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在西文中，“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狭义的人文精神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

　　①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

　　②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

　　③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

　　广义的人文精神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按照我对这一传统的理解，我把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确定为三个层次：

　　①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②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

　　③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西方人文精神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①古希腊时期的人文精神：智者学派的某些思想是西方思想史上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初体现。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一下子就把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

②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批判神权统治，鼓吹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崇尚理性和科学，追求知识。

③启蒙思想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启蒙运动丰富和发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把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推进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按照资产阶级利益构建政治制度的高度上来。

说到人文精神，不得不说人文主义。1979年版《辞海》对人文主义的解释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代表资产阶级文化的主要潮流。有两方面的含义：①指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以人与自然为对象的世俗文化的研究。②指贯穿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即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 很多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关于人的存在意义的形而上的思考，在当今谈论人文精神时，尤其强调对终极关怀、理想信念、神圣使命等价值理性的关注。也有部分学者指出此种提法过于玄虚，具有神话性 王晓明等人最初在对话中只是说，文学危机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那么，他所谓的人文精神应当是一种“精神素质”，是限定在“信仰、信念、世界意义、人生价值这些精神追求”中的。 张汝伦在对话中从哲学的形而上入手，认为“人生的智慧”和“深切的终极关怀”构成了哲学真理的主要特征和内涵，“体现的则是所谓人文精神”。他进而又解释道：“人文精神与价值规范或体系，也是有区别的，前者更‘虚’一点。”“虚”到什么程度呢?他认为尽管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或规范”，“但都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无之不成天下。《周易》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之谓也。”张汝伦、陈思和、王晓明、朱学勤四人都强调人文精神既是“普遍主义”的，同时“在实践中却必须是个体主义的”。朱学勤概括为“人文精神在原则上的普遍性与实践中的个体性”。 在以《读书》为阵地展开的一系列讨论中，人文精神的概念也有很大的出入。袁进在对话中说：“‘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属于人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的终极价值。它是道德价值的基础与出发点，而不是道德价值本身。”总的说来，人文精神是人类的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

许纪霖从知识分子的“生存重心和理想信念”方面谈论人文精神。说知识分子赖以自我确认的东西有“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等内容，他强调知识分子工作的“超越性价值”，借以与“政治激情”或“商业激情（名利欲望）”相对，他认为可以将人文精神理解为一种新的“道”，“这种‘道’不再期望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学术和政治‘统’起来，它只是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意义系统和沟通规则”。这种新“道统”与学统和政统的关系是平等的，积极的，生动的。他把人文价值视为“不亚于钱、权的第三种尊严”，强调要有信仰，有所追求，有所敬畏。 因为理论家们在争论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当代的作家和作品，于是几位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也站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批评理论家们把人文精神弄得很玄虚：“其实它就是人立于现实去追求理想、实现信仰，因而对于有追求的人来说，人文精神始终是题中应有之义。”王朔等人指出“人文精神要落到对自身的关注和关怀上”，其前提是尊重人，内容也是宽泛的，不能强求一律。王一川在谈到90年代的审美文化和人文精神时说：所谓人文精神，是从具体文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追求人生意义的理性态度，它区别于人文领域、人文学科和科学精神，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 部分学者对人文精神的上述种种提法表示异议，认为它过于“虚妄”和“理想”。肖同庆说：人文精神不可能形成一整套的约束规则和信仰机制，其松散零乱的形式无法对强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系统施加影响，从而也难以独自完成对整个社会的维系和引导作用，即“人文精神”具有个人性和虚无性。孟繁华在《光明日报》上著文，认为社会价值体系重建也好，再造也好，转型也好，说到底只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一种猜想，一种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忧患精神传统的再现，他称之为“新理想主义”。这与传统的理想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摆脱了传统理想主义中与政治神学相结合的内容，而对人类的精神处境和生存处境予以特别关切，并为解脱人类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表达它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和义务，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 张颐武认为：“对终极价值的内心需要，以及由此去把握终极价值的不懈努力”，“要紧的是要有信仰”等表述，都“具有极为强烈的神话性”。首先，“人文精神不是绝对真理”，它不具有神圣的能指，其有限性不可避免；其次，人文精神成了一种对文化“普遍性”的祈求，也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臣属和认同的结果。张文极力抨击说，“人文精神”的上述提法“是通过绝对性、无限性、普遍性超越了当下的文化问题”，并没有提供对当下文化的有力分析，相反，是将多重转型的全球进程中的知识分子引入玄学化和神学化的逃避。 对人文精神这一提法的否定，除了上述“虚妄性”、“新理想主义”、“神话性”等观点外，陈晓明还认为它是一种“幻觉”（详后），王朔则称其中“有不少乌托邦的东西”。

在肯定人文精神即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人的意义等提法的基础上，不少学者还对人文精神的层次、特性等作了综合性的表述。袁伟时认为：“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积累的成果，它比人道主义的内涵更为丰富，在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培育应该是人们经常关注的重大课题，是通常说的人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他将人文精神的内容概括为五个要点：一是重视终极关怀，执著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理想人格。二是高扬人的价值， 否定神学对人的束缚。三是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汩没。四是谋求个性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五是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认识领域的强制服从。 许苏民专门撰文《人文精神论纲》，系统地研究了人文精神。他将之定义为：“人文精神是对人性——人类对于真善美的永恒追求——的展现”，“人文精神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自觉的精神，超越的精神”。他把人文精神分作三个层面：第一，对于“人之异于禽兽”而为人所特有的文化教养的珍视；第二，对于建立在个体精神原则基础上的人的尊严、人的感性生活，特别是每一个人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的珍视；第三，对于建立在教育有素基础上的每一个人在情感和意志方面自由发展的珍视。

很多学者在谈论人文精神时主要从知识分子这个主体出发，认为人文精神只是表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和思维状态，人文精神的危机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提倡人文精神也就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救行为。陈思和认为：“人文精神是一种入世态度，是知识分子对世界对社会独特的理解方式和介入方式，是知识分子的学统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后建立起来的一种自我表达机制”。他认为对世界的人文关怀不是人人都能做的，由此构成了将来社会中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南京的一批学人认为，“人文精神在当代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和思维状态，人文精神的危机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人”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上，“文”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叙事的可能性上。也就是说，人文精神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独立叙事的程度和力度，看它能否和物欲横流的社会划开界限。因此他们特别强调人文精神的否定性和批判性，甚至认为：通过否定的强调，可以把上海学者们强调的人文精神的普遍性和个人实践性二者统一起来。费振钟将之概括为“否定原则、拒绝原则”。 卢英平认为，“所谓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或人文知识分子治学、处世的原则和精神”。人文精神伴随着知识、思想、知识分子而存在，从此意义上说人文精神无所谓有没有失落。 与此相类，王彬彬也是将人文精神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联系起来解释、界定的，他说：“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情怀，是这个阶层的精神特征。”有的学者又称人文精神不能等同于文人精神。人文精神具有时代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有其不同的历史内涵，今天所谓人文精神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相同。曲卫国强调，人文精神这一概念和其他词语一样，又“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不同时期、不同语境的人对此问题的思考和关注自然不同，“因而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人文精神内容”。他指出14世纪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焦点与现代人文主义所关注的内容有很大不同。 许苏民在《人文精神论纲》中把人文精神的历史发展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古代世界的人文精神，这是一种注重人的文化教养的精神，“体现着一种原始的圆满”；第二，文艺复兴以来，与中世纪神学和宗教异化相抗衡的人文主义精神，以重“真”为特征；第三，19世纪后期以来，与科学主义相对立的人文主义思潮，以重“美”为特征。 人文精神具有多元性和多层面的特点，把人文精神绝对化和神圣化的做法是错误的。王蒙说：人文精神本身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外来语 Humanism 从字面上看来是“人”的主义或学说。他特别强调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与多层、多面性，而反对将其神圣化与绝对化。为此他提出三条原则：第一，不要企图人为地为人文精神划定唯一的衡量标尺；第二，不要企图在人文精神与非人文精神间划出明确无疑的界限，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第三，不要以假定的或者引进的人文精神作为取舍的唯一依据。“就是说，不要搞精神价值的定于一与排它性。”“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承认人的力量也承认人的弱点，尊重少数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数人的合理的与哪怕是平庸的追求。”提到多元性和多层、多面性，陈晓明的文章则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文精神的提法，他认为不存在某种特别崇高而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他们尤为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精神价值。他认为这是一种“幻觉”，并且指责“在这多元化的时代，过分张扬这种‘精神’，把一切都统摄到‘人文精神’的纲领之下，拒斥和贬抑其他的知识和话语，多少也显得有些武断”。

