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是一个拥有丰富多样性的民族，包含多个族群分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众多不同的族群，这些族群在不同地区因地理环境、历史遭遇等因素，在语言、服饰、习俗等方面呈现出一定差异。比如在我国，根据语言、地域、服饰等特征，有青苗、红苗、白苗、黑苗、花苗等不同称谓的分支，有“五花十八苗”（不要推断为贬义，此处不含贬义！）之说。在国外，如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以及美国等，也分布着不同特点的苗族群体。

一.不同族群特色

1.服饰差异

（1）花苗：主要分布在贵州中部、西部以及云南、四川等地部分区域。其服饰特点鲜明，衣服上绣有五彩斑斓的花纹图案，花纹多以几何图形为主，色彩丰富艳丽，绣工精细，图案内容往往包含了苗族的历史、神话、传说等元素，像是蝴蝶妈妈、枫木神话等故事都能在服饰图案中找到体现。

①大花苗族

大花苗族是苗族的重要支系，自称“阿卯”，主要分布于中国贵州、云南、湖南等省的高寒山区，人口约40余万，以传统服饰“大花衣”和基督教信仰为显著特征。大花苗族属苗族西部方言滇东北次方言群体，‌核心聚居区包括贵州威宁、赫章、六盘水及云南昭通、永善等地‌，其中云南境内约8.3万人。该支系多分布于偏远高寒山区，交通不便，‌苗语仍是主要交际工具‌，汉语使用较少。‌‌

传统“大花衣”由披肩和花褂组成，‌纹饰以蜡染、扎染、刺绣工艺制成‌，图案象征山川河流与故土记忆（如背牌中部代表“直米力城”平原）。‌‌盛装采用麻布或棉布，通过植物染料（如蓝靛、核桃根）染色，‌每件服饰均为手工制作，具有独特性‌，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诗”。‌‌‌‌

芦笙舞是大花苗族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大迁徙舞在节日和婚丧仪式中广泛演跳‌，承载族群历史。‌‌其婚姻为一夫一妻制，丧偶可再婚；圣诞节为年度最盛大节庆，如贵州冉家麻窝苗寨会举行大型庆祝活动。‌‌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与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合作创制‌柏格理苗文‌，用于黔西北、滇东北教会，20世纪80年代掌握者约5万人。‌‌

基督教对大花苗族影响深远‌，19世纪末传入后信徒比例显著，如云南昭通市大花苗信徒超50%，部分县达90%。‌‌

传说为蚩尤九黎部落后裔，‌古歌中保留大量战争场景描述‌，反映骁勇传统。‌‌清代部分族群迁入云南永善等地，‌延续农牧生活‌，威宁地区仍存原始古俗。‌‌

②小花苗族

小花苗族小花苗是苗族的重要支系，主要分布在贵州省普安县、水城县、赫章县等地，其文化以传统服饰制作技艺和民俗活动为核心。服饰以蜡染、刺绣工艺闻名，图案记录迁徙历史与自然景观，被列入州级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跳花节作为其代表性节庆，兼具祭祀祖先与凝聚族群功能，活动规模覆盖数万人。芦笙舞中的“箐鸡舞”融合战争与生产元素，展现独特艺术风格。

贵定县小花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定县各乡镇，聚居在德新镇风景村（距县城约15公里）及三岔田、米孔、牛屎寨、饿鬼山、养客田、茅草坪、燕子洞、大石头等8个自然村寨，苗族人口占本村人口数的95%，总人口逾万人。该族群自称为"miao31"，汉称"花苗"，保留着语言、服饰及传统风俗，分布区域涵盖光明村、新铺乡等毗连村寨，聚居特征在清水江流域大花水库区尤为显著。

该族群音乐包含古歌调、民歌调及器乐演奏，芦笙作为核心乐器可追溯至唐代文献记载。舞蹈以芦笙舞为主，包括反映农业生产的《播种舞》等新创舞蹈，"长衫龙"芦笙舞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工艺美术以挑花和蜡染为特色，挑花采用十字针法及几何纹样，蜡染工艺沿用唐代"点蜡幔"技术，图案多取材植物花卉。

（2）青苗：苗族的一支。名称始见于清代。以服装尚青而得名。操苗语之川黔滇方言。主要分布在黔中、黔西、川南、云南等地。居平远(今贵州织金)者又称“箐苗”。青苗多居住在贵州西部、中部及云南等地。青苗的服饰以青色为主色调，妇女的百褶裙多为青色或蓝色，上面会绣有一些简单而精美的图案，整体风格简洁大方。其上衣的袖口、领口等部位会有一些挑花装饰，颜色相对较为素雅。

