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都说“盛世佛教，乱世道教”，“治世儒生”。儒生即是读书人，读书人心中有天下。经世致用是读书人的理想，万一不能实现这个理想，他们也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往今来，儒生之集大成者，非曾国藩莫属。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充分吸取了前人血淋淋的教训。

春秋时期的孔子，战国时期的李斯，西汉的贾谊，魏晋时期中的诸葛亮，皆为儒生的代表。他们在有生之年尽力尽心，将世人褒贬置之度外，是读书人中有骨气有作为的人。

后人多以“梁山军师——无（吴）用”的歇后语调侃《水浒》中的吴用先生，对其过度贬低，也有人说其道号为“加亮先生”，是比前人诸葛亮还要加一等的“高人”。如此拔高吴用，恐怕另有原因。

“吴用”与“无用”谐音，尽管吴用并非无用，谐音之余未免有“斜义”的联想。吴用之“用”体现在哪里？我们结合《水浒》谈谈。

吴用其实无“用武之地”。在许多人眼里，梁山上排名第三的“吴用”人如其名，就是“没用”的意思。吴用来自社会底层，一介书生。上梁山之前做过教书先生，在别人眼里“像个秀才”，其实衣食无着，时常要到晁盖庄上混吃喝。晁盖从一开始也并不看好吴用，起码没有他和宋江、朱仝等官吏交厚。吴用内心里也看不起晁盖，而是以年长尊之。按年龄排名来看，吴用在“七星”中恐怕也老大不小了。多年的科场失意、生活无助，乾坤之间，哪儿有他的用武之地？

在我们熟悉的吴用的故事里，吴用的作用其实不小。

《水浒》中有这样的描述：

众人道：“今日此一会，应非偶然，须请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盖道：“量小子是个穷主人，怎敢占上！”吴用道：“保正哥哥年长，依着小生，且请坐了。”晁盖只得坐了第一位，吴用坐了第二位，公孙胜坐了第三位，刘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却才聚义饮酒，重整杯盘，再备酒肴，众人饮酌。吴用道：“保正梦见北斗七星坠在屋脊上，今日我等七人聚义举事，岂不应天垂象!此一套富贵，唾手而取。前日所说央刘兄去探听路程从那里来，今日天晚，来早便请登程。”公孙胜道：“这一事不须去了。贫道已打听，知他来的路数了，只是黄泥冈大路上来。”晁盖道：“黄泥冈东十里路，地名安乐村，有一个闲汉，叫做白日鼠白胜，也曾来投奔我，我曾赍助他盘缠。”吴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应在这人？自有用他处。”刘唐道：“此处黄泥冈较远，何处可以容身？”吴用道：“只这个白胜家便是我们安身处，亦还要用了白胜。”晁盖道：“吴先生，我等还是软取，却是硬取？”吴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来的光景，力则力取，智则智取。我有一条计策，不知中你们意否?如此,如此……”

晁盖听了大喜，蹀着脚道：“好妙计!不枉了称你做智多星!果然赛过诸葛亮!好计策！”吴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只可你知我知。”晁盖便道：“阮家三兄且请回归，至期来小庄聚会；吴先生依旧自去教学；公孙先生并刘唐，只在敝庄权住。”当日饮酒至晚，各自去客房里歇息。　

次日五更起来，安排早饭吃了，晁盖取出三十两花银，送与阮家三兄弟道：“权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里肯受。吴用道：“朋友之意，不可相阻。”三阮方才受了银两。一齐送出庄外来，吴用附耳低言道：“这般这般，至期不可有误。”三阮相别了，自回石碣村去。晁盖留住公孙胜、刘唐在庄上，吴学究常来议事。

从七星聚义到智取生辰纲，吴用在晁盖集团中是一个谋士。“应天垂象”的建议，不是人人都能够提得出的。如何夺取生辰纲，“软取还是硬取”，晁天王还得听吴用的。吴用早已经谋划好，小说以“如此，如此……”概略介绍之处，便是我用计谋的全部。此时，晁盖以吴用为“大用”。然而，就“物化”的功劳而论，吴用又没有做什么。蒙汗药是白胜配的，吴用只是劝说阮氏三兄弟入伙“干一票大买卖”。但在生辰纲面前，不论是谁告诉阮家兄弟，似乎都无所谓，毕竟在阮氏三雄出场的时候，他们已经被王伦领导的梁山一伙逼得没饭吃了。“军师”不好当，和气第一，计谋第二，功劳第三。不能发号施令，只能向“头”提建议。如何发话，如何表达，如何收场，必须谋划周全。弄得不好，与“头”闹翻，什么良策妙计都将化为乌有，饭碗不保，重新陷于生活无着落的境地在所难免。这样的生存空间，能与他人争功劳吗？战国时期的范睢，在魏国混不下去，被人痛打之后抬到厕所边，用小便浇他，并非范睢的计谋差到何处，品行恶劣到何处，而是有人死活看不惯他，要让他在承受巨大的伤害和凌辱以后从此销声匿迹。如果是意志不坚定的人，早就神经失常了。然而，战国时代虽然混乱，却是英才成长的最佳时机。范睢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相信“万人唾弃”的秦国是他重新崛起之地。他求农夫用拉粪的车将他送到秦国，从此开始他的“逆袭之旅”。范睢后来做了秦国的宰相，实现了梦想。这样的大起大落，让人体会到人世沧桑。与范睢比起来，吴用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也担不起这样大的起伏。无论是在晁盖集团还是在宋江集团里，他都把握分寸，运筹帷幄。吴用的这种处事之道，跟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愚忠是有本质区别的。万一“头”不听从计谋，吴用也不至于跟“头”闹翻万一闹翻了，吴用也不至于像范睢那样遭人侮辱。从这个意义上看，出仕的书生一个比一个更聪明。清末的曾国藩，混得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满，给世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智取生辰纲是一个壮举。因为押运的物品本来就是不义之财，截取物资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截取物资以后，没有当做赃物瓜分掉，怎么说都是一桩快事。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桩事之所以干得这么漂亮，首先是谋划得当，吴用在其中的作用不小；其次是决策果断，第三是同心协力。主意是吴用出的，决策是晁盖定的，但参与干事的人都有成就感。当然，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完整地劫取生辰纲，不如让其散尽，让官府找不到主谋。这是什么逻辑？典型的强盗思维吧？