关于“人文精神”一词在古汉语中能否找到语词源头，它是如何从 Humanism 译过来的，也存在着争论。在前述讨论中，以文学研究者为多，很少有学者对“人文精神”的概念加以专门的考证和厘清，只有朱维铮专门撰文《何谓“人文精神”》来讨论此一问题。朱文认为，“人文”与“精神”的概念，在中国都是古已有之，但这两个词不能互训，也没有缀成一词的先例。他将“人文”溯源到《周易》“贲卦”的彖辞中，说“人文”乃指根据天象所示的“文明”之道，在人间统治中所选择的某种非武力形式，也即“文明以止”。他认为目前国内讨论者所采用的人文精神，其概念内涵就是西方的“人文主义”，而“人文精神”与“人文主义”之间似乎还不能划等号。接着他考证出，胡适是在中国将 Humanism 译作“人文主义”的第一人。1933年，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著名演讲，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意义时，胡适说：“它也是一场人文主义运动。”由此他认为：“假如中国曾经有过‘人文精神’，并且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追根究底的话，那么足以构成‘话语系统’的，大概非胡适与他的自由主义一派莫属。”在这之前不久，董乐山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撰文，题为《“人文主义”溯源》（此文是董为翻译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所作的序，该书已于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考证“人文主义”Humanism 一词源于德文 Humanismus，而德文该词又是德国一教育家在1808年根据拉丁词根 Humanus 杜撰出来的。15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把他们所学的古典语言和文学、法律等课程合称 Studia humanitatis，英译就来源于此，意指人性修养。董乐山认为将此词译为“人文科学”可能是借用了《易经》中的那一段话（“……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并认为《易经》中的“人文”，实指礼教文化，与 Humanitas 甚相吻合。 关于人文精神的翻译问题，讨论的发起者之一张汝伦后来也另撰有《关于人文精神》一文解释道，在讨论之初，他们“根本就没有从什么 Humanismus 上考虑”，他说 Humanismus 和 Humanity 都无法用来解释“人文精神”一词，实际上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外来词汇与这四个字对应。人文精神较之 Humanismus 更宽泛、更灵活，是一个“内涵稳定，外延模糊，蕴涵极为深广的概念”，正因为其外延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才使得它本身“具有无限的张力”，他觉得人文二字主要是强调它与自然的对举，“人文精神始终应该是自觉脱离了自然状态的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或理想目标”。他分析说，Humanus 一词在拉丁文中是指文明和教养（特指受过古希腊文化熏陶和教养的罗马人），与野蛮对举，野蛮人即没接受古希腊文化的非罗马人；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也用它来与野蛮对举，此时的野蛮是指扼杀人性的教会。

我们今天所谓“人文主义”（Humanismus）是18世纪在德国首先出现的，其意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接受文明的熏陶；另一方面也是指人的价值和尊严。在西方，本世纪以来 Humanity 概念经历了对于现代性的反省，进一步与科学主义对举。张汝伦认为人文精神不但包括了“人文主义”的所指（即通过教养脱离自然和野蛮，从而感觉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更包括了对于整个社会的一种理想的文明状态的描述和追求，其核心是“自由”。

中国有没有人文精神的传统？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有没有人文精神的资源，此种资源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可资借鉴，这也是关涉到如何估计和如何重建当今人文精神的大问题，因此，它也成为这场讨论的焦点之一。 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早就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的课题，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热”的初期，1986年于上海举行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就有学者提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人文主义传统。 庞朴认为：中国文化以伦理政治为轴心，不甚追求自然之所以，缺乏神学宗教体系。它较之印度文化、希腊文化都更富有人文精神。群体意识、社会人格、天人合一、儒教的三不朽、三纲八目等等，都是中国人文主义传统的表现。“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不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能动个体的角色，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这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论。” 刘泽华揭示说，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从其主流看，导向的恰恰是王权主义和使人不成其为人，并没有提供天下为公、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独立个性、道德理性、民主政治的基础。 张岱年也在不止一处论述过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观念。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人”的观念》一文中，他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确实有“人的尊严”、“独立人格”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尽管没有这些名词），但是也应该承认，儒家虽然重视“个人尊严”，却对“个性自由”谈得很少；道家向往“个人自由”，但所追求的乃是虚幻的精神自由。近代西方所倡导的“个性自由”是中国哲学中缺乏，西学东渐后由西方传入的。他认为从严格意义来讲，中国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不可能具有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相同的思想。但是，在中国古代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这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从广泛的意义来说，亦可称之为人文主义。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道德的价值，重视现实生活，反对来生来世的迷信，尤其是儒家在一定的程度上宣扬人的主体性等等观念，在历史上确实起了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萧萐父自90年代以来，多次提倡“人文易”，他认为，《易经》中那段话里的“人文”一词，与今语含义近似。“人总是按一定的社会需要和价值理想去‘观天文，察时变’，其目的和意义便离不开人文意识中应然之理的指向；而作为人类文明的根本标志，‘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更是易道的主旨和理论重心，构成‘人文易’的丰富内涵。”与“科学易”相对，“人文易”所包含的价值理想和人文意识经张载、王夫之以及近现代思想家的发掘和阐扬，已成为内蕴于我们民族文化深层中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他对“人文易”价值概念系统中的忧患意识特别加以强调，认为“这种既具有深沉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现实感的时代忧患意识，区别于印度佛教的悲愿情怀，也不同于西方美学的悲剧意识，而是中华传统文化深层所特有的人文精神，是‘人文易’中跳动着的最值得珍视的民族魂”。刘家和认为，在世界范围的古代人类精神觉醒时期，亦即轴心时期，在天人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文明就形成了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不同的研究传统：中国形成了人文研究的传统，而印度和希腊分别形成了宗教研究和科学研究的传统。 张立文认为，“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他认为儒家、道家、墨家以及曾子等都倡导“和”或“和合”，作为化解天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人与自身心灵以及不同文化、文明间冲突的最佳方式。它体现当时时代精神的呼唤，亦凸现了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价值理想，可以作为21世纪的文化战略来建构。 冯天瑜认为，《周易》中的“人文法则”正好与《旧约》中的“神文法则”相对。自周以降，中国便确立了与天道自然相贯通的人文传统，形成一种“尊天、远神、重人”的文化取向，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性格。它展开于宇宙论、政治论、人生论、道德论、历史观等诸多领域，中国的人文传统约略可以概括为：“人文”与“天道”契合；虚置彼岸，执著此岸；伦常中心与经世倾向；“民本”与“尊君”构成一体双翼；从“敬祖”衍出“重史”。在“远神近人”以人为本位这一点上，中国古已有之的人文传统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主流思想似有相通之处，故而以“人文主义”翻译欧洲文艺复兴思潮“Humanism”不无道理。冯文特别强调中国人文传统的“早熟”特点，认为从中国文明初期的殷周之际（距今约3000年），周人便开始突破商人的“尊神重鬼”走向近人远神，至《左传》、《孟子》诸书所阐扬的民本思想将中国式的人文精神发挥到极致，这与欧洲中古与近代交接点上兴起的人文主义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包含的内容上均大相径庭。他又指出，中国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传统与西方强调个体价值的人文传统不同，它缺乏自发走向现代的动力，难以提供造就现代新人的健全氛围，没有走向近代民主。但是，19世纪中叶以降，在新世界条件下中西文化碰撞、互补，引发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传统又获得时代性转换的机遇，构成中国现代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有可能在经过现代诠释之后，为克服某些现代病提供启示。 何炳棣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了题为《华夏人本主义文化：渊源、特征和意义》（上、下）的长文，专门论述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是人本主义。他认为，中国很早就产生了以祖先崇拜为重心的原始宗教。而祖先崇拜的现世基础是人类史上最高度发展的宗法亲属制度。宗法亲属制度和祖先崇拜二者对中国文化各方面，如帝王专制、儒、释、道等影响极大。人本主义哲学经过周公和孔子的整理、总结最终形成。“如果说周公把古代中国哲人的思维引进人本理性的新天地，并且已经对‘德’的意义作了较深刻的阐释，那么孔子就是全部人伦关系价值及其理论体系的建立者。”“由于祖先崇拜、宗法制度和‘礼’的深层顽强保守性，华夏人本主义是人类史上生命力最强、最持久、最崇古取向的文化。” 以上关于中国文化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的观点几乎成了定论。在这场人文精神讨论之前，就有很多专著、论文专门论及，限于篇幅，兹不赘述。但是，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此种“定论”则遭到动摇，很多学者对中国古代的人文传统表示了怀疑。