箐苗是贵州省特有的地名实体，因当地聚居的苗族支系长期生活在高山箐林而得名。该地名主要分布于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毕节市纳雍县与织金县交界区域，涵盖大箐村、猪拱箐等多处地理实体。其命名方式体现了苗族支系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黔西北地区现存箐苗跳花节、箐鸡舞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红苗：红苗是苗族的重要分支，因服饰及头饰以红色为主而得名，主要分布于贵州省的桐梓、荔波、习水，重庆万盛区以及湖南城步等地。红苗在服饰、习俗、节庆活动等方面具有独特文化特色。红苗服饰以红色头帕和百褶裙为特色，制作工艺复杂，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象征 。其传统文化包括踩山会、红苗婚礼等节庆活动，其中踩山会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红苗与黑苗共同崇拜枫香树，语言上保留湘西口音或使用濒危的坝哪语。红苗文化融合自然风光与民俗活动，成为民族特色旅游的重要资源。集中在湖南西部、贵州松桃以及重庆秀山等地。红苗服饰以红色为主要特征，妇女的头帕、腰带等多为红色。她们的服饰装饰较为华丽，银饰佩戴较多，银冠、银项圈、银手镯等银光闪闪，与红色的服饰相互映衬，显得格外耀眼。

（4）白苗：白苗是苗族重要分支，据九黎部落南迁历史考证属于蚩尤直系后裔，在苗族内部与黑苗、青苗等同属"五苗"核心支系。该群体主要分布于中国云贵高原及东南亚地区，使用川滇黔方言苗语，服饰以白色基调搭配蜡染刺绣为显著特征。其文化体系包含独特的银饰工艺、芦笙节庆和迁徙史诗，在越南、老挝等国的苗族社群中占据主体地位。截至2016年统计，云南文山州白苗人口占当地苗族总人口60%以上。

（5）黑苗：黑苗是苗族的重要支系之一，其先祖可追溯至蚩尤部落，历史上因迁徙逐步定居于贵州等地。该族群主要分布于中国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其中贵州省望谟县、黎平县及周边区域是其主要聚居地。黑苗文化特征鲜明，服饰以黑色为主调，语言属苗语黔东方言和川滇黔方言。并保留了传统竹编技艺等文化遗产。分布地区贵州、华南及东南亚方言类别黔东方言、川滇黔方言，服饰特征以黑色为主调，传统技艺竹编工艺，族群起源蚩尤后裔，聚居特点多居住于高山地带。黑苗先祖最早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属蚩尤九黎部落分支。因历史上多次战乱被迫三次大规模迁徙，最终定居于贵州省望谟县麻山等高山区域 。分布与人口播报编辑截至2018年，贵州省黎平县的黑苗人口约8万，占当地总人口的15%，为该县第二大民族。苗族支系较多，包括黑苗、花衣苗、短裙苗、草苗等。黑苗、花衣苗和短裙苗主要分布在尚重、平寨、德化和大稼等与贵州省榕江、剑河等县接壤的乡镇。安龙县的黑苗群体则分为自称"黑本家"的黔东方言支系和"白本家"的川滇黔方言支系。文化特征播报编辑语言：使用苗语，分属黔东方言和川滇黔方言两大体系。按服饰颜色划为黑苗，与他称"白苗""青苗"等形成鲜明对比。因居住地资源匮乏，发展出独特的竹编工艺以解决日常生活需求，社会习俗播报编辑黑苗保留了大量口头文学传统，包括古歌、情歌及芦笙舞等民间艺术形式，其社会组织中曾存在"蛊婆"等特殊角色，这一习俗在部分文献中被提及。

（6）长角苗：自称“蒙茸”（苗文写作hmongb rongt）,多数学者认为其属于箐苗支。长角苗大约有4千多人，住在梭戛高山上的12个寨子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一直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苗寨依山而建，土墙茅房，原始质朴、纺纱织布，画蜡刺绣，飞针走线缝制美丽的衣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民风民俗保持完整，民族文化深厚，堪称人类活化石。长角苗身着传统的民族服饰，上身是白底蓝花的蜡染短衣，下穿黑底、红白横边的百褶裙，身后还拖着条画绣片，身前挂一个羊毛毡护兜。长角苗妇女们用木桶背水，用稻草制成针线包。女孩五六岁就要学绣花，八九岁便操持着学蜡染，先是用扁平的蜡刀点沾蜡液，在细白布上勾画记熟的图案，然后将画好的布放入染缸染色，再用水煮去蜡，一块上好的“花布”便呈现出来了。“长角苗”是梭戛苗族的他称，因这一苗族支系的妇女用一支木制长角以及亡故祖先的头发伴之以黑麻毛线束成发簪，装束极为奇特，形似长角，故得名。

