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赏忠厚之至论》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应礼部试而写的文章。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宋仁宗嘉佑五年，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属正九品。苏轼未赴任，经欧阳修、杨畋等推荐，寓居怀远驿，精心准备制科考试。制科即制举，又称大科、特科，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定期举行的常科之外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因由皇帝亲自主持，故名。制科可以溯源到西汉的特科，目的在网罗国家需要的特殊人才。考试时间和科目皆由皇帝临时决定。唐宋以后，制科成为科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史家记载，唐代制科的名目有五十多种，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涉及文武、才艺、德行、政事等方面。宋代以后，历代王朝都有这种制科，科目达百余种。如清朝就有博学鸿辞科、经济特科、孝廉方正科等。应试者不拘一格，可以是现任官员，也可以是庶民百姓，但首先须获得各省长官或相应级别官员的推荐。试前，苏轼上杨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留侯论》就是《进论》中的一篇。

《刑赏忠厚之至论》原文：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刑赏忠厚之至论》译文及行文思路解析：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以上古“八大明君”开篇，引经据典，从正反两方面论述酷刑与祥刑的区别，以孔子的观点收尾，赞扬“哀怜无辜之心”。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

依据前一段观点，大胆杜撰“古书”名言：“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和“三杀三不杀”的故事，以“四岳试用鲧”进一步说明三思而行，大胆用人，宽容缺点错误的道理，以《尚书》词句作诘，点明“宁可执法失误，也不错杀无辜”的观点。这跟“宁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形成鲜明的对比。忠厚治天下，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样的明君很得人心，能安天下。

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进一步推导前文观点：谬赏强过误罚。谬赏损失的只是皇家财物，而误罚则是要人命的行为。紧接着批评了用爵位和俸禄做奖赏和用刀锯作刑具的弊端。一旦论赏就要封官发俸，苏轼认为是不对的，这会引起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在某方面受奖赏的人，不一定具有行政能力，给他加官进爵，他会受不了的。位子不断加高，也有“德不配位”的危险。用刀锯作刑具，受苦的是受刑者，对观刑者不起任何作用。这个观点跟“杀鸡儆猴”不一样，苏轼太会想象了。这一段以“长者之道”收尾，进一步点明为君要“忠厚”的道理。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引用《诗经》中《小雅·巧言》的句子，证明为人君者要善于控制自己的喜怒情绪才不至于偏离仁慈宽大的道理，最后以“春秋大义”作结，点明“立法贵严，责人贵宽”的“忠厚之道”。

这篇文章之所以被欧阳修看中，是因为整篇文章不脱离儒家“仁”的主旨，就算杜撰了“三杀三不杀”，也不影响其观点的雄辩性；“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也与《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治国理念一脉相承。这说明苏轼不但饱读经书，还能活学活用，创新表达。

《留侯论》原文

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 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留侯论》译文：

自古以来，被人们称作豪杰的志士，必定具有超越常人的节操。普通人在情感上总有不能忍耐的时候，一个人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搏斗，这可算不上勇敢。天下真正有大勇的人，突然面临意外而不惊慌，无缘无故受到别人侮辱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远大，志向高远。

这一段论述“处变不惊，方为豪杰。”睚眦必报非猛士，三思而行有高招。

张良从桥上老人那里得到兵书，这件事很奇怪。但又怎么知道这不是秦朝时，有隐居的君子出来考验他呢？看老人用来微微显露自己意图的方式，都具有圣贤相互告诫的意义。而世人不明白，以为是鬼怪，这就错得离谱了。况且老人的真正意图并不在于那本书。

古之圣贤考验人是讲究方法的，借助某物，其寓意往往不在一物之间。

在韩国灭亡、秦国正强盛的时候，秦王用刀锯、油锅等酷刑来对付天下的有志之士。那些平日里无罪却被灭族的人，多得数都数不清。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执法过于严厉的君主，他的锋芒不可触犯，而且当时的形势也没有可乘之机。张良忍不住心中的愤怒，凭借个人的力量，在一次狙击行动中逞一时之快。在那个时候，张良能不死，真是间不容发，太危险了。

滥用酷刑不得民心，关键是酷刑之下也有漏网之鱼，不可穷尽违法乱纪者。反过来说，张良在这样的酷刑遍布的年代能活下来，可谓苍天有眼。

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死在盗贼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身宝贵，不值得为盗贼而死。张良有盖世之才，却不采用伊尹、太公那样的谋略，而只是采用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下策，靠侥幸才没有丧命，这正是桥上老人为他深深惋惜的地方。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来重重地羞辱他。他如果能忍耐，然后才可以成就大事，所以老人说：“这个年轻人可以教诲。”

年轻时的张良也曾逞匹夫之勇，能够苟活已经是万幸。桥上老人为了检验他是不是能够悟道，用看似傲慢无礼的态度对待他。结论是“张良悟道，孺子可教。”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上身，牵着羊去迎接。庄王说：“郑国国君能够对人谦让，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百姓的信任和效力。” 于是放弃了攻打郑国。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到吴国去做奴仆，三年都不懈怠。再说，有报仇的志向，却不能屈居人下，这是普通人的刚强。那个老人认为张良才能有余，却担心他度量不足，所以重重地挫伤他年轻人刚强锐利的脾气，使他能够忍住小的愤怒而去成就远大的谋略。老人和张良没有老交情，突然在野外相遇，却用奴仆的低贱之事来使唤张良，张良却自然而然地去做而不感到怪异，这正是秦始皇不能使他惊恐，项羽不能使他发怒的原因。

这一段说的道理不外乎“大丈夫能屈能伸”，但苏轼不用韩信胯下之辱作比而用张良桥下之辱作比，说明相比之下，东坡更赞赏桥上老人的行为。教人隐忍，隐忍方能成气候。韩信隐忍更胜，但最后的悲剧说明了其性格上的弱点。对一个泼皮无奈，不理会就是了，没必要受其羞辱；对启智老人，则应该尊重、尊敬，向其学习。这可以说是“张良遇贤哲，韩信逢无奈”。

看那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取胜，项羽之所以会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地消耗了自己的兵力；刘邦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兵力，等待项羽兵力疲敝，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想自立为王时，高祖很生气，在言语和神色上都表现了出来。由此看来，高祖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脾气，要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的大业呢？

对项羽的跋扈，刘邦隐忍了，这是张良教的；对功高盖主的韩信也隐忍了，还是张良劝的。可见张良深深感悟了“桥下之辱”，这种智慧，千年难逢。得张良犹如得天下，这是刘邦祖上八辈子修来的福。

太史公原本猜测张良是个魁梧奇伟的人，然而他的相貌竟然像妇人女子，与他的志向和气度不相称。这大概就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的原因吧！

妇人之仁又何妨？张良有妇人之相都能成就大丈夫之业，又何必斤斤计较？东坡看待问题就是这样，宽容、豁达、乐观，所以他就算仕途坎坷也能够快快乐乐、开开心心。