以下是两种主要的说法： 一是古代的儒家、道家等文化资源中虽然具有人文精神的内核，但由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合作者，被礼教化，被“去势”、“阉割”，反而成了人文精神的桎梏 高瑞泉、张汝伦等人在谈论人文精神的“遮蔽”时说，中国近代以来的价值失范并非如海外某些学者所说归咎于新文化运动，其起始要早得多，至少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甚至可以上溯至晚明。在此以前，中国主流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由儒学提供的，宋以后则是由理学（新儒学）提供的。从观念世界说，这套价值系统在“天人之辩”、“群己之辩”、“义利之辩”等核心问题上都不是没有弊端的。加之它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制度化为礼教，遂变成为人文精神的桎梏。另外，中国传统的价值原则的载体或承当（即身体力行者）总是由行政组织来充任的，即由从天子、皇室到各级官吏以及后备的士来充当，他们理论上应当是道德楷模，但历史上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上价值观念与价值承当日渐背离。 王彬彬、费振钟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原来是有着自己的人文精神的，不论儒家朴素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道家对个人生命的重视，从中都不难发现人文精神的轨迹，但悲剧在于儒家道家思想都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政治话语中（被利用或改造），儒家或道家知识分子纷纷成为统治阶级公开或潜在的“合作者”，这样，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就被“去势”，人文精神失去其与道统对抗的合理性，便被“阉割”了。 袁伟时对传统文化就是人文类型，它蕴含着中国的人文精神这一说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非常复杂，后儒所讲的内圣外王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道德修养和治国安民之术，加上它长期附丽于中世纪社会制度，内容颇为驳杂，非经剥离、筛选乃至重建，很难显现其内存的人文精神；而这一加工改制过程的参照系，通常又来自外来的现代文化。因此，袁伟时认为“不必匆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之间划上等号”。“在肯定中国文化有人文精神资源的同时，应该更多关注现实，不必以它作为今天寻思的焦点。”二是近现代史上急功近利的救亡意识、革命精神、斗争传统遮蔽了我国的人文精神，建国以来人文精神也是时隐时显 张汝伦认为近代以来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其实质主题只是救亡，启蒙成了手段。近代的救亡热情中，现实功利的考虑压倒一切而未将救亡看作人身解放的途径和手段。这样，体现价值理性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在所难免。袁进认为，中国古代从《老子》“人之大患，在吾有身”的思考到《红楼梦》“警幻仙境”对人生的咏叹，都体现了终极关怀。然而到晚清，民族矛盾的尖锐促使重实用的“经世致用”、“救国思潮”占据主流，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常被视为无补于世的空谈。于是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取代了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人性”的思考转为对“国民性”的批判。终极价值自觉向急功近利的政治需要认同。人文学科的功利化造成人文学科的消解，成为政治的附庸。“政治第一”成了价值标准。陈思和、郜元宝也认为，虽然中国近代一再提出各色建设方略，给出种种乌托邦承诺，却并没有一个持续的对文化理想、人文价值的关怀和建构，没有对这种关怀的持续重视。近代以来的思想史，在这种意义上一直隐伏着虚无主义过程。 王干认为，“五四”时期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先驱对儒家传统进行了激烈批判，但明显参照的是西方人文价值体系，自由、民主、博爱这些价值规范，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冲突非常尖锐，后来由于种种情况，“五四”的这种西方人文传统被中断了。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又想恢复“五四”的这种人文传统，但它在西方也面临着危机。他认为，发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或者对西方已有的人文精神认同，都不能解决我们目前的生存困境和人文科学的困境。杜维明在谈到“文化中国”的资源问题时，也曾经对“五四”以来的启蒙心态进行了检讨。他认为“五四”时期自由与人权的价值被转换成民主与科学，传统文化被边缘化，而在知识分子中占主导的是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三种潮流。身处危机存亡之秋，一切都和救国联系，强调富（金钱）和强（权力），全盘泛政治化，此一历史进程导致了精神性宗教性的价值不断被边缘化，而且在知识界几乎丧失合法性。王蒙认为几十年来中国革命的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为了群体而无条件地抑制个人的利他精神，以及中国特有的人伦传统，都把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等等视为假仁假义，计划经济下又否定对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因而也否定了对人本身的关注，意识形态的斗争使得人文精神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所以计划经济的悲剧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其实质是唯意志论和唯精神论的无效性，是用假想的“大写的人”的乌托邦来无视、抹杀人的欲望与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精神也远未得到推崇和认同，而是处于时而被自发地宣扬，时而被 有组织地批判的微妙地位。因而，历史上并没有存在过真正的人文精神。 在讨论中，针对上述人文精神传统的否定论，也有少数学者作了肯定性的论述。 畅广元、张力、孟登迎认为，“人文精神”在古汉语词典上的缺席，并不影响先哲圣贤对这一精神实质的思考。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更多关注于做人的要义，首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宏阔胸襟；其次是“忧道不忧贫”的终极关怀意识和现实取舍态度。为此我们必须更加用力探讨儒家文化及其做人的风韵气质是否可以与现代人文精神接轨。郭齐勇认为，中国人文精神的特点有三个方面：其一，这种人文主义是“内在的人文主义”，其中心是道德精神；其二，“中国的人文主义又不是一种寡头的人文主义”，尽己、尽人、尽物之性，使天、地、人、物各安其位，各遂其性；其三，中国的人文主义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原始宗教对于天与上帝的信仰，对于天命、天道、天性的虔敬至诚之中，说人不离天，说道不离性，“因而这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又是具有宗教性的”。他认为，“内在与外在的和合，自然与人文的和合，道德与宗教的和合，是中国人文精神不同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特点。不了解这些特点，亦无从界定中国民族精神”。 张曙光撰文认为，“人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内容是用伦理道德对民众进行教化，中国传统“人文”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申扬道德，反对物化。他又认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其缺陷恰恰在于没有真正把握“人之为人”的根本或本质，因而也未能全面地张扬真正的“人的精神”，所以不能将今天所提倡的“人文精神”望文生义地等同于中国传统“人文”的“精神”。

　　综上所述：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的精神世界存在的价值。

　　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人文精神的本质内涵，就是对人的肯定。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生物学意义上说，人是人类生命的延续和发展。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人是社会的一员，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文化现象的表现。作为社会成员之一，人必须具有人文精神。

当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人文精神处于“危机”“失落”或“遮蔽”的状态。王晓明等人的人文精神失落的提法是从文学危机开始的，他们认为当下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文学创作上的媚俗、自娱、消费性、商品化、想象力贫乏等等表明我们目前面临着“深刻的人文精神的危机”，“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价值观念大转换，五千年以来信仰、信念和信条无一不受到怀疑、嘲弄，却又缺乏真正的建设性的批评。“今天的文化差不多是一片废墟”。张汝伦等人认为人文危机首先表现在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持久压力等导致人文学术的“不景气”，人文学术的内部生命力正在枯竭。“工具理性泛滥无归，消费主义甚嚣尘上，人文学术也渐渐失去了给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作用，而不得不穷于应付要它自身实用化的压力。”“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术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根本危机。”由人文学术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都出现了危机，知识分子在遭受种种摧残之后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而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则是这种动物化和侏儒化的最深刻表现。陈思和甚至说：“人文精神的失落恐怕不是局部的学科现象，我怀疑的是作为整体的知识分子在当代还有没有人文精神。” 高瑞泉等人主张不采用“失落”一词而用“遮蔽”一词来概括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遮蔽”有两层意思：一是始终处于文化主流之外，遭冷落，受批评，被否定；二是指为主流倾向支配的思想史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排斥性解读，从而又添一层遮蔽。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中的“价值失范”古来有之。民族复兴、富国强民的追求去挤压终极关怀，工具理性膨胀得丢失价值理性，再来一个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冲击，对当代人文精神不啻是雪上加霜。 袁伟时 认为，人文精神盛衰的标志是：第一，政治上实行的是民主还是专制制度以及民主化的程度；第二，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活动的自由度。以上两点是应该由人的解放程度去标志的；第三，教育状况，这是提升一国人民人文素质的主要途径；第四，文化传统和人文学者及文化人的状态。正是从上述四方面来看，他认为当前中国的人文精神“丧失”、“低下”，亟待提高。 孟繁华认为，当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失去了尺度的有效性之后，社会便出现了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念的缺失，所谓“人文精神”、“价值重建”、“理想精神”等问题的提出，也正是在社会价值观念出现缺失的背景下提出的。他说人文精神的命题体现了在人文环境不容乐观的处境下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 针对“玩文学”、“玩学术”、“痞子化”等现象，一些学者从人文精神丧失的角度，作了理论性的分析。严峰认为，从符号学的概念看来，知识分子有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两重含义。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身份，而且还应该有他的外延和象征意义，就是说他代表了一种形象，一种规范，代表了良知，而今天的知识分子总体上正面临这种缺失。 王力雄把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看作是凝聚社会的粘结剂，由此而增强个人行为收敛性，保持社会稳定，缺少它便会引起社会紧张和冲突。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本已百孔千疮，若是唯一担负对其进行重建、更新和修补之职能的知识分子放弃坚守，自甘堕落，并且“反戈一击”，对于未来的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是难以推卸自身责任的。