（7）喇叭苗：又称“老叭苗”，其祖先在明朝时期被称为“朗笆子”或“喇叭子”，这个称呼可能与他们的服饰或头饰有关。然而，这个称呼在当地人看来带有贬义，因此他们并不认可。后来，这个族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族群认同，并开始自称为“喇叭族”或“湖广族”。

喇叭苗的族源可以追溯到明朝的洪武年间，他们的祖先从江西等地迁移到贵州定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受到了当地其他民族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喇叭苗服饰色彩鲜艳，注重细节装饰，尤其是妇女的头饰非常精美。他们的服饰和头饰都有着独特的寓意和象征意义，比如红色代表喜庆和幸福，黑色代表悲痛和哀思。

喇叭苗的歌舞也非常有特色，常常在节庆或婚礼等场合表演。他们的歌舞形式多样，有舞龙、舞狮、舞鼓等，都富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在节庆方面，喇叭苗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三月三”节、花山节等。

其实，从来源上看，喇叭苗和屯堡人、穿青人有相似之处。

穿青人早期叫“里民子”，也叫“羡民”或“县民”，后期叫“穿青”，他们并没有自称的专名，有时也称“大脚板的”。之所以称为“土人”，是因为他们“居土日久”，是明朝汉族征南将士与当地土族的后代，“因而自认和当地汉人有区别，传统服饰尚青色，普遍使用贵州通行的官话，解放后，穿青人要求承认其为少数民族。例如贵州的穿青、广西的六甲等。”（见1978年9月，政协全国委员会民族工作组《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穿青人是一个主要分布在贵州西北地区，人员相对集中的“未识别民族”。在部分穿青人的家谱、墓碑记载和传说中，他们的祖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 。其渊源存在诸多争议，近年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研究。现如今，穿青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毕节市、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黔西南州、黔南州等六个市（州）所属的二十多个县（市、区）。此外云南镇雄一带也有人自称是穿青人，可惜的是如今他们身份证上的民族栏标注的大都是白族，云南省境内的官方数据已无穿青人这一待定民族。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穿青人人口数量约六十七万人，其中，毕节市的织金、纳雍两县在当时已分别超过二十万。

“穿青”这个名称主要是用来区别于称为“穿兰”的汉人，这个名称始见于清代的文献记载中。当地各少数民族并不称他们作“穿青”，而是在汉人的名称前加个形容词，如“白汉人”、“大脚汉人”、“篙子杆汉人”、“吃荞麦的汉人”、“穿大袖子的汉人”、“当里民的汉人”等，由此可见，当地各少数民族是将他们视为有一些特点的汉人（见1995年中国民族出版社黄光学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但是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于1985年在《贵州穿青人民族成分问题的重新调查报告》中的附件七《一九五五年调查报告的失真与弊病》反驳了这个观点：穿青人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都将汉人视为“穿兰”，而且历代官方都把穿青人和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共同视为“夷属”“苗属”“诸夷”之类，“穿青是一个单一的少数民族，不是汉族”，所谓少数民族“认同穿青人是汉人一部分的”的称呼是翻译有误，其实指的是该群体的汉化程度 。

