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公”与“民”不是“公民”，而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理解这样的说法不难，只需在其后加一个“的”，再在“的”字后面加一个名词即可。譬如：公的房，民的房。还要补充说明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公”不是性别，也不是对人的称谓，而是“集体”、“公共”的意思。

早在周朝时代，聪明而有远见的统治者就十分巧妙地处理了“公”与“民”这两个对立起来的关系，但后来的统治者，几乎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

说周朝的统治者聪明，也不是绝对的。其聪明之处在于能够处理好“公”与“民”的权属问题。比如“井田制”就是一个代表：中间的田属国家所有，所收粮食要如数上交；周边的田数百姓所有，所收粮食不用上交，但耕种周边田地的百姓有义务耕种中间的“公田”。这样的分配制度和管理制度看起来非常原始，但在当时条件下，已经是处理“公”与“民”关系的完美决策了。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母。失去了土地，生活怎么能够有保障？这问题在周朝后期和整个封建时代一直困扰着相互对立的利益双边——地主和农民，并且没有一个封建地主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历史以来，朝代更替的原因都是这几句话：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增多，财富过分集中，民不聊生。这也是封建王朝统治时间比商周王朝要短得多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封建地主少一点贪婪，多一点公心，恐怕老百姓没这么着急要推翻他们。

社会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公到私，再由私到公。也就说原始社会是公有制，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实现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是公有制。我不知道有没有循环之说，也就是“公私公私……”或者“私公私公……”地循环下去。其实，在原始社会也是有私有现象的，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有公有现象的。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剥削阶级努力为自己占有公共资源寻找借口，并以此镇压百姓、愚弄百姓。这么说来，是不是原始社会的人就相当聪明了？或者说周朝的统治者都有点傻？认识归认识，我们回到“公”与“私”的本源上看问题，那就是公众人物要有一定的“公心”。公众人物“公心”含量的多少，直接决定非公众人物的幸福程度。这一点该不难理解吧。打个比方：你刚刚睡下，有人叫醒你，提醒你必须把你身子压着的床单捐出来给“老爷（地位比你高的人。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姑且这么说）”，你的平静生活无端被扰，自然就不幸福。如果你正愁没有饭吃，立即有人热情地邀请你下馆子，并且由公家买单，你说你幸福不幸福？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提到的那个老农，睡觉都担心他的蛇跑掉了无法向官府交差，做的自然是一件苦差事，能幸福到哪里去？所以说私心重的人占据社会主角，大众必定吃他的亏；公心多的人占据社会主角，大众就少受折磨。这个言论不算无限接近真理，但至少从物质层面上讲，是这个道理。孟子曾经论述过“恒产”与“恒心”的辩证关系，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乃至至今，统治者依然以剥夺百姓产权为能事。孟子的观点固然片面，但剥夺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或者干脆把公共资源据为己有，那是大错特错！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像你这样讲，不外乎就是公和私分明，何不这样啰嗦？是的。公私分明是一种现象，假公济私同样是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公”与“私”要真正“分明”起来，“民”的分量和比重都要增加，这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容易。任何朝代，都要保持一些物资的公有属性。就算私有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也不可能把空气和阳光都瓜分了。见什么管用就出台一项政策说那东西只允许某些人动用，那样必然引起行贿受贿和滥用职权。如果约定俗成，老老小小有记忆以来就知道这东西属于大家，那东西属于自家；这东西属于别人，那东西属于自己，那么社会就稳定，一稳就要稳若干年。如果这东西从前是大家的，现在属于某某人所有，过一段时间又规定这东西另有他人掌握支配权；有人看见人家手中有值钱之物，想方设法“套路”过来；有人把目光瞄准别人的未来，把人家今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奋斗成果据为己有。如此将他人当成自己牟利的工具，要想稳定下来是很难的，就算动用重器维稳，终将无济于事。

培养“公心”必须控制私欲。公众物资或者公共资源越多越好，越完善越好，自己所得适可而止。原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村党支部书记吴仁宝说过：房子再大，每天晚上你只能睡一张床；粮食再多，每顿饭你也就吃两三碗。在他在任期间，华西村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积累集体财富，创造了“天下第一村”的奇迹。与此相对立的地方很多，村民生活基本靠低保，垃圾遍地没人扫；富的人家贴了瓷砖贴金砖，穷的人家过冬还靠破棉袄；基础设施建好又遭破坏，公益事业变成某些人赚钱的渠道。这样明目张胆瓜分公众利益，私心膨胀到极点，公心消失殆尽！

有人将私心与“民心”混为一谈，说什么“老百姓都是自私的”，这是在培养私欲，抵制“公心”。“公”与“私”根本对立，“公”与“民”则和谐统一。在西周时期，“公”被理解为“天下”，而“天下”又被“天子”所代表、所管辖和拥有，“公家”即“王家”，归根结底还是“家天下”。只是被曲解了的。西周高层统治者认为，所有财物必须有一部分属于公有，闲时积累，急时能够调用，让老百姓不至于“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有一部分区域属于公有，天子可以狩猎，百姓也能狩猎，不至于出现“此山是我栽，此道是我开，欲从此道过，留下买路钱”的现象。有人会在此处发问：如此一说，“公”不就是“民”，“民”不就是“公”吗？其实“公”与“民”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属于“民”的东西，“民”可以消费，消耗殆尽也不为其过。属于“公”的东西，万万不可让其消耗殆尽。曾经一段时间，“民”瓜分“公”十分猖獗，以至于后来很难理顺关系，很难整顿秩序。“民”之所属，可以为全民所有，也可以具体到个人名下；“公”之所属，不能分配到个人，不仅属于现在的人，还属于未来的人乃至别的生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唯当世论和唯人论都是狭隘的、片面的。

“公心”为“民”，“民心”不一定为“公”；“公心”为民而不“唯民”，需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和世界发展的广度看问题，此乃“公”之大智慧，也许当今有人反对，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明白的人恐怕是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