许多学者认为当下的人文精神危机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危机，是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有关 蔡翔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为天下师”的传统心态，企图以“道统”控驭“政统”，古代确实由此而建立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但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被纳入国家行政各部门，成为国家干部，角色的转换意味着从“师”的角色彻底退出，进而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此种话语权力丧失了。而新时期以来，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受到了市民阶级的世俗性阐释，拜金主义、灵肉分离使精神和价值等受到嘲弄。在这个粗鄙化的时代中，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自行消解了。许纪霖等人都认为人文精神的“失落”与“体制”有关，“过去人们为政治激情驱使而写作，如今为商业激情（名利欲望）驱使而生产文字，这岂不是一种更严重的人文精神失落!” 许纪霖、陈少明等人都引用余英时关于现代知识分子由政治中心向边缘转移的理论，认为目前我国存在着严重的知识分子边缘化问题。赵毅衡撰文《走向边缘》，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历史轨迹作了钩沉，并认为这种边缘性反而值得欣慰，应该在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前提下，对主流文化进行批判和制衡，即“准批判”。 王干、费振钟、王彬彬等人认为，正因为我们过去追求的人文精神有问题，所以今天失落了。过去的知识分子一直处于代“圣人”立言、代自然立言的角色，今天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了“代言”的身份，但仍然没有独立的话语权，没有独立生存的价值，因此，人文精神也难于再生。 谈到知识分子边缘化问题，卢英平认为，从春秋到“五四”，甚至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都拥有社会化的主动权，西方也是如此，一直是社会的“立法者”。但当前中国社会运行中经济因素太过强烈，金钱地位膨胀性提高，引起其他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包括人文都无所适从。而陈少明则认为知识分子应始终处于社会的中心这只是一种幻想。他说知识分子令大众瞩目的时代不是升平景况，而是社会危机时期、启蒙时期，如戊戌、辛亥、“五四”以及本世纪80年代，社会危机或体制内难以克服时，知识分子就可以站出来，成为“中心”，危机一旦消失，又得回到边缘。 王鸿生等人认为，所谓人文危机，包括两个相关层面：一是人（精神、人格）的危机；二是文（语言、表征）的危机。而每个人文知识分子实际上早已处在这双重危机的袭扰之中。目前，知识者人格结构现状并不容乐观。它包含四个向度的异化，因而也面临四个层面的剥离：一是从传统人格中剥离，以求取当代性；二是从专制人格中剥离，以适应民主性；三是从职业人格中剥离，以返回精神性；四是从殖民人格中剥离，树立主体性。由此他们认为“人文知识和人文知识分子已处在空前的窘迫之中”。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足点是越来越可疑、越来越暧昧了。

南帆、北村等人都认为，“许多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已经陷入困境，或者说被再度抛到了边缘”，“从肉体上说我们是在边缘，在灵魂的意义上说我们是在中心”。 陈思和反对把提倡人文精神只是看作对当前知识分子处境的反应。他认为其实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一部现代化运动史也可以说是由知识分子面对自身的边缘化所生出的各种反应而构成的，因此，要说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其失落也早，其遮蔽也久，并不是近年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才出现的。 王朔指出：“有些人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是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目光的失落，哪里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他嘲讽人文精神的倡导者“冒充文明火炬的传递者，或者说自以为是文明使者”。

一些学者认为人文精神危机与当下的人文生态，尤其是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等相联系，有着内在的必然性，而部分学者则对之表示异议 罗荣渠认为经济转轨引起了人文生态的大变化，表现在：（1）教育滞后，特别是基础教育面临困境。（2）社会风气奢靡化，知识层相对贫困化。（3）学术文化商品化。（4）社会生活中见物不见人，人文素质大滑坡。（5）盲目崇拜洋风。（6）人口素质反淘汰的危机。由此造成文化教育、社会风气、学术、传统价值观、文化认同等等，出现了扭曲和畸型。 “一言以蔽之，这是整个人文生态的畸型化。”他将上述变化概括为“精神文化滑坡”。冯天瑜认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三方面的转型：一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三是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而目前针对“人文关怀”所发生的诸问题都与这些转型有关。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现代文明，在不断强大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的人文精神也相伴拓展，不断发挥批判者的功能，对构建健全的现代社会起过重大作用。如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新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等人文思潮，都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探求意义世界，反思现代性困境，再造更美好的精神家园的努力。而已经迈开现代化步伐的中国，针对目前现代化引发的一些弊端，用呼唤人文关怀的努力来救治功利主义导致的文化失范，是十分正当的。因此，他认为，“先期进入这一过程的西方人的感受和思考，当然对中国人具有参考意义”。那种人文关怀在当今为不急之务的观念是错误的，“先物质文明，后精神文明”的安排必然导致大的社会偏颇，而且也不符合现代文明史的实际过程，人文关怀与工具理性的协调发展才是文明进步的健康之路。针对人文精神危机跟市场经济的关系，有的学者表示忧虑。如张琼认为，目前市场经济意识已经在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社会精神活动领域，呈现出泛化的态势。把市场经济意识不加限制地扩大到社会精神活动领域，势必导致极大的思想混乱和社会混乱。 刘康认为，人文精神的讨论尽管是关注“普遍性”、“终极关怀”、“超越”、“形而上”这些内容，但此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于当代现实的思考和回应，充满了“世俗关怀”。在90年代的语境中重提这个问题，面对的是商品化、市场化经济转型的现实。 就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中青年经济学者则别有见解。盛洪认为，市场经济的规则与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其实是一致的，自由、平等、公正、守信这些神圣精神其实都源于最初的经济行为，只有在市场中人们才可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经济学自由主义传统的出发点，也是它最真实的人文所在。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道德沦丧、物欲横流问题，应从计划经济中找原因，计划经济的物质化和等级制使整个民族精神物质化，摧毁了存在中国几千年的伦理本位的道德规范。失去道德规范的中国人带着计划经济时的道德习惯进入市场经济，势必爆发计划经济培养出来的全部人性恶，但此种爆发是暂时的，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暂对自己不利的规则其实是有利的，于是会形成道德自律，这是人文精神的前提。樊纲认为人文精神的内涵不应是单一而应是多元的，它意味着人对这个现代多元社会的理性认知和精神应对。终极追求是知识分子永远的道德问题，但也不能否定人们满足物质欲望的世俗人文精神。现代人文精神的实质应是宽容、民主和现代意 识。张宇燕认为，人文精神强调个人特性和精神自由，这和商品市场的法则有相通之处，人类藉此可以摆脱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枷锁。三位经济学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强调人文精神的多元性、个人特性，这与前述王蒙等人的见解可谓异曲同工。

有人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缺失，有如下表现：

1、中国的人文精神缺乏系统、专门的理论体系。

回顾中国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从来没有建立过向西方社会那样系统、专门的科学理论体系，造成中国人文精神理论的缺失和理论体系的不完备。在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中，强调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在这种文化传统中更加偏重“德性之知” ，忽视了“见闻之知” 。只是围绕着德行的建设，展开了两千年的发展，没有形成过完整的人文精神理论体系。正是由于理论体系的不完备，致使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功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象。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可有可无; 不断有人要求本身就很脆弱的人文精神以实用化的态度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同时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对人文精神造成持久压力。这种人文精神内部因素的危机，造成人文精神内在生命力的逐步枯竭。

2、中国的传统人文精神始终是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是在自然经济和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和生长的。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型时期，无论是儒家“仁”学所包含的朴素人道主义思想，还是道家对个体生命与精神的重视，都既具有永恒的魅力，又存在一定的弱点和缺憾。由于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致使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显得过于入世，缺乏一种超越的批判意识。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与人文精神的传承相互游离。一般说来，经济的发展是能够促进文化的活力的。然而，经济与文化 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平衡性，文化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性经济的繁荣可以为文化的繁荣创造物质条件，而文化发展又需要精神文明建设来自觉提升。有些表面上的文化繁荣，只是满足人们的感官愉悦，并不具有多少深刻的文化内涵，即没有上升到对人的灵魂塑造、对高尚精神境界的追求上。市场经济注重人的个体价值，这有助于培养人的个体意识，增强人的自尊、自强的精神。但是，这也容易导致人们倾向于以自身物质利益为出发点，当个人与他人、局部与整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可能牺牲后者而保护前者，由此而产生极端利己主义和本位主义。伴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出现了诸多有悖人文理想的现象:如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膨胀起来，并成为某些人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准则，一部分知识分子不能明确自身的职责和社会义务，落入“落俗与媚俗”的境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进而压灭着价值理性，导致人生存意义的失落，人类与环境关系紧张等等。人文精神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对于体现人文精神的智慧和终极关怀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力和深层次的动力，造成金钱比终极关怀更加使人激动人心。

思考：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缺失的原因：

1、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必然受到社会物质水平条件的制约。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对人的发展有制约性，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文精神的弘扬形成阻力。这一 特定的历史阶段是无法超越的，陈旧的社会分工仍然严重地束缚着人们，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受到极大的束缚。这样的个人由于缺乏广泛的交往与联系，视野受到限制，在其发展中受传统东西的束缚较为严重，常常与愚昧、保守联系在一起，看问题的眼界也比较狭窄。而国民的人文精神受到社会发展阶段性的制约，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缺失。因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提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方向，努力促进社会的进步。同时，还要充分认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真研究这一阶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过程，认真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总目标和阶段目标，坚持不懈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美好理想而努力奋斗。

2、 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以及教育层次的不平衡性制约人文精神的充分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们还不能受到普遍的高等教育，而且在受教育的程度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人们受教育程度差异必将制约人文精神的全面发展，造成方方面面的缺失，所以优先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创造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措施。

3、 传统的思想方式、教育方式和教育的指导思想造成的缺憾，使人文精神的重新崛起受到阻碍。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传统的思想方式仍然占据着很多人的头脑。现在的基础教育至今还是处于高考的驱动之下，虽然我们在全力推动基础教育改革，推行新课程体系，要想真正进入理想的教育状态，尚需时日。可以说在基础教育上我们还存在人文精神的缺失。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并非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而是在世纪之交，面临严峻挑战和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紧迫任务，对我国全民精神状况，特别是教育领域还存在的严重不适应状况，存在的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倾向而采取的战略举措。实施素质教育，必须以弘扬人文精神为基点，以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指导，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模式，优化教育结构，改善办学条件，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4、社会制度环境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 “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 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在这里，国家制度不仅就其本质说来是自在的，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说来也日益趋向于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规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在此，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能仅有发达的物质文明，也应有高度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统一是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外在条件。就我国目前的社会体制而言，还存在着制约人的全面发展的现象。一些地区和单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人文关怀，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