在江州府营救宋江的故事里，吴用也被故事外的人批个体无完肤。

宋江在浔阳楼上写了反诗，被黄文炳告发。知府蔡九要请示老爹蔡京，是把宋江解到京城还是就地斩首，这差事落到戴宗头上，戴宗路过梁山，却被朱贵引上梁山泊。听说宋江吃了官司，晁盖“便要启请众头领点了人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吴用拦住了晁盖，自认为“略施小计”，就能救宋江性命。这个计策就是：“写一封假回书”，让把宋江押解到京城处决。在押解的途中，将宋江救下。为了这封造假的书信，吴用又把济州城里的两大高手——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赚上了梁山。只可惜，又是百密一疏，戴宗带回去的这封精心设计的书信又被黄文炳识破，不仅差一点儿让宋江速死，还差一点儿搭上戴宗性命。宋江原本就只是一个题了反诗的“贼配军”，尽管罪重，但按正常流程，等朝廷风声过了，宋江也就被放了。况且宋江在牢里，有戴宗、李逵照顾，生活也并不会太糟。但吴用定了计策，让萧让、金大坚给蔡九写了封“家书”，结果宋江差点当场被处死。跟智取生辰纲比起来，假家书营救宋江就不那么完美了。有人认为：书生始终是书生，逃不出“文弱”圈子。其实，恐怕吴用本人另有打算：这是为武力营救宋江争取时间。如果一开始就动用武力，其结果会是怎样？任何人都难预料。或者，计划的破绽培养的正是晁盖与宋江之间的感情，为日后梁山团伙更加兴旺增加筹码。梁山泊一伙人本来就比较松散，再来个“一朝天子一朝臣”，不等别人攻破阵营，恐怕内讧就能土崩瓦解。劫法场一事，让宋江记住晁盖得情分，不至于在自己掌管梁山大权后亏待晁盖的弟兄们。总之，虽是无用之计，却有长远影响。

后来攻打祝家庄，晁盖起初不愿意。宋江撮合下，晁天王再次征求吴用的建议。作为军师，吴用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弟兄们吃败仗，便说出了攻打祝家庄的难度。宋江求胜心切，硬是带领一帮人马去进攻。梁山一伙人在宋江的带领下攻打祝家庄吃了大亏，如果不是依靠孙立的投降从“内部瓦解”祝家庄，恐怕很难攻下。而吴用在这里，也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存在感。他的计策，有时给人“马后炮”之嫌，根本不能与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相提并论。

那么问题来了，“智多星”吴用，他的智谋到底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首先，吴用明世道。皇帝昏庸，权臣误国，有能力的人不得重用，阿姨奉承的，主张对外投降对内压制的人占了上风，很多人生活不下去了，希望社会有所改变。这就是《水浒》诸将上梁山的原因：官逼民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好人都会变成反贼、盗贼，一介书生有何作用？要考功名，功名早被权臣霸占，朝廷的话语权不在你这边。在乡村办学吧？这样的世道，读书何用？能招到多少学生？这些读书人的“正经事”，吴用都做过。尽管努力了，还是没法维持生计。人总要生存下去，好在自己脑子不坏，何不投靠俊杰做点有趣的事？

吴用之“用”，是“用实、实用”。在晁盖集团里如此，在宋江集团里也是如此。社会上奉行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吴用讲究的是“计”为“实”所用，因此吴用之计常被后人所诟病，说其阴谋多于阳谋。但吴用当初并没有想这么多，管他“阴谋”还是“阳谋”，能制敌就是好计谋。智取生辰纲是这样，打祝家庄，打青州，打贺州城北京城，无不显示其计策的有序与实效。