解放不久，大方、纳雍、织金的穿青地主曾召开过会议。因为当时他们听说少数民族地区不像汉族地区一般要进行土地改革，所以酝酿和鼓动穿青要求少数民族待遇。据说“穿青族”的名称是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名称群众是不满意的（见费孝通《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分调查报告》）。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队穿青识别组于1985年在《贵州穿青人民族成分问题的重新调查报告》中反驳了费老的这个观点，认为“穿青”的名称自古有之。据明朝史志记载，穿青人的族称早期叫“土人”，又叫“里民子”。称为“土人”，是因为他们“居土日久”，是贵州的土著民族，这是以居住的历史状况来称呼的；称为“里民子”，是因为他们先民与早期“里人”（亦泛称“僚”）有关，这些就是其历史源流来称呼的。而穿青人这个名称在官方记载最早见于乾隆《威宁州志》，继后是光绪《平选州续志》和民国《大定县志》、《镇宁县志》、《平坝县志》。《平远州续志》和《大定县志》是在记述同治初年农民起义时提到的，是因其“衣尚青”，所以“又曰穿青”。在《镇宁县志》则把“穿青”作为该县的独立民族载入史册；在民间记载方面，清康熙三年吴三桂平水西之后流传于民间的木刻唱本《水西传》记有了“穿青”这个民族，并与水西境内的彝族、苗族、仡佬族、龙家人、蔡家人、羿人、白族、仲家（布依族的一支）等八个民族并列，统称“九种夷蛮”。由历史文献可知“穿青”这个名称，至迟在清初就有了。

早在20世纪80年代，“穿青人”就已经以“青”、“青族”或“穿青人”写上第一代居民身份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仍然印着“穿青人”三字，全国火车票、机票、酒店宾馆等通行无阻。有2015年《贵州省公民民族成分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22条、2015年《中国公民民族成分登记管理办法》第19条、2003年公安部118号文件《关于对贵州省革家人和穿青人居民身份证民族项目内容填写问题的批复》及1986年《中共贵州省委常委办公室会议纪要》等文件作为政策依据，今后仍然继续作为独立的“穿青人”来对待。

关于穿青人的族源由来，学术界和民间向来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有以下三种：

土著说：认为穿青人和历史上的僚人一样，是发源于贵州的原生民族。这种观点以贵州民族研究专家为代表，穿青人内部的一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士也持该观点。（见1985年《贵州穿青人民族成分问题的重新调查报告》及2003年织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内部著作《穿青人历史与文化》）

分支说：认为穿青人是汉族的一支，是明朝征讨云南时迁移到贵州的随军汉人，由于地理隔绝等诸多因素形成的一个集团。持这种观点的为以民族识别专家费孝通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见1955年费孝通《贵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分问题调查报告》）

混合群体说：认为穿青人是明代汉族移民与当地土人（即汉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少数民族）互相通婚融合后形成的，处于汉族社会与少数民族社会之间。这是21世纪以来中央民族大学部分学者的观点。（见2006年《穿青人问题研究》）

屯堡人是贵州安顺地区的汉族群体，为明代“调北征南”军屯后裔，保留着明代江南地区的服饰、建筑与习俗。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军平定西南后设卫所屯田，形成军屯、民屯等聚落，其后代逐渐发展为屯堡人。他们主要聚居在西秀区七眼桥、大西桥等区域，现存40余个保存完明代风貌的村寨，其中云山屯、本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屯堡妇女服饰延续明代“凤阳汉装”，穿青蓝色宽袍窄袖长衫，腰系丝头系腰，头包青纱并插玉簪，足穿翘头绣花鞋。村寨采用石木结构，兼具防御功能与江南庭院风格，形成“九街十八巷”布局。地戏以军事题材为主，佩戴木刻面具演出傩戏，被称为明代军傩遗风。语言保留明代江南口音，婚俗与宗族制度维系文化传承。当代通过考古调查、非遗保护及文旅融合等方式延续屯堡文化特色。明代是云贵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时代。朱元璋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派30万大军进攻西南，消灭了元朝残余势力，并把军队留在云贵地区，又下令将留戍者的父母妻子儿女全部送到戍地。在当地，军队的驻防地称为“屯”，移民的居住地称为“堡”，他们的后裔就叫做“屯堡人”。600年过去了，屯堡民居的建筑、服饰以及娱乐方式等依然沿袭着明代的文化习俗。

屯堡地区妇女的服装非常特别，多以青、蓝色为主，样式为宽袍窄袖并且不加花边。据当地的老人讲，屯堡妇女的服饰是传承了明太祖朱元璋夫人“马大脚”的服饰。俗称“凤阳汉装”。这些服饰从安徽传来，如今在安徽当地早已失传，但是在屯堡却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种服装在当地不仅仅作为节日或祭祀的礼仪服饰，在日常生活中、劳作时都穿着。屯堡当地的妇女都是自己在家纺布、漂色，再亲手缝制衣服的。这种衣服如今已经成为屯堡的一种标志。