人文精神的缺失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

1、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理想主义的弱化，致使实用主义盛行。当前的道德状况确实令人很担忧，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市场经济在发展，相应的法律和社会制约机制，以及人们的社会心态还没有适应新的经济形态，致使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功利主义盛行一时，“能捞就捞，捞一把算一把；不捞白不捞，白捞也要捞。”这种畸形的心态，反而成为某些人的“常态” 。理想的严重缺失戕害着民族精神。个人利益的绝对化，使道德良知、价值理想，甚至为人的基本操守都变得一文不值。

2、 人文精神的缺失造成道德的缺失，形成社会风气的堕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来分析，由于经济取向的绝对化，导致了一切向钱看; 从而造成社会道德的失范、思想领域的混乱，使得贪污腐败等诸多社会弊端显现充分。现实已经严峻地说明，忽视人文精神的张扬，将个人取向推向极端化，单纯的经济取向造成社会理性的异化，这样是绝对不符合社会健康发展的。尽管我们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已经将诸多腐化的高级官员法办，但是社会风气仍然令人担心。有些人为了得到现实利益，买官卖官，卖荣取利; 官商勾结，利益均分; 官学勾结，以学取利。官场腐败延续到学术领域，象牙之塔也产生腐败，成为令人痛心的社会毒瘤。同时它会导致种种相应社会问题。有人将 其归结为几种病症:贪婪症，见死不救的人情冷漠、人心死亡，唯是图; 良知泯灭症，金钱万能巧取豪夺的钱权交易; 文化贫血症，知识贬值、精神无用; 短视症，急功近利、贪图现世; 浅薄症，斗富炫奢、一掷千金。种种病症使文化成为某些人捞取个人利益的工具，成为经济的婢女。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确立明确的价值理性，做一个文化的事业而不是做一个“物化”的文化。从社会的角度而言，必须要建立合理的机制，并最终做到以人文精神引导、统率市场经济，净化社会空气。

3、 人文精神的缺失，影响到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人口问题一直是我们面对的严重的现实问题，我国现已达到13 亿人口。但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历史延续下来的痼疾的影响，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偏低。在这13 亿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为数甚多，人口众多自然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而民族的整体素质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姑且不说对于这些人的人文精神状态的整体研究，单纯从现象上来分析就可以看出整体人文精神缺失的严重性。根据2001 年10 月下旬公布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结果” ，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 4 % ，即每千人里只有14 人具备了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个结果，是中国科协在大陆范围内展开的第四次调查。现在这种素养的提高幅度也是不大的。应该有此类素养的人却不具备应有的东西。有些已经受到高等教育培养、似乎已经具有了较高的人文精神的人，或者已经位居一定级别的人，或者虽无官位，但身处要职，握“公家”实权的人等等，人文素质却很低下。社会舆论评论说: “教养是一种社会责任” ，“上下五千年了，道德建设，还是任重道远”。人文精神一直将人作为指向和尺度，把人本身存在的价值意义作为认识和实践的最高准则与目的。人文精神的本质在于对于精神境界的真善美和德慧双修的追求，有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人文精神的高下，反映并制约着国民文化素质的优劣。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在宋明以后特别是近世以来的失落，西方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的加强，“文革”又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造成极度的摧残，伴随着不成熟的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现状令人担忧，已成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建设人文精神的严重障碍。

传媒人文精神缺失的社会原因分析：

对新闻传媒人文精神的研究，是目前新闻理论界与业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新闻传媒的人文精神具体说来，是指新闻传媒应坚持民本思想，理性的批判精神与正确的导向作用，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大力弘扬现代人文精神，不为外物所奴役的主体精神，追求真理的求是精神，以及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自强创新精神等。然而，在现实的许多新闻报道中，我们常见到的是新闻传媒人文精神的缺失。如许多媒体运用抢眼的字词，甚至暴力、恶毒的语言，或是残酷、刺激的图片，意在追求感官刺激、造成轰动效应，从而吸引受众眼球。这实际上是媒体对公众的误导，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剥夺。 新闻传媒人文精神的缺失有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原因。一些新闻工作者缺乏最起码的伦理道德素养，对生命与人缺乏最基本的尊重与关爱，人文素质的低下等是个别记者的个人微观原因；在宏观上，社会亦有其诱因和背景。

大众文化的盛行解构了人类的主体精神：

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自90年代开始兴盛的大众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根本动力，新闻传媒尤其是电子媒介的迅速发展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文化背景及助推器。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使得信息获得的途径多元化，现代社会的人被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的滔滔洪水当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体上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降低了独立思考和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成为“电视人”与“容器人”。过度沉溺于“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的人们在喧嚣浮躁的社会中内心深处却是孤独、封闭、被动的。这种被动接受使得人们满足于媒体提供的“表层文化”，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逐渐地，人类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日益削弱甚至完全丧失，人逐渐成为丧失主体精神的被奴役者。 受众感官的异化扭曲了新闻价值的标准 媒体的“涵化分析”理论告诉我们，媒介长时期的报道所形成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受众逐渐习惯了一些媒体的麻木、冷酷、毫无人性的报道方式，在主动获得信息时，一些受众便会选择那些看起来带有猎奇、怪异甚至暴力字眼的新闻。这一点在网络媒体上表现得尤其突出，网络新闻以其极端化、似是而非的新闻标题来吸引受众点开阅读。到底是先有媒体的这种不良报道方式还是先有受众异化的感官？媒体说:并非我们有意制造煽情化，而是有人需要；而受众说:正是有了这样的媒体，才有了相关受众。这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 一样说不清道不明。然而客观地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相互作用并形成恶性循环，以往我们更关注媒介产品对受众的影响，其实受众对媒介产品的反作用同样不能忽视。经济利益的驱动模糊了新闻伦理道德 媒体一旦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必然注重经济效益。在如今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经营体制下，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许多媒体倾向于选择成本低廉又受到大众欢迎的信息，它比那些严肃的有参考决策价值的新闻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创造更多的利润，这就导致了新闻娱乐化倾向。在如今传媒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下，报纸呈杂志化、专刊化发展，有人说报纸行业已进入了“厚报”时代。然而使报纸变厚的并不都是新闻、资讯，还有许多其他形形色色的信息。除必须刊登的重要新闻外，报纸版面上充斥着外表似新闻，实则是报纸与被报道对象之间达成“交易”的公关稿、人情稿，这使得报纸的“喉舌”功能、舆论监督功能严重退化，使得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大打折扣。传媒自身运作机制的不足使记者误入个人利益的陷阱 在当今媒体的考评制度下，记者的薪酬与月见稿量是直接挂钩的。在绩效考核的驱动下，记者的心理更趋向于“经济效益”，他们会把完成发稿量的任务作为唯一目标，更倾向于挖掘那些容易吸引读者眼球的、具有轰动效应的、最易于见报的新闻事件，而不再会有记者愿 意花费时间、金钱、精力来做长达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调查报道，虽然这最能体现一个记者的价值与成就感、扩大报纸的影响力。 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新闻从业者对所在媒体的忠诚度也大大下降。2006年记者节前夕，《青年记者》编辑部与大众网联合针对新闻从业者做了“新闻从业状况网上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只有55%的人与所服务的媒体签订了聘用合同，仅有42%的被调查者所服务的媒体为其办理了“三险”。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媒体行业中劳动力一方在劳动关系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所服务媒体未能给员工提供各种保障，使得新闻从业者中的很多人都处在变动不居中。我国国内有些媒体采编人员的岗位流动率竟然高达10%，而正常的应保持在3～5%。过高的流动率易引起采编的短期行为，不利于媒体产品风格的稳定，而且易造成媒体内部不安定氛围。 传媒组织文化的缺位造成媒介内部不良氛围 传媒的组织文化是媒介从业人员在新闻报道、传媒运营中共有的核心理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传媒组织的核心理念包含公共利益优先、更高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诚信、创新等等。媒介是以精神产品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其组织文化也必然透过版面、屏幕和声波反映出来。受众在消费媒介产品的时候，能够真切地接触并且认同传媒的组织文化。因此，良好的传媒组织文化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同，增强媒体的公信力与权威性；而不良的传媒组织文化则是媒体滋生各种伦理道德问题的温床。

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高科技广泛地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世界经济高度增长，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文化工业方兴未艾，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通过各种媒体享受丰富多彩的娱乐，获得各种层次的愉悦。全球化加快了一体化进程，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流，新奇的异质文化满足着各民族求新求异的审美要求。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似乎说明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幸福越来越美好了。其实，这只是现实的一个方面。繁华背后，当今的人类社会存在着许多隐忧，人文精神的缺失就是令许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问题之一。当今社会人文精神缺失最突出的表现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现代工业提供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却使人的心灵和情感变得十分枯燥。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从事单一甚至单调的工作，片面地发展自己的某种能力，甚至有变成单面人的危险。人们追逐着实利和金钱，精神荒漠化，很少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人为功利所束缚，作了无穷欲望的奴隶，在充满变数的现实面前，感到危机四伏，精神压抑，不自由。黑格尔说：“人必须在周围世界里自由自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的个性必须能与自然和一切外在关系相安，才显得是自由的。”当人的内心不自由，不能自觉地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时，他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主体，也不能成为具有人文精神的审美主体。应当指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因为没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忽视人文教养，上面讲的一些负面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