其次，吴用有主见。他跟从晁盖而不被晁盖左右，把宋江送上梁山第一把交椅，同样没有受制于宋江。

吴用会不会效忠晁盖？其实在白龙庙英雄小聚义后，宋江一干人上梁山“老头领坐左边，新头领坐右边”开始，吴用就已经开始向着宋江说话，不怎么把晁盖“放在眼里”了。因为在晁盖眼里，自己，或者说梁山的“面子”，比任何人都重要。但面子并不能当饭吃，也对局势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当晁盖听说杨雄、石秀投奔梁山是因为时迁“偷鸡不成“的时候，晁盖的反应时：“折了我梁山的锐气！”但此时的梁山又有什么“锐气”可言呢？于是宋江说了四个应该攻打祝家庄的理由：一是不能被这厮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吴用这时候的反应就很直接了：“公明哥哥之言最好。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这是当众打晁盖的脸，从此晁盖也应该明白，吴用再不会听自己调遣了吧？吴用之“用”、实在是“足堪大用”，吴用的大用在于他才是梁山泊全新时代的开创者，而非什么晁盖，那晁盖老兄大难临头还不知道到哪儿去呢？而吴用从到石碣村三阮家中走访到探听王伦梁山信息备细，足见真早已准备好了退路，而且战官兵、上梁山、并王伦、强夺权一气呵成，可见早已胸有成竹，从而开启了梁山新时代、新模式。

吴用会不会听宋江的调遣？自从宋江为梁山找到了一条“快速致富”的道路，也就是“以任何方式拉有钱人入伙”之后，梁山先后“请”上山了李应、柴进，乃至于卢俊义这样的大财主，从而让梁山从极短的时间里，成为了天下首屈一指的土匪帮派。但宋江是有底线的，潜意识里的宋江并不希望自己把“事闹大”，所以即便是为了营救柴进，攻陷高唐州时，宋江依然是只打劫官府的粮仓，但对于老百姓还是秋毫不犯的。但吴用不一样。有一次宋江背上长疮，但这时为了山寨的“入账”，吴用决定带兵亲自攻打大名府。“小生不才，愿献一计，趁此机会，就取北京钱粮，以供山寨之用。”结果被吴用打下的大名府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伤者不计其数。此时北京城内黎民百姓，一个个鼠窜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火光亘天，四方不辨。所以吴用根本就不在乎宋江打出的“忠义”的名号，既然是为了钱财，那么蚂蚱再小也是肉，百姓和官军又有什么区别？在与晁盖和宋江的关系上，吴用处理得可谓是恰到好处，不得罪晁盖，却与宋江以同研天书为名暗渡陈仓，在与宋江的关系上，虽然也有些许冲突，但总能忍让回避，与卢俊义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也相当尊重，吴用与其他各派好汉之间都能说上话，排兵布阵、人员调停、利益分配都能基本满足诸好汉的利益，仅从林冲最先开口劝宋江做梁山寨主一事，就足见其与众好汉的关系非同一般，让众好汉很受用。作家张恨水先生说的很到位：“吴用奸滑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

面对朝廷招安，吴用是怎么想问题的？

其实对宋朝朝廷来说，连年“匪患”早已经让他们总结出了一套对抗农民起义军的有效办法，这个方法就是——招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读书，或者读不好书，那他除了老老实实的当老百姓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造反，然后等待朝廷招安自己，封一个官职，从而“光宗耀祖”。对吴用来说，当他听到生辰纲的消息时，是完全有能力劝晁盖不要当土匪的，毕竟从后面的发展看来，晁盖治下的梁山其实非常贫穷，生活根本不如在郓城县的那般舒坦。但吴用却选择更激进的办法，劫生辰纲，当大土匪，从而让自己获取仕途。于是我们看到，不管其他人如何想问题，吴用思考问题的方式永远是基于梁山出发的，而不是效忠任何人。

吴用会不会真心忠于朝廷？我们知道，宋江的吃相是非常难看的。比如梁山已经强大到朝廷无可奈何的程度，朝廷一说招安，宋江马上就同意了：“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在宋江眼里，招安，其实是“正果”。但吴用怎么看呢？“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著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在吴用眼里，如果和朝廷谈判的筹码不够，自己又如何能够以布衣身份“逆袭”呢？然而，吴用的忠心是很容易叛变的。比如在小说八十五回，大辽国的欧阳侍郎打算“招安”宋江，等欧阳侍郎一走，吴用说道：“我寻思起来，只是兄长以忠义为主，小弟不敢多言。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後纵有成功，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只得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弃宋从辽，岂不为胜，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对吴用来说，对朝廷的忠心又算什么呢？说到底，一个落地的秀才，为了“逆袭”，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当然，在那种社会环境下，吴用不可能“修成正果”，甚至不可能善终。吴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壮大“义举”集团。当梁山旗倒，他的计谋便无所依托，满腹经纶百无一用。忽然有一天，吴用梦到宋江死了，连核实信息的意思都没有，便和花荣“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身死”。

吴用是个悲剧人物，空有欺孔明、过子房之才，但一生为盗，其“用”没有用到正地方，却“用”到了杀人放火上，陪葬于宋江墓旁，心中空羡高士情怀，其才能也只好付之东流了。

如果说晁盖是个“本无用偏说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宋江是个“本有用却说自己是个无用的人”，而吴用是“本有用也说自己是个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