安顺居黔中腹地。位于云贵高原东侧梯级状大斜坡地带中部，地当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分水岭上。这里气候宜人，属北亚热带季风湿润类型，降雨充沛，是贵州高原相对比较平坦的山谷盆地。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孕育了安顺的奇山秀水，打造出气势磅礴的黄果树瀑布、鬼斧神工的龙宫、绵延雄阔的花江大峡谷等风景名胜。

元朝时，“安顺”一名首次出现在地方典籍之中。“安顺”二字，在统治者看来当为”招安顺服”、“达安从顺”之意，让这一方的人民永远臣服于元朝的权威之下。进入明代，历史的风云把安顺卷入了纷飞战火之中。朱元璋为率疆一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派大将汤和率兵南征贵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征南将军率30万大军第一次“调北征南”。征南战事一直延续了许多年，军事镇压的结果，并未制服西南，反叛之火不时重燃，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采纳大臣意见，以征剿与安抚相结合的策略，除置官设卫外，推行屯田制度，按三比七的比例，三成军队驻扎城市，七成军队屯驻农村，并按总旗每人领种田地24亩，小旗每人领种20亩，屯军每人领种18亩的比例发给田地，使屯军和家属就此立寨安居。此外，明王朝又以“调北填南”的举措，从中原、湖广、江南等省强行征调大批农民、工匠、役夫、商贾、犯官等迁来黔中，名曰“移民就宽乡”，发给农具、耕牛、种子、田地，以三年不纳税的优惠政策，就地聚族而居，与屯军一起，形成军屯军堡、民屯民堡、商屯商堡，构成安顺一带独特的汉族社会群体──安顺屯堡。

生活在这一社会区域的人，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特殊的生活环境，特别的习俗民风，特有的艺术文化，他们所居住的村寨又特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官、哨、卫、所、关、卡、旗等命名，故此，“迨制既废，不复能再以军字呼此种人，惟其住居地名未改，于是遂以其住居名而名之屯堡人”（《安平县志·民生志》）除史书记载外，众多家谱的记载，足证安顺屯堡人实系“明代屯军之裔嗣”。随着时代的变迁、屯田的废除、移民的涌入，本来意义上的屯堡有所扩大，在以安顺为中心，东到平坝，西到镇宁和关岭，南到紫云，北到普定，方圆13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散布屯堡村寨达数百个，人口有约30万人。明朝皇帝“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的举措，不仅实现了明王朝镇压反叛、巩固统治的军事目的，而且屯军移民带来的江南先进耕作技术，也促进了安顺的发展。屯堡人虽然来自中原和江南各省，但同一目的、同一命运、同一生存的需要，人众聚族而居，村寨连缀成片，逐渐形成有别于当地民族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屯堡文化，构成安顺多元文化中耐人寻味的一元。

为何只有安顺形成独具特色保持明代遗风的屯堡人及屯堡文化呢？

其一，是安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这里虽位于贵州高原海拔1000米左右的地方，但峰林峡谷间都有大片的平坦盆地，加上充沛的水源，亚热带多雨温暖的气候，地位优势所带来的相对发达的交通。在安顺这片土地上，高度密集的屯堡群落，成为西南一带屯堡最集中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聚族而居世代相守，对屯堡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二，实行屯田制以后，大批的屯田官兵集中连片，保持着军队的体制，平时以耕种为主，并负责保卫周边的区域；一旦发生战争，则整装开上前线。这种自成体系亦兵亦农的建制，不同于正规军队可以调动、换防。一份份“愚忠”换来了搬不走的土地和家园。这种命运的安排，面对周边矛盾尖锐的环境，同为“远在异乡为异客”的心理，一种大老乡的文化认同感，就把这些来自安徽、江苏、江西、河南、湖北等地的“老乡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传递着同一文化信息同一表现形态。在相对固定的生活圈互动互助，共同塑造了屯堡文化的魂。

其三，明代在安顺推行屯田制，多是以一个家族或几大姓来设屯建堡。明朝皇帝非常清楚传统的宗法思想所产生的内聚合力和外在张力，能汇聚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实施“填南”方略，以家族为主体来建构屯堡片区，无疑是最佳选择。在众多屯堡村寨中，仍以大姓为主体，他们聚族而居，建祠堂、修宗庙、上祖坟、续家谱，用传承的宗法思想延续本族的光荣和发展。其结果是对屯堡文化的沉淀，加速了固化作用。