当今人文精神缺失的另一个表现是大众文化勃兴。人们能更多享受艺术的背后却是艺术审美意蕴的丧失，受众审美感受能力的钝化。对大众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无论对大众文化肯定还是否定，大众文化的这样一个突出特征都是无可讳言的，大众文化机械复制压到个性创造，形象包装压倒意义追寻，给受众的感官刺激压倒精神启迪。大众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平面化、意义缺失是不争的事实。整天忙忙碌碌为实利奔波的大众沉湎于这样平面化的大众文化，精神如何能充实高尚起来呢？大众文化批量生产、机械复制，取的是大众平均化的审美趣味，不可能考虑到作为大众的一分子的个性要求，大众文化是缺乏个性的审美文化，这样的艺术对象生产出的主体，陶冶出的受众只能是缺乏审美个性，缺乏审美原创力和想象力的精神侏儒。在当今的中国，谈文化只知道时尚文化、商业文化，谈艺术只知道流行艺术、通俗艺术，这样的文化现象是令人焦虑的。

当代人文精神缺失的再一个表现是在全球化的声浪中，人们在享受异质文化新奇的快慰时，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淡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区域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不断扩大，发达地区、经济强势民族的文化如潮水般涌向欠发达地区、经济薄弱地区。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精神界精英惊呼民族文化有被外来文化吞噬的危险。优秀的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 化的冲击，发展举步维艰，几近湮灭，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受到挑战。大众在驳杂的良莠不齐的现代文化面前无所适从，有些则唯西方流行文化马首是瞻，趣味偏狭，价值观错位，精神迷惘，心灵混沌。于是，反文化现象泛滥成灾，人们无法实现自我民族的同一性，逐渐麻木了对“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真理的信仰。在我国，有人已尖锐指出，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我们已有失语的危险，话虽有些耸人听闻，但包含的合理之处却是发人深省的。

上述三种人文精神缺失的表现集中起来，就是人不能正确的对待人生，对待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人文关怀，说到底就是要关怀人怎样才生活得完美，生活的像“人”。我是谁？人的本质何在？生命的意义何在？怎样的人生境界才是理想的最高境界？古往今来，思想家们有着各种各样的严峻的思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从本质上看，是有意识的类存现在物，自由自觉地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他不仅有自然性和物质性，还有社会性和精神性。人不仅存在着，还思考着。人有意识和潜意识，有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人是一种自为的存在，人“还为自己而存在，观照自己，认识自己，思考自己”，人创造着生活，也欣赏，品味着生活，反思，探求着生活，生活是什么？生活在本质上是不断地追求真善美的实践活动。人生有各种境界，理想的境界是真善美统一的境界。美的境界是人生最高境界之一。人能像海德格尔借用诗人荷尔德林的话说的“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是人生活得有价值的重要标志之一。理想的人生，应当是美的人生。美是自由的形象显现。自由是 对自然的把握，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必然性的有机统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自由既指实践的自由，也指精神的自由。精神的自由需摆脱外物的奴役，摆脱世俗的利害感和功利性，审美地对待现实。人将自己的精神世界不断提升到这种人生的最高境界，就可以跃入大化中，与天地同和，与万物并生，达到新的天人合一。

审美境界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不能满足审美的需要，怎么能自我实现呢？现在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我们远离了这人生的理想境界。现在我们倡导审美教育，就是要帮助人们寻找那失去的精神家园，做完整的人，度过真正幸福的有价值的人生。

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失落，也不可能失落，对人文精神抱着乐观的态度。首先是一批青年作家抱怨，“不要动辄指责文学下滑了”。王朔“对有些人所讲的文学和文化上的滑坡很感怀疑，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什么样的外在环境都不会妨碍、影响人文精神的存在。人文精神要落到对自身的关注和关怀上，而现在的时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这正是新的人文精神形成的良好契机。 曲卫国认为，人文精神是不可能失落的，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类便不会停止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把握，所以实际上不存在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只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体系被剥夺了地位，即按某一占主导地位的思考形式所理解的人文精神的失落，换言之，依照当下的理解体系，已“无力解释新时期的人文精神。这种失落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由之，曲文又认为人文学科的危机也只是某种理解形式的危机，只是现存的人文学科体系对新的社会发展的解释能力出现了危机。 王蒙认为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并未存在过真正的人文精神。“一个未曾拥有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王朔也称“我们恐怕在文化上压根就没有辉煌过”。这种“乐观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反对把当今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市场转轨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王蒙认为：“很难断言市场正在吞噬高雅的或严肃的文化事业”，他反对把人文精神和文化的现状“说成漆黑一团”。他对目前的人文状况作了乐观的估计。

由此看来，我们对人文精神的传承是存在问题的，尽管极力争辩“未曾缺失”，可现实确实已经缺失。如果我们还不觉醒，还在为人文精神“未曾失落”据理力争的话，就不可理喻了。如果说我们“未曾拥有人文精神”，则是虚无主义，缺乏文化自信心的表现。

如何建构当下的人文精神？针当下的人文精神状况，无论是持悲观态度，还是持乐观态度，都强调了人文精神的具体建构问题，或主张重建，或主张发扬，大抵有以下几种提法：

（一）强调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独特地位和价值承担，强调人文学术的独立品格 蔡翔称，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是针对这种思想解放及商品大潮中的困惑，以求重新获得信念的支持和角色的重新定位。郜元宝说面对人文传统的积贫积弱以及社会文化的无序性和随意性，知识分子更应该义无反顾地为自己的学术和知识价值做点原始积累工作，即提倡建构“学统”。“知识分子应该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去”，“学统不存，遑论道统”。许纪霖说，为了建立学术的独立性和重构人文精神，必须首先解构传统的道统中心，让学术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独立出来，让人文精神具有超越政治功能的独立意义。期望建立一个不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将学术和政治“统”起来的新“道”，那就是人文精神。

（二）强调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社会的批判 陈思和认为知识分子学苏秦、张仪去做政治工具，以及把学术看作自我逃避的场所，都无法重建人文精神。他主张“人文精神只能在与时代的对话甚至龃龉中产生”。为此要在原来的庙堂意识、民间意识之外，再加入西方的向度，即把这三种价值系统统一起来，建立起现代知识分子的“新道统”。为了接通知识分子自己的知识传统和人文传统，他极力提倡从庙堂意识、广场意识退回到“岗位意识”。朱学勤补充说：“一个人文学者，不仅要把人文学科内的课题做好，做扎实，还要关注现实，关注今天的人文环境。”陈思和在后来的文章中进一步强调：“我所说的建立知识分子岗位，也就是着眼于知识分子面对经济大潮怎样使人文理想在自己的岗位上贯穿起来，即通过知识分子自身的学术活动和方式来工作，绝无有些朋友望文生义地把它解释成?退回书斋?的意思。”70 费振钟认为，重建人文精神，从最切近的目的上说，是今天知识分子的自救之道，是寻求再生之道。他认为，到中国传统文化人格和学术生活中去寻找再生力，似乎很可疑；而回到“五 四”的思路上，把现代西方人文哲学那套话语拿来用，也可能有一个久虚之人越补越虚的问题。他同时还对陈思和等人提出从“庙堂”和“广场”上撤下来，退回到“岗位”的提法表示异议，认为根据历史上道家、乾嘉学派等书斋文人的道路，回到书斋从事纯学术活动，把学术当作个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理由，有可能消解知识分子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以及由这种关怀产生的对现实的否定与批判。71 王岳川认为，在社会全面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活动起着总体调节制衡作用。健全的市场应有人文精神作背景，知识分子不应当弱化、虚脱化、痞子化，而应当拒绝堕落，拯救堕落。 肖同庆认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不能只是寻求超越于世俗社会心理之上的形而上的价值关怀，而是要在参与、体验、认同社会转型过程中，寻求引导、启示和转化的契机。目前人文精神需要的不是否定现实前提，而是承认现实前提的整合。他反对人文精神一味站在训导师的地位，企图以抽象的命题和理论的推演给社会强加规范和预设。这样只能事与愿违，人文精神也只能永远停留在知识分子个人操守的象牙塔内，难以形成有效的规范操作系统。

