守。根据现在与南方革命党人谈妥的条件，革命党人表示他们会尊重历史，尊重皇室，尊重大清国的过去。现在南北战争已经僵持数月，东西友邦均因战祸而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列强现在还乐于调停者，是因为他们看到南北纷争说到底只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变和改善，所以他们还能坚守中立不介入不干预。但是如果这种僵局不被打破而持续下去，谁也没有办法保证列强不出手，因为他们毕竟在这里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到那时，列强和南方革命党人都会将朝廷视为乱源，视为罪恶之首。感情既恶，谁又能保证朝廷未来还会享有什么样的优待条件，谁又有办法去约束去规范南方革命党人的行动呢？袁世凯继续不露声色地警告道：读法兰西革命史，假如法王路易十六能够早点顺应舆情，接受妥协之策，何至于让其子孙后代一起受戮。现在南方革命党人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袁世凯给隆裕皇太后戴上了一顶高帽，就看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如何回应了。隆裕皇太后听了之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据说只能默默垂泪，不知如何是好。不过，皇太后答应按照袁世凯的建议尽早召开御前会议以决定大清国的未来和命运，她同时也请求袁世凯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撂挑子，不能放下他们孤儿寡母不管。隆裕皇太后把他们母子的未来和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她相信只要袁世凯想办法，一定能让他们母子保有体面、保有尊严。

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于1月17日召开宗室王公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同意南方的共和，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早已被南方革命党人深刻影响的庆亲王奕劻和贝勒溥伦在会议上主张朝廷主动退位，颁布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一定会为朝廷为皇室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的利益。此后几天的会议虽然争论得很激烈，但都拿不出实在的办法。1月23日，署湖广总督段祺瑞致内阁军咨府陆军部电，报告前线军心不稳，请求朝廷就战和问题、君主还是民主问题尽快做出决策。1月24日，清政府发布一个通告，告诫全国军民不要轻信浮言，更不能转相煽惑，以维持秩序。但全国秩序的混乱，京城的恐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更严重的是，革命党人彭家珍竟然于1月25日堂而皇之潜至良弼寓所，以锄奸的名义将这个顽固的宗社党头目炸成重伤，致其两天后死亡。彭家珍自杀性攻击引起京城的一片混乱，宗社党的主要骨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寒而栗，纷纷作鸟兽散。至于那些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更是闻风丧胆，纷纷出京，潜赴青岛、天津、大连等地。朝廷里留下的忠臣、重臣越来越少。清王朝至此已经毫无办法了，但让朝廷主动考虑怎样结束朝政，怎样停止政治运行，也确实是大难题，因为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所以不管朝廷如何恐慌，其实都在等待着偶然的突发的致命一击。1月26日，大清国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率清军将领姜桂题、张勋、何宗莲、段芝贵、倪嗣冲、王占元、曹锟等四十六人联名致电内阁代奏，痛陈利害，恳请朝廷立定共和政体，以巩皇位而奠大局，明降谕旨，宣誓中外。这致命一击对于清政府来说虽然太过沉重，但实际上还真的让清政府解了套，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皇室的尊严体面和这些北洋将领所说的“巩皇位而奠大局”。2月12日，隆裕皇太后忍痛连发三道诏书：一为清帝退位诏，二为公布优待条例诏，三是劝谕臣民诏。在这些文件中，皇太后表示现在全国人民多倾向于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因为朝廷不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所以根据国内外大势判断，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袁世凯从清政府手里获得了法律上的授权，大清国的主权、领土，都因这个授权转至袁世凯全权组织的临时政府手里。稍后，孙中山如约结束南京临时政府。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根据孙中山的提议，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从帝制到共和，从南京到北京，中国在这几个月跨过数千年，成为引领亚洲的先进国家。

     1915年春，袁世凯在英、日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改行帝制。8月由总统府美国顾问出面发表文章宣称共和宪政不符合中国国情，鼓吹君主制。之后由袁世凯的党羽作请愿团要求改变国体，10月组成袁记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 ，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

      为推翻新的“洪宪帝制”，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实行总统独裁制，大权独揽。1915年8月，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F.J.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杨度在袁的示意下串联了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和严复，联合发起成立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但袁世凯故作姿态，表示改行帝制“不合时宜”。于是梁士诒等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制造“民意”，并与筹安会争功。1915年10月6日，参政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代表一律“赞成”君主立宪，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大会总代表，上书推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接受帝位后，准备于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袁世凯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放弃洪宪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但仍然想当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次年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同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世界上首个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华大地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一生奔走革命，真正做到鞠躬尽瘁。他的遗嘱这样写：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在病危之中，仍念念不忘拯救中国、拯救民众。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割据混战四分五裂状态，段祺瑞坚持召开“善后会议”，实行军阀间的重新分赃，使中国继续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局面。孙中山则极力谋求和平统一主张召开有各界民众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决定国家的统一和建设大计，并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摆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束缚，从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孙中山在遗嘱中谆谆以此为嘱，把希望寄托于“唤起民众”，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悯民之心。

他的《家事遗嘱》写道：“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衣物书籍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成长，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先生晚年得到苏联的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给他很大的鼓舞，他亲自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强调“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孙中山临终前夕，再次把希望寄托于苏联，特地口授了《致苏联遗书》。这份遗书的中文译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也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时至今日，国民党声威不再，苏联解体已经31年，许多感慨化作阵阵秋雨。

如果孙先生健在，也许会失望，也许仍怀揣期望。能做成事者，知进知退，不可肆意妄为。若是妄为，恐怕大众不认可。袁世凯如此，蒋介石如此，李登辉何尝不是如此？
辛亥两轮回，是否有人再续“天下为公”之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