其四，传统意义上的婚姻，是保证家族血缘得以延续的必须过程。在宗法思想支配下，过去的婚姻观很讲究“门当户对”。在这种婚姻理念支配下，他们择亲不但绝不会与周边的其他民族通婚，也不是择偶的对象，甚至形成“屯对屯”、“堡对堡”、“民屯对民屯”、“商屯对商屯”的婚姻圈。就是这种亲对亲、戚对戚的单向性婚姻，以世家通婚的姻亲关系，形成了一种互助互动的人际网，把固有的信仰、民俗、习尚等文化具象相互影响相互聚合而保存下来。

其五，屯堡人都是来自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其生产方式大大优于当地的夷人。屯堡人是明王朝开疆拓土的功臣。对当地少数民族，他们是征服者、占领者。加之相对先进的经济和文化，使他们之间自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自为一脉，自成一体，在整体意识的驱动下，整合成一道厚厚的墙，不屑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渗入。

对比喇叭苗、屯堡人、穿青人族群源流、生活习俗、服饰特征，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共同点：明代遗风。屯堡人史料相对完善，来源有根有据；穿青人和喇叭苗则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元素，缺乏有文字记载的族群史料。实际上，他们祖上都应该是汉族，来到贵州以后，一方面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习俗，一方面又要保留“祖传”或者“家传”，便形成了独特的族群。

2.语言区别

苗语分为三大方言，即东部方言、中部方言和西部方言，不同的族群可能使用不同的方言。例如东部方言主要通行于湘西、黔东北、渝东南等地区的苗族群体；中部方言使用于贵州黔东南、广西融水等地区的苗族；西部方言则在贵州西部、中部、云南、四川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苗族中广泛使用。而且在同一方言内部，还存在着不同的土语，这些语言上的细微差别也是区分不同苗族族群的重要标志之一。

3.习俗不同

（1）节日习俗：不同族群在节日的侧重点和庆祝方式上有所不同。比如四月八，是贵阳、松桃等地部分苗族的重要节日，传说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古代苗族英雄亚努，届时人们会身着盛装，举行歌舞、斗牛等活动。而鼓藏节是黔东南地区苗族的重要祭祀节日，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每十三年或数年举办一次，活动包括杀牛祭祖、跳芦笙舞等，场面盛大而庄重。

（2）婚恋习俗：在婚恋方面，不同族群也各具特色。如台江等地的苗族有“游方”习俗，这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一种方式，他们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通过对歌等形式交流感情、寻觅伴侣。而在一些地区的苗族则有“抢亲”习俗，不过这种“抢亲”多是一种象征性的仪式，通常是男女双方事先约定好，然后由男方邀约伙伴佯装“抢亲”，之后再按传统程序举行婚礼。 

苗学会认为：

苗族是我国一个极其古老的民族，又是一个人口较多、欣欣向荣的民族。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我国苗族人口893万人，仅次于汉、壮、满、回四个民族，在56个民族中居于第5位。苗族人口中的一半(430万)居住在贵州，在云南、四川、重庆、湖南、湖北、广西、陕西、海南、北京等省、市、区都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区。另外，还有200多万苗族散居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寨、美国、加拿大、法国、（法属）圭亚那、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五大洲的十多个国家。苗族还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

此言欠准确。

上古时期，在我国东南部逐渐形成了以栽种禾苗为特征的多元一体部族，他们自称为“蒙”，他称为“苗”。自虞夏时起，就有了“三苗”、“有苗”的记载。关于苗族先民与华夏族遂鹿中原的故事，更是史不绝书。但真正对苗族的调查与研究，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朱熹的《记三苗》，最早提出了当时湖南一带苗族可能是古代三苗遗裔的看法。

1688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德·马盖兰斯于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来华，游历过我国各主要苗族地区，1688年著《中国新纪实》，书中对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的苗族均有记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产生于西方，可以说，在20世纪之前，国外对苗族人们共同体的考察研究成果要多于国内。从一定程度上讲，国内对苗族的研究始于西风东渐。这使得苗学研究从一开始，便具有国际的视野。

苗族独特的社会发展史，内部的支系结构和居住的分散性，具有鲜明的特色，苗族悠久的历史，丰富多彩的苗族文化，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

苗族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现在的情况如何?将来又会怎样变化?这是苗学研究的总题目。具体来说，苗族与古代部落的渊源关系、社会矛盾及其频繁迁徙、苗族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情况及地理分布、发展中的社会形态、苗族自身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苗族的社会经济生活、苗族共同的心理素质、苗族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苗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哲学思维、工艺美术、文化教育、风土民俗等等，都十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