（三）很多学者强调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反而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强调应当控制和扭转市场经济下人文精神的滑坡 张汝伦、陈思和等人认为，人文精神危机的发生或者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不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才出现的，危机的根源可以上溯至“五四”、鸦片战争甚至晚明，所以，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市场经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物质生活环境的改善，在事实上应该成为人文精神的恢复和发扬的重要条件。“恰恰是今天时代环境为我们提供了重建人文精神的可能性。” 罗荣渠认为：“精神文化的滑坡是可以控制和扭转的，也就是说，经济高增长时期出现的人文生态危机是完全可以控制和扭转的。”为此他反对“自然优选论”（认为市场竞争是自然的优选工具，优胜劣汰），“经济繁荣自然带动文化发展论”，以及“商品大潮必然败坏世风论”。 袁伟时认为，知识分子投身市场经济，对人文精神的培养，积极意义远大于负面效应，这是由中国正处于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人文精神的复苏准备了物质基础，所以重建人文精神应当下决心做扎扎实实的基础研究，系统研究各自面对的领域，全面分析市场经济体制下各领域的改革。他强调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合理全面的教育，以民主和法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健康的文化氛围，这些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是现代人文精神赖以昌盛的基石。他指出，不要把人文精神的培植化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清谈，理想世界的建立和人文精神的培育，首先要落实在把中国人的素质（包括人格素质和文化素质）提高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水平上。 张曙光认为，重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人文精神”，无疑首先应当汲取传统人文精神中“申扬道德，反对物化”的合理内容，但是为了真正把握“人之为人”的根本和本质，必须全面地反映国民对于主要表现为富裕和文明生活的自觉自由的追求，而不能仅仅表达少数知识分子“高远”（或“终极”）的价值取向。人文精神作为现代的文化精神不应当成为“阳春白雪”，而应当具有广泛的民众性、普遍性，能够切实成为市民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整合剂和主导力量。 徐友渔认为，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中国当务之急，从长远和根本上说，中国的精神和文化建设有赖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张宇强调，新的价值体系必须以市场为关系、为基础，同时又要注意理想、教育和宣传，必须使利己与利他、个人与社会、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统一起来。另外，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首先有赖于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与创造。而一个完善、健全的市场，一个民主、强大、公正、廉洁的政府，是新的社会关系和价值体 系的保证。 李泽厚也强调知识分子要与主流文化、大众文化摆正关系，不要把自己看作是“救世主”，而要认识到，真正能够改变社会的还是经济力量。知识分子应当摆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学会做转型期社会中真正平等的一员。 吴富恒、狄其骢认为，西方科学文化与价值文化对立，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对立，都是由现代化实践引起的，我们应引起警惕，应将人文精神的回归和重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协调起来。文化投入市场经济，不仅文化受益于经济，而且经济将受益于文化。

（四）相当一部分学者认识到，今天的人文危机与近世以来片面毁谤传统有关，在重建当下的人文精神时应当重新认识和发掘我们民族的人文传统，以传统价值批判现代化的负面。郭齐勇认为：“几千年来儒家人文精神可供滋养现代心灵的宝贵资源，作为东方现代化源头活水的重视教育、尊师重道、重视道德人格素质培养等的传统美德，需要我们在新形势下重新认识和发掘。”这是调治当下的人文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综观全球各地区的现代化，呼唤本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以传统价值批判现代化的负面，几乎成为一大潮流，成为一个十分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所讲求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所提倡的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所尊崇的气节操守和道义担当，所重申的做人原则和治世原则，所阐扬的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现代与后现代的意义和全世界的普遍价值。”我们在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中，应当认识到“中国精神资源由于近世以来片面毁谤传统造成的严重匮乏”。无论“就社会层面的文化建设来说”，还是“就人的生存处境来说，从人生终极之地的安立来说，从寻找生命托付之所、安顿我们的人生来说，儒释道的人文价值理想，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值得认真地发掘和发展”。

（五）其他的观点：李泽厚在谈到“文化价值重建”时说，从古代一直到毛泽东，始终有一个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传统，即宗教、伦理、政治合一，表现为一种“泛道德主义”。“内圣外王之道”到“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应该解构它，即把政治和道德分开然后重建——既要民主政治，又要个人道德。另外，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伦理学，所谓“三纲五常”，它既是宗教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混合纠缠在一起。重构时也应把二者分开，一方面在法律意识之上培养社会道德，即使没有宗教性道德，做一个守法的国民便很好；另一方面也可以培养宗教性道德，中国无“上帝”，“爱人”（孔子的仁学）本身就是一种“绝对命令”，是你的安身立命，终极关怀，人生意义所在。 陶东风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出场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有完全相反的语境：后者是针对神权社会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天国走向人间，世俗化正是其核心诉求；而前者则是针对世俗化的趋势而提出的，其核心是从人间回到天国，以终极关怀、宗教精神拒斥世俗诉求。在中国，世俗精神与人文精神人为地对立起来了。他主张人文精神论者与世俗化的拥护者应当握手言和。王朔称：“有些人呼唤人文精神，实际上是要重建社会道德，可能还是一种陈腐的道德，这有可能又成为威胁人、窒息人的一种武器，如果是这样的人文精神，那我们可以永远不要。”王蒙认为应该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之果。

徐志坚在《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所说：“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们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等一系列命题的自我意识，这便是人文本体，人文本体是决定着人文世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客观依据。” 而人文本体——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正是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使用的人文精神的概念和内涵有所区别的关键。因此，在不同的时代，人文精神的特点和重点是不同的，它反映的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人性观、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

一个人是否具备人文精神，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判断：

一是看是否关注人的存在。

二是看是否关注人的发展。

三是看是否关注人类历史。

关注人的存在，是人文精神的浅层意义，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很多时候，我们心里只有制度、规则、方案，就是没有人。这种“目中无人”，“心中无人”的例子太多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车开到路中间，一个人突然出现在面前，是要继续前进还是要踩刹车？如果继续前行，就算撞死了人，充其量也只是“过失致人死亡”。但请记住：那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身上集中了一系列社会关系。无视他的存在，会带来很多麻烦。

关注人的发展，不仅要关注现实中的人和人的现状，还要关注人的未来和未来的人。比如采矿，矿区老百姓已经移民了，他们已经领取了移民安置款，搬进了新居，再也不用耕种土地为生。但是我们可曾想过：矿采完了，下一代人采什么？移民们是否已经掌握了新的生存技能？如果没有，他们又怎样维持生活？这不是给几个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就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一方面约束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大众的意识深层。是有坚持力、不怕困难、不辞辛劳、勇于创新的精神。

科学精神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属性的社会精神财富。从内涵看，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Merton）从约束和调节科学家的行为规范的角度，曾提出著名的科学的精神气质的概念，把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和有条件的怀疑列为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性有两个含义：第一，科学的标准是客观的，并不取决于倡导者的个人属性或社会属性；第二，科学向任何有才能的人敞开大门。社团性意味着科学发现是社会协作的产物。不谋私利可以理解为无偏见，它建立在科学的公众性和可检验性的基础上。有条件的怀疑强调不偏不倚的调查研究，向“自然和社会的每一个方面的事实提出疑问”。

很显然，默顿的科学精神指的是科学家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家的价值观是科学家在进行研究、实验和科学发现过程中所遵循的态度、行为规范、人生取向，是一种科学家的精神气质或科学家精神。科学精神虽然与之密切相关，两者有共同之处，但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科学精神的内涵更广泛、更丰富。综合各家之说，我认为科学精神主要包括求真求实的探索求证精神、尊重原理基础上的开拓创新精神、团队环境中的竞争协作精神。这样一些精神，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拓展，不断向社会辐射、弥散、渗透，成为极为重要的时代精神。

1、科学精神的基础-----探索与求证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探索精神和求证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基础，不仅因为事实是科学的基础，而且因为事实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有时不以本来面目出现，比如微观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很难准确测定，宇观世界的事实也很难亲往检验，有时眼见不一定为实等。但这并不能否定事实基础，而是要求我们进行更加细致的探索和研究，对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探索求真工作，才能得到真实的结论；同时还由于真理是不可穷尽的，在一定条件下的真理，在另一种条件下就有可能出现谬误。科学事实的这些发展变化，一方面表明科学事实更丰富多样，更深入更精确，从而为科学提供更坚实更广阔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表明，科学事实作为科学的基础，不像经典时期那样直接明显了，往往要经过诸多中间环节，有时具有极大的隐蔽性。这就为我们探索科学事实，对事物表象的求证带来一定的难度，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据此而否定事实是科学的基础。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

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是与弄虚作假的反科学精神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许多科学工作者为我们树立了尊重事实的风范，但总有极少数人弄虚作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有些所谓的科学发现并非真正的科学家所为，而是一些披着科学外衣的人，为了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作出的欺骗行为。早在19世纪中叶，欧洲一些自称能“通神”、通灵”的降神术士或神媒曾呈一时风头，一些缺乏科学精神的善良的人们，受蒙蔽而成了他们虔诚的信徒。耐人寻味的是，像华莱士（wallace）、克鲁克斯（Crookes）这样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也陷了进去，成了唯灵论的热心宣传者。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亲眼听见的“事实”决不会是假的，而没有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求证。

由此可见，真正具备科学精神的人，往往是那些掌握和很好地运用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的人，科学精神是长期进行科学实践的结果，决不会凭空产生。这从当代伪劣科技曾经甚嚣一时也可得到间接的证明。

100多年后，类似的闹剧似乎以更大的规模转在中华大地重演。什么“永动机”、“水变油”、“W型超浅水船”、“W技术”、“信息茶”等等，横行一时。一些厂长、经理，在看了“水变油”的表演之后，信以为真，不惜血本投入到所谓“中国第五大发明”的开发。有的大学校长甚至上书中央，郑重其事地建议予以“开发”。更多的人在看了特异功能“大师”的表演后，也深信不疑。他们总说是“亲眼所见，怎么会有假呢？”有的科学家还心甘情愿配合“大师”进行试验，试图加以论证。那些“发明家”、“大师”更是振振有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家亲眼所见，还能有假吗？

对此，恩格斯曾作过深刻的剖析，指出：“蔑视一切理论,不相信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论”， “是从自然科学到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途径。”因此，求证的精神不仅要有事实的基础，还要避免陷入“眼见为实”的误区。许多事例说明，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陷入伪科学的圈套，主要原因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亲眼所见代替亲自实践，结果有的人一世英名附诸东流。这再次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科学发现应该是可证实或证伪的，实验是可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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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精神的核心-----原理与创新

科学精神的实质表现在，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对这种规律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对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的掌握。科学探索和求证的过程也就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内在的科学原理的过程，在掌握事物发展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去从事工作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同时，科学总是要有创新才有发展，也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不断揭示和发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规律，通过人类的活动，不断推动社会的向前发展。但科学的这种创新必须建立在遵循事物的基本规律、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当今社会创新漫天飞，弄不好反而会毁了创新，会落入伪科学、伪创新的陷阱。历史一再证明，违背科学原理和无法求证的创新，很可能是时髦的附庸。由此可见，原理精神和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核心。

在科学史上和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科学原理进行创新、取得发明成果的事例比比皆是，而违背科学原理，打着科学旗号招摇撞骗，最后撞得头破血流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没有电磁感应原理的发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电气化和电子信息技术革命；没有热力学三定律的发现，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机械化革命；而没有牛顿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及爱因斯坦的质能转换原理，就不会有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的太空遨游，没有原子弹的爆炸和核能的利用。

“科学总是在现实与现有理论不再符合时，获得突破的”。19世纪末，正当人们沉浸于物理学的完美的理论体系而欢乐淘醉时，物理学的天空却飘来了“两朵乌云”，使经典物理学陷入危机。第一朵乌云是迈克尔逊实验的失败，宣告“以太”说的破灭（近来，世界科学前沿有种理论认为，宇宙中存在“第五种力”，或存在零点场和零点能。有的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以太”的复活。但目前仍无实物证据）À；第二朵乌云是与黑体辐射有关的所谓“紫外灾难”。随后的物理学的发展正是从这里撕开了口子，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首先由19世纪末物理学的三大发现，揭开了轰轰烈烈的现代物理学革命的序幕，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则把人们带入现代物理学的天空。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回首往事，当时物理学界的一些著名专家曾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落成，今后物理学的任务只是进一步精确化，即在一些细节上做一些补充和修正，使已知公式中的各个常数测得更加精确一点。”由于牛顿力学无与伦比的成功，人们普遍相信科学的大厦已由牛顿牢固地构筑完成。英国诗人蒲柏（Pope）为牛顿墓志铭撰写的诗句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大自然和它的法则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都已照亮”。 法国的圣西门（Saint Simon）甚至建议成立“牛顿会议”，用它作为最高权力机构来治理全世界。到19世纪末，在绝大多数科学家的心目中，科学的天空一碧如洗，万里无云，牛顿力学的太阳骄傲地照耀着。如果以这种思想来进行以后的物理学研究，虽然是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工作，也坚持了原理精神，但却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失去了创新精神，这样也就不会有此后现代物理学的轰轰烈烈的发展了。所以，原理精神与创新精神都是科学精神的核心，两者缺一不可。

没有创新就没有科学，江泽民在1995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是他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和莫大鼓励，也是对科学的创新精神的高度评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创新精神的激励，江泽民同志结合当代党建工作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三个代表”的著名论断，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既要提倡科学创新，又要反对脱离实际、违背科学原理的盲目“创新”；既要为创新者提供必要条件，鼓励科学创新，又要坚决揭露和抵制一些实则是伪科学的所谓创新。科学的创新精神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正如江泽民所指出：“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必须在科技方面掌握自己的命运。”可见，我们要提倡创新精神，树立和鼓励创新意识，提高和发展创新能力。这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3、科学精神的体现-----竞争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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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实求真也好，开拓创新也好，在科学已经社会化、进入“大科学”的现时代，特别需要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通过协作与竞争来取得重大的发展。科技发展如此，社会经济发展亦莫不如是。科学精神中的竞争与协作精神，无论在今后的科学研究中，抑或在生产实践和经济建设中，都具有普遍的意义。

在科学基本上还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活动的“小科学”时期，许多发明创造也只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现在，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科学已经发展到国家规模，乃至国际规模，专业的科技队伍已壮大到以千万计，如果没有一种团结、民主和协作的精神，是很难取得高质量的成果的。同样，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缺乏竞争的机制，也很难产生高效率和高效益。因此，团结协作和公平竞争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成分和发挥发扬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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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竞争集中表现在科技方面的竞争，表现在各国科学家或科学集体之间的竞争，表现在与之相关的制度、机制、投入、教育等各种环境的竞争。有重大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的课题，常常会出现若干科学集体同时研究的情况，想“独家经营”已不大可能。这些集体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丁肇中在领导欧洲原子能小组追寻J粒子的过程中，就与美国的一个小组你追我赶，差不多同时发现了J粒子。50年代初，鲍林（Pau1ing）、威尔金斯（Wilkins）和沃森（Watson）、克里克（Crick）等人，为揭示遗传物质基础DNA的结构，展开了激动人心的“双螺旋竞争”。在此前后，桑格尔、鲍林、佩鲁斯、肯德鲁等研究组还为解开蛋白质的结构之谜而紧张地角逐。从1955年到1976年，以吉尔曼（Guillemain）为首和以沙利（schi1v）为首的两个集体，在分离和鉴定下丘脑激素的坎坷过程中，持续竞争了整整21年！当前，在高温超导、克隆动物、电脑软件等方面，竞争也十分激烈。

如果说竞争是科技发展的动力，那么，协作则是科技发展的合力，是现代科技发展和事业成功的必不可少的科学精神。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众所周知的“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计划”，就是众多的科学家和科技团队协同作战的成果，是科学的协作精神发挥极至的典型。曼哈顿工程动员了15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涉及数百个单位，历时近5年，耗资十几亿美元。阿波罗计划动员了42万人，有120余所大学和2万多家工厂参加，历时近10年，耗资约300亿美元。规模如此巨大、如此复杂的工程，没有科学的协作精神是难以想象的。我国科学家历来有着团结协作的光荣传统，建国初期，在经济困难，科研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我国科学家相继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以及“银河”计算机系列等高新科技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不要、能不能搞好团结协作？强调协作精神是否就意味着不要竞争、不要个人利益呢？市场经济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强调竞争、强调个人利益，但并不排斥合作、交流与协作；而倘若把团结协作理解为排斥竞争，否定个人利益，就不仅违背协作精神的本质，同时也会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所不容。团队精神、协作精神并不排斥竞争，而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必要因素和必要补充。协作精神也不否定个人利益。在发扬协作精神的时候，要充分注意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还要鼓励和保护个人利益（如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另一方面，我们并不否认团队精神有时需要暂时牺牲一些个人利益，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但这正是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所必须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也能够搞好团结协作，发扬团队精神，同时又要注意调节好竞争与协作、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市场机制把各自不同的个人利益调节、凝聚成为团队和集体的共同利益，是民主对话和交流、团结竞争与协作的科学精神实现的长远保障，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该大力提倡和发扬团队精神。

三、科学精神把人类带入理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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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理性社会到理性社会是人类文明史的伟大转折,是科学精神诞生的标志。这一转折的起点应该归功于“日心说”的创立。“日心说”的创立者及维护者们----哥白尼、布鲁诺、加利略……，他们为把人类带入一个理性社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迎来了充满科学精神的光明世界。

自从科学精神来到这个世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系列运动规律就逐渐地被揭示出来了。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建立了完美的物理学大厦，爱因斯坦开辟了太空发展的道路；在社会科学领域，亚当.斯密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利益机制，马克思则揭示了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文化艺术领域，达。芬奇、莎士比亚、贝多芬。。。一批精英脱颖而出，新成果层出不穷……

理性社会与非理性社会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具备科学精神，在于如何对待客观存在，更进一步地在于对人的态度。在理性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人，人性得到充分肯定，人的利益受到充分尊重，人的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得到高度解放。所以，300年来，凡是进入理性社会的国家，科学发现层出不穷，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社会迅速发展。在非理性社会，人是君王的奴仆，人性被扭曲，人的利益被否定，人的创造性受到严重的压抑，人的聪明才智被牢牢地束缚。所以，人类社会在非理性的几千年，发展十分缓慢。尚未进入理性社会的国家，人的素质得不到根本改善，与重大的科学发现和重大的技术发明无缘，社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不具备科学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不具备科学精神的团体是没有竞争力的，不具备科学精神的个人与科学发现无缘。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是进入科学前沿的钥匙，是社会文明的基石，是文化昌盛的沃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虽然有了科学精神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科学精神，就一定不会是科学的宠儿。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人们组织和充份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民主国家定期举行全体公民参与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民主国家的选举不会成为独裁者或单一政党的门面装饰，而是争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民主使政府遵循法治，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其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民主体制多种多样，反映着每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决定民主体制的是其基本原则，而不是某种特定形式。在民主国家，公民不仅享有权利，而且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得到保护。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国家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而且时常无法达成共识。用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话说："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发展的障碍。"

　　民主意识上升到精神层面，内化